一二·一惨案
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12月1日上午10时，云大方面有武装杂牌军携带木棍扁担闯入校门，捣毁壁报、标语、桌椅等物，追打学生，企图冲上校本部不遂，只好呼啸而去。
上午11点多钟，有佩戴“第二军官总队”标志的暴徒百余人，气势汹汹地向联大校本部进攻，联大学生用桌椅，黑板什物将大门堵住，严密防守。纠察队闻讯赶来相助，参加过远征军的学生，也穿上美军便服，积极加入校园保卫战行列，双方在围墙内外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暴徒反复猛攻。由于大门是木制的，终于被冲开了一个大洞，暴徒们蜂拥而人，用石块棍棒追打学生，学生们拼命还击，在搏斗中许多人受了伤。纠察队员罗纪行被石块打伤脑袋后昏倒在地，刘杰同学臂部、腿部受伤后流血不止，当场受伤的还有魏立中、张君子、向大甘、陈琪、吴达志等同学。学生们齐力反击，终于将暴徒逐出，并抓获一人(名叫崔俊杰，胸章为第1025号，他自称属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奉命前来攻打联大学生)。赶走暴徒后，学生们并没有松懈斗志，他们迅速作了补救措施，严防暴徒再次闯入。
当暴徒们正在猛攻新校舍大门的时候，在南区实验室工作的袁复礼教授赶来劝阻，遭到了暴徒的野蛮殴辱。见状前来劝解的李德宁和马振义两位学生，也被打伤。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张人鹤路过这里，见军人蛮横无礼，仗义劝阻。竟遭致群殴。张人鹤被打伤头部后竭力跑脱才幸免于难，于再不顾伤痛，继续招架。当一暴徒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正准备向新校舍墙内投掷时，于再见势危急，不顾一切上前阻挡，被手榴弹炸伤头部，倒在新校舍墙外，当晚10时20分，在云大医院逝世。于再受伤倒地后，暴徒又几次冲击校门，学生防守极严，终没能再次闯进校内，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悻悻退去。
在暴徒攻打新校舍的同时，由周绅率领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和第五便衣队45人闯入钱局街联大附中行凶。幸好当天是周六，学生大都离校，暴徒在捣毁门窗和抢走钱物后扬长而去。
上午12时左右，这批暴徒强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至饭厅前院中，投掷手榴弹一枚，未伤及人，师院学生猝不及防，只得推开饭堂窗户，退入隔壁昆华工校。暴徒冲进饭厅后，大肆捣毁餐桌餐具。接着，几名暴徒又爬上女生宿舍楼梯，企图行凶，被女同学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子和石灰迎击，没能得逞。与此同时，师院学生在昆华工校同学的大力支援下发起反击，以石子猛烈驱赶暴徒，终于一鼓作气地将其逐出大门。不料暴徒又将大门打破，从门缝中扔进两枚手榴弹，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大批学生负伤倒地。中弹受重伤的联大学生李鲁连，仅只奄奄一息，又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被暴徒拦截，惨遭毒打，遂致气绝。
奋勇救护学生的联大学生潘琰，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又被暴徒猛戳三刀，依旧勉力呼喊：“同学们，团结啊！”于当日下午5时半在云大医院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闻讯赶来援救联大同学，头部被弹片炸破，右耳满盛着血液和白色的脑浆，年仅十七岁的生命当天下午5时结束于甘美医院，他是这次惨案中最年轻的殉难者。特务袭击师院时，联大学生缪祥烈和其他同学一道英勇还击，手榴弹爆炸时，被炸伤左腿，送往医院，后因伤口感染，被锯去伤腿，成了终身残疾。
当天下午两点钟，暴徒们还攻打了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因学生防守严密，没能冲入。又改而冲击迤西会馆并将其捣毁。后又闯入工学院教职员宿舍，肆意打砸，马大猷教授等均遭毒打。同一天，暴徒们还捣毁青云路《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并抢走全部现款，捣毁器物。
总计12月1日这一天，国民党暴徒分头攻击了云南大学、联大师范学院、联大新校舍、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和《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等地，同时骚扰了昆华女中和南菁中学，屠杀了三名学生一名教师，炸伤打伤师生数十人，其中重伤二十五人，轻伤三十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一二·一惨案。在国民党谎称要实施宽政、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时候，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动武装暴徒特务，分头攻打学府，屠杀无辜师生，这是最野蛮的恐怖统治，较之北洋军阀时期制造的三一八惨案更令人发指，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么？
人民是可以愚弄和轻侮的么？青年的血从来都不是白流的！一二·一惨案，全国震愕，也引起了国外关注。国民党当局屠杀手无寸铁的昆明师生，引起了民众无比愤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学生深切的同情和支援。从此全国争民主反内战的运动不断高涨，终至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席卷了华夏大地每一寸热土！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首先在昆明地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大中学教师、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以各种形式声援学生爱国运动。
在联大教授的倡导下，各大中学教师发表《罢教宣言》，严正表示通过罢教以示抗议，并向当局提出惩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和取消非法禁令等三项要求。与此同时，一些进步教授和富有正义感的老师还采取了许多行动来支援学生。如闻一多先生和吴晗教授四处奔走，奋笔疾书，发动教师和社会人士为真理而奋斗；张奚若教授公开发表演说，积极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费青教授和向达教授多次发表文章，表示愿做学生的后盾。如果说惨案发生以前，教师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主要限于道义上表示的话，惨案之后，则体现为实际行动的支持，特别是以罢教的方式来支持。这是最强有力的支持，此形式是一二·一运动的特点之一，标志着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云南地方政界人士也都关切学生的遭遇。12月2日，省临时参议会驻昆委员会听取了罢联代表的陈述和要求，并作了决议，请省府立即设法制止暴行，保障学生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也发表声明，对国民党当局灭绝人性的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并以庄重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昆明市工人、店员、职业青年、部分国民党官兵等各阶层人士，亦纷纷以公祭烈士、写慰问信、捐款等各种形式，热烈声援学生的反内战爱国运动。
昆明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农村后，立即引起了反响。建水、石屏、元江三县的中小学生在三日内捐款200万元，并派专人将款送至罢联会治丧委员会。新平县的高安中心小学和安宁县的八街中心小学分别派代表前往昆明吊唁四烈士，其他如泸西、路南、弥勒、华宁、新平、玉溪、罗平、昭通、宣威、会泽、沾益、大姚、大理、鹤庆等各地中小学师生，用追悼会、传单、演讲、募捐等不同方式，掀起了声援昆明学生运动的浪潮。
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声援昆明学生爱国运动为主要特点的反内战运动的高潮。
重庆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影响特别广泛。设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取得合法地位的惟一公开报纸，它团结各种进步报刊，形成强大的民主舆论战线。在一二·一运动中，该报充分报道昆明学生英勇战斗和各地热烈声援的消息，并发表社论短评，对运动的健康发展起着指导作用。重庆各界名流也纷纷致电昆明师生，誓作后盾，并电汇钱款，作为死伤学生的安葬费和医药费。12月9日至11日，由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等团体发起，公祭昆明殉难师生，把重庆的反内战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声援运动震荡了“陪都”，就连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中央大学校园里，也贴满了反内战的壁报，标语，开展了援助昆明学生运动的募捐活动，中央大学所在地——“没有声音的松林坡”怒吼了。
昆明惨案的消息传到成都，各界人士满怀悲愤，各校学生连夜集会，出壁报抗议，要求惩凶，为殉难烈士们报仇。12月9日，全市召开追悼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市区进发，经过主要街道，学生宣传队沿途向市民作宣传。
在遵义，浙江大学学生于12月12日罢课一小时，为昆明惨案牺牲的师生举行追悼会，决定素食一天，将节约所得捐献给昆明同学。其他如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桂林的广西大学和一些地区的许多中学，也展开了声援昆明的反内战运动。
国民党接收上海后，中共地下党在这里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便是声援一二·一运动。昆明学生运动，则是结合纪念“一二·九”十周年进行的。
西安、贵阳、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天津等地都有群众性的声援活动。广西的桂林，四川的乐山、南充、江津、壁山等市县都以罢课、游行等方式表示声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党、政、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和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在昆明学生正义斗争的推动下，各地反内战高潮迭起，其势排山倒海，正如闻一多先生昭示的那样，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了，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了，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了，而每一个反动者势必都将战栗地倒下去！
四烈士的精神不死！
与此同时，在海外，一二·一运动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反响，得到了爱国华侨、国际友人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华侨致电昆明罢联，决意支持昆明学生；美国、英国一些报刊、电台报道了惨案真相，并发表评论。美国西海岸六位议员要求总统撤离驻中国的美军。
全国人民的支援，海外侨民和各国公正舆论的同情，给昆明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决心以更坚定的奋斗告慰伤者和死去的英灵，继续努力，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和意愿。
就在惨案发生后的12月2日下午，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了死难烈士的人殓仪式。各大中学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和烈士的家属亲友纷纷赶赴联大，瞻仰烈士遗容。灵堂贴满了大屠杀实录、挽词、漫画和追念死者的文章，字字血泪。四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图书馆里，周围摆满了花圈。此情此景，人们无不潸然泪下，悲愤交加。下午3时，人殓仪式在沉痛肃穆的气氛中开始。当最后看到烈士遗体那种血肉模糊的惨状时，人们无不失声痛哭。主祭人也因过分悲痛，而语不成声，无法致辞。最后，由罢联代表致辞，他代表全体与祭人员在烈土灵前庄严宣誓，表明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四烈士入殓后，罢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公祭，以悼念死去的战友，同时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教育人民。为此特发布了讣告。
消息一经传出，祭奠人士十分踊跃，公祭时间一再延长。在一个半月里，从早到晚，前往祭奠烈士的人群络绎不绝，范围之广可谓空前。当时30万人口的昆明市，参加祭奠的就累计达15万人次，其中团体700多个，共收到挽联，悼诗1000多件，先后收到捐款近3000万元法币。仅12月6日一天，前来公祭的团体就达57个。
反对内战、抗议暴行成为市民议论的焦点。烈士灵堂一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地，为正义惨遭杀害的烈士，受到深切哀悼和崇高敬仰。而内战的烽烟及血腥镇压，无不引起群众的刻骨仇视和悲愤的抗议。烈士灵堂成为特殊战场。
烈土灵堂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八年来，它一直是学子博览群书、潜心攻读的中心，在治丧委员会精心设计下，它被布置成特殊的大课堂。
灵堂人口贴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一条血路要走向民主，四口棺材为反对内战”。悲壮的氛围刹时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屏风上贴着“肃静”两个黑底白字，两旁垂挂着反内战标语。益发将气氛鼓动到了极致，任何人置身于此无不为之动容，为之扼腕。门旁有收件处，登记致祭单位和祭品。致祭人进门，由接待员引领，到烈土灵前行礼致敬。灵堂设在右端中央，供桌后面并排悬挂着四大幅烈士遗像，恍若再世。遗像上端有棉花缀成的“党国所赐”四个大字，其嘲讽意味不言而喻。供桌上陈设着的鲜花果品、香炉蜡台，此刻都是一种肃穆的点缀。随着自由钟那悠长绵延的声音，祭奠人虔诚鞠躬，恭读悼词。肃穆简短的仪式，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挽联不断增加，四壁已容纳不下，就从屋梁上垂挂下来，把偌大一个灵堂分隔成许多窄窄的挽联胡同，参观者就在其中闪身穿行。
灵堂另一端，张贴着大字抄写的《一二·一惨案实录》，详细记录了惨案实况。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悲愤与沉痛。下面停放着烈士的灵柩，周围错落有致地摆满了花圈。两张条桌上，堆放着血迹浸透的血衣，并陈列着用玻璃缸装着的缪祥烈同学截下来的残肢，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每个人的视觉，进而深及心灵，化作满怀的痛苦，弥漫开去，充溢着整个灵堂。祭奠人在周历了灵堂之后，往往抑制不住决堤的感情而失声痛哭，但墙上的警语却提醒大家，“不要流泪，要恨”。的确，烈士的血不能白流，斗争也不会停歇。灵堂出口，悬挂着棉花缀成的横匾：“争取自由！”一语道出千万人的心声。
在公祭期间，灵堂里每天都挤满了川流不息的群众，他们凝视着年轻殉难者的遗容和灵柩，沉痛地默念挂满灵堂的挽联挽词，问何以发生这样的悲剧？中国的出路何在，后继者应有怎样的作为才能告慰死去的亡灵？不少人一次又一次地来凭吊，思考。难以自抑的是沉痛的情绪和愤怒的心潮，深受这种特殊气氛的感染，不能自拔。
公祭烈士过程中罢联收集了烈土灵堂的挽联，铅印了一本《烈士荣哀录》，民众争相抢购。该书遂一版再版，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千千万万人在灵堂受到了震动和教育，更加坚定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决心和信念。正如联大冬青社、文艺社六社团在祭文中表达的那样：“在你们的灵前，安置着‘自由之神’，你们已经用你们的骨头敲响了她。每响一下，请相信。会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脱弃了以往的糊涂、愚昧、自私和怯懦，更坚定地献身自由，献身民主。每个人都会在这钟声里清醒过来，认清他们该走的路”。
灵堂公祭在一二·一运动中以其感人肺腑的生动实景，给人以视听上的强烈感受和心灵上的剧烈震荡，从而起到了教育人民、启迪民心、揭露敌人的重大作用。
国民党当局屠戮学生的暴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这场血案绝对不是掩耳盗铃或栽赃嫁祸的做法所能平息得了的。国内民众，在抗议暴行之佘，无不诚恳希望当局痛彻悔悟，改弦更张，真正拿出惩凶平愤的善后办法来。然就在殉难者未瞑目、受伤者未痊愈之时，国民党当局惟一的举措却是开脱罪责，让刽子手消遥法外，以此回答国人的期望，对付民众的善意，并营造出一系列荒谬“事实”，企图制造“合法”的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真内战的反动政策。
12月4日，一二·一惨案直接罪犯的审讯，于下午3时40分在云南警备总部后庭开审，粉墨登场。真正元凶关麟徵、李宗黄以“陪审官”的身份与军法官等高坐台上，听众僻处走廊两侧，离台甚远，以致军法官一一传讯时，十余“犯人”之口供，大半听不清楚，只有真正罪犯慷慨激昂类似演讲的答词，大致还可听清。
首先军法官将传讯之十余人，故意分为三案。
第一案为正义路殴斗案。本来这一天有多起暴徒在昆明街上殴打、逮捕各校学生，并有几起暴徒攻打云大、中法、联大、师院和《新华日报》营业分处，现在对其他作案凶手只字未提，只审讯正义路殴打一案。并且，被告第二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学员周海泉等，反而在法庭上反咬一口，诬称他们被云大学生打伤。
第二案为进攻联大新校舍案。这是第二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学员集体行凶，他们一度攻进校门，造成许多师生受伤，并用手榴弹炸死见义勇为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的大血案。中央社3日的报道说，在云大新校舍投掷手榴弹一事，“经探明系第二军官总队学员王斌所为”。但在审讯时，为中央社指控的被告王斌却矢口否认其有手榴弹，反诬手榴弹为学生所掷。审讯法官不加追究，就轻易让其蒙混过关。
第三案是12月1日在联大师院的投弹案。审讯情况更加离奇。被指控为投弹凶犯的失业军官陈云楼在审讯中却不承认有此事，于是投掷手榴弹就变成“握而未发”了，接下来另一失业军官陈奇达宣称：他在茶馆里遇到一个有时穿中山装有时穿长袍的二十多岁的人，交给他3万元法币和两颗手榴弹，要他去炸学生，许诺在事成之后让他去做支队司令。后来陈奇达又把1万元和一颗手榴弹交给刘友治，让他去炸学生。1日中午，学生在师院和外面的人发生争吵，陈奇达认为时机已到，就和刘友冶匆忙各丢了一颗手榴弹，军法官又询问刘友治。回答也是如出一辙。当问及陈奇达给他两枚手榴弹的人叫什么名字时，陈说叫姜凯，这就是李宗黄等煞费苦心，凭空捏造出来的所谓教唆犯共党姜凯。
总之，审讯全过程，军法官事先安排好词句询问，被传询各犯，对答如流，既不畏缩，且似理直气壮模样。席间多有言语如训话者，错漏百出，听众三次哑然嗤笑。其间，关麟徵也故作姿态地发问了几句，均为不关痛痒之词，终因心虚没敢持久，其表演技巧之拙劣实不敢恭维。一场闹剧匆忙收场。事后有关当局将其结果呈报重庆。12月8日，以蒋介石名义发来一份急电：“陈奇达、刘友治准予枪决，陈云楼送渝军法审判，姜凯应通缉归案，并公布为要。”12月真1日，陈刘二犯“依法”枪决。仅此一项，实有灭口嫌疑，在真正凶犯未根究严惩之前，匆忙解决二犯，其中文章，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国民党当局可谓自作聪明了。
与此同时，屠杀四烈土的主凶李宗黄反而蒙受反动派浩荡皇恩加官进爵了，这是对人权最大的挑战，是对国家纲纪最大的侮辱，这表示了政府根本不可能有与民更始的决心。试问，亿万民众怎能时时在恐怖里生活？试问又怎能容许以人民的尸骨为刽子手飞黄腾达的阶梯？一场史无前例的虐杀事件就在国民党当局轻描淡写、混淆黑白的善后处理中被抹杀殆尽。可是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民心伤透，你将如何自处？民心尽失，你是在自掘坟墓！
凶手审凶手，凶手自问自答，可耻！
同胞哭同胞，同胞流血流泪，伤心！
正如费孝通教授所撰文评述的那样：“阴谋是没有用的。即使阴谋在枪杆和暴力的支持下获得实现，也不见得会发生什么效果。阴谋的玩弄者除了落得摧残教育、贻误青年的恶名，还有什么收获！当你们自居于青年的敌人之后，那罪恶是永远洗不掉的。”
一副对联说得精辟：“尽尽尽，谎话说尽，绝事做尽，人心失尽，民主战士杀不尽；了了了，宣言发了，鲜血流了，百姓醒了，法西斯巢穴倾了。”
四烈士在万人悲泣声中入殓。停柩于联大图书馆。哀声所致，举国震悼！追念着四烈士及一切无辜者死伤的惨痛，治丧委员会决定于12月17日上午10时，为四烈士举殡，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并坚定人民为和平民主奋斗之志，同时也是向独裁者示威，表示最愤然的抗议。
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清晨寒风料峭，送殡的人群如潮涌般汇集于西南联大新校舍，校舍草地上，人头攒动，女学生们正忙着向每个人分发纸花和黑纱。
11点钟起灵，在一片爆竹声中，从容哀凄的3万送殡者，簇拥着灵车，徐徐走出联大校门。
这一天，昆明市万人空巷，倾城而出，出殡路线两旁人山人海，阳台窗口，也挤满了人群。地方当局通令“相率关闭门户”，企图通过“罢市”来削弱影响，结果却反而弄巧成拙，使全市民众都有机会恭迎这一悲壮盛典，共同来向四烈士诀别。殡仪大队由摩托车开路，自行车队跟随灵车，所过之处，哀乐齐鸣，无不引得聚观者动容侧目，争相前涌观看，或向学生索取《告三迤同胞书》等传单，致使道路多次阻塞。纠察队勉力相劝才使其稍向后退，浩浩荡荡的殡仪队伍方能顺利通过。
送葬队伍缓缓前行。写有“民主信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十二块大木牌标语后面，是殡仪主席团，缪祥烈同学坐在人力车上，一只空荡荡的裤腿触目惊心。殡仪行列分为四个大队。每队前面是灵车和送殡队伍，像亭后面有烈士血衣、花圈和挽联。送殡者身份各异，他们四人一排，配戴纸花和黑纱，面呈坚毅沉痛之色。学生们高举着“党国所赐”、“军阀杀人”、“以生命为血钟召唤和平”等横标，身着袈裟的和尚、敲击法器的尼姑走在烈士灵柩前边，哀乐声和鞭炮声动人心魄。
出殡路线绕行昆明各主要街道。各重要路口都设有祭台，炅车每到达一处，均有各校学生宣读祭文，触景生情，总忆起同窗共读的时光和特务肆虐的情景，致祭人和周围聆听的同学无不泪流满面。悲凄之余更有怒火在烧，如泣如诉的《送葬歌》字字血泪，深深烙人昆明人的心中。这哪里只是誓词，只是控诉，这分明是声讨反动派的战斗檄文！
下午5点钟，出殡队伍回到联大新校舍，举行公葬典礼。在司仪引导下，鸣炮，奏乐，上香，奠酒，唱挽歌。行礼如仪后，全场默哀，墓地上一片寂静。时近黄昏，夕阳斜照，晚霞映照着林立的仪仗和肃立的人海，不久前发生的一幕幕往事重现在送葬人的心头，使他们在极度悲愤中陷入沉思。
烈士的灵柩依次放入墓穴，墓地从左至右，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主祭和陪祭掩土，封闭墓穴之后挽歌声再起，鞭炮鼓乐齐鸣，最后，主祭、陪祭简短致词。
查良钊先生致词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个民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四烈士虽然死了，而他们未完成的工作，则留给我们。”
闻一多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也还远得很……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吴晗先生指着“民主种子”的题词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应改为‘民主圣地，……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不忘记在西南的角落上，有一块‘民主圣地”。
讲话完毕，群众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会场上举起如林的臂膀，响起雷鸣般的吼声：“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严惩杀人凶手！”“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葬礼不是在哀乐声中默然结束，而是在怒吼的口号声中和坚不可摧的誓言中落下帷幕。
四位勇士，安息吧！你们的名字将被新中国的人民所反复传诵，你们不灭的精神将为后继者们所禀承，所发扬。一息尚存，争取民主的奋斗不止，待捷报飞传之时，再来告慰你们的亡灵。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不走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里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的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我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回来！
自由，快快地回来，
光明，快快地回来。”
——冯至《招魂》
军特警宪肆意横行
远在抗战后期，国民党重庆政府以保卫西南后方重镇为名，建立昆明防守司令部，蒋介石委其亲信杜聿明为司令。从表面文章说，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设立是为了保卫国防重镇和国际交通大动脉，应予肯定，但实际上它的设立还有另外一层背景，那就是云南人民抗日民主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民主堡垒的美名誉满全国，而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当局与这股民主潮流又有些关联，因此，为了防范人民，监视龙云，实现其反共目的，蒋介石便藉保卫昆明之名设立司令部，—举多得。司令部既有正规的军人，更配备了大批军统、中统特务。抗战胜利后把龙云赶下台，蒋介石、杜聿明靠的就是防守司令部。
因为搞龙云不得人心，为了收买人心和多少给龙云—点颜面，杜聿明被调到东北任职，防守司令部“改组”为警备总司令部，以蒋介石的又一个亲信关麟征为司令。防守司令部在昆明横行无忌，残害人民，所以有人曾在司令部侧面树上贴了一付对联，上联说“杜聿明，明劫明抢民遭殃”；下联为：“李宗黄，黄脚黄手皇家官”。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改组龙云政府及其以后的云南政局。
由于关麟征积极参与镇压“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声名狼藉，蒋介石不得不以舍车保帅方式把关麟征与李宗黄一齐调走，另派嫡系霍揆彰为警备司令。又因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霍揆彰罪恶暴露，蒋介石故伎重演，撤了霍揆彰，再用何绍周这个已经过继给蒋介石死党何应钦为子的人顶替霍揆彰任司令。不得不走马灯式的频繁更换司令本身已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司令部残害人民、丧失人心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及其如何残害人民的活动。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除正副总司令、正副参谋长外，下辖九处、三室、一科，直属部队有一个警卫团和一个通讯营。九个处是：
参谋处，掌管中央军第二十六军的作战、训练、装备和云南保安总队的作战指导，并搜集军事情报；
副官处，指导警卫团，负责警卫，设有拘留所，管押所谓人犯等；
军需处，保障后勤供应，并处理所查获的物品，包括大烟和武器弹药等；
军法处，掌理案件，包括所谓中共活动案件；
情报处，侦察和搜集中共及其武装的情报；
新闻处(政工处)，负责新闻审查，社团及军队内部国民党的组织、省，市、专区和县国民党组织的联系工作，以及对所谓政治犯的管教等；
稽查处，在昆明及全省各交通要道设检查站，与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十三团、滇缅公路稽查室、滇越、川滇两个铁路警务处，以及一些重点大型工厂的稽查室等警、宪、特机构，密切配合，防备所谓“奸人活动”；
外事处，办理一切涉外事宜；
交通处，掌握铁路、公路运输情况，办理军运和通讯。
从上述九处的设置和其职责范围，我们可以看到昆明及全省城乡，无论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都有国民党敌特组织在活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千方百计地陷害人民，打击共产党，破坏民主运动，镇压革命，搜刮云南人民的血汗。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往往采用各种“会报”，策划，指挥镇压云南各族人民的活动。这种会报有定期的，也有临时的。定期如“业务会报”、“治安会报”、“警备会报”、“执行小组会报”等；临时召集的“会报”如“滇西警备会报”、“清剿圭山会报”等。
所谓“业务会报”，每天上午一次，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十分钟，由总司令亲自主持，科以上主要头目参加，主要目的在于检查督促各部门提高工效，把反共反人民的工作做好。
所谓“治安会报”，每星期三举行一次，参加人员有正副总司令、参谋、副官、军法、稽查、新闻、情报等处处长，以及昆明市警察局、郊区警察局、宪兵十三团、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等单位头目。目的在于检查上周工作，布置下周任务。问题在市区发生，交昆明市警察局处理，在专县发生，交邻近驻军处置。如1948年某日的会报，铁路警务处头目说边纵朱家壁部三百余人在徐家渡车站以南越过铁路向西而去，会报立即电告驻开远的第九十三师前往追剿。
“警备会报”，是全面统治全省的军政联席汇报会，通过这个会报策划进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步骤和破坏民主运动的方法等。出席会议的全是云南军政最高当局头头，一般由卢汉亲自出席主持，每两周举行—次。形式上有关云南的一切警备措施都是通过卢汉执行的，但由于卢汉同蒋嫡系何绍周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形势发展对卢汉的影响，卢汉对有关镇压游击队的事逐渐不愿干了，这个“警备会报”也就改为不定期举行。
“执行小组会报”，每星期六举行，地点在警备总部小花园，由总司令(或副总司令)主持，参加人员除警备总部的参谋、副官、稽查、新闻，情报等处处长外，还有国民党省党部、云南省三青团总部、云南全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铁路警务处、滇缅公路稽查处、宪兵特高组等单位头头。专门搜集中共地下党成员名单、民主人士名单、学生会领导人名单，和工会骨干名单，研究破坏对策。然后逐级向上汇报，即警备总司令向卢汉汇报，卢汉再向西南行辕汇报。—旦有关上司下达指示，贯彻执行则分别从两方面行动：在社会上由稽查处会同警察局实行；在学校和社团内部则交由省党部和三青团实行。敌特们以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进行破坏，如遇学生开会则先行阻止，—阻止失效即行捣乱会场。学生上街张贴标语传单，便衣警察、特务就尾随其后，一方面撕毁传单、标语，—方面准备施行逮捕、镇压。
以上所大略叙述的“会报”，说明警备总部及云南地方当局，为维护蒋家王朝统治，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无论城市乡村，也无论机关学校，无论交通线上，无论工厂车间，到处都布满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刽子手，举起屠刀，随时准备向人民砍来。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后，又勾结美帝国主义，阴谋发动内战，镇压爱国民主力量，这些倒行逆施，大大激怒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连那些只埋头书斋，潜心学术的教授们，也为爱国心驱使，纷纷拍案而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来了，有的成了坚强的民主斗士。闻一多便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
闻一多，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青年时代求学清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用红纸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门口，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在清华园引起了一阵波澜。后来留学美国，学文学、绘画和戏剧。在美国目睹中国同胞备受歧视和欺凌，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思乡的情绪越来越浓重。他发现在美国的自己，不过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罢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国，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去。为此，他提前结束学业，于192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他迫不及待地回国，一心想报效祖国。可是到了祖国，迎接、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他是1925年6月1日在上海登上朝思暮想的国土的。然而，就在两天前这里发生了“五卅”惨案，被反动当局镇压的学生、工人的血迹在马路上仍依稀可见。这使闻一多失去了生气，惆怅莫名。接下来，他看到的、听到的是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帝国主义入侵，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他的“爱国梦”破灭了。他以诗人独有的表达方式，在心灵深处呐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发现》)痛定思痛之后，他缄默了，他决心把政治留给“魔鬼去开垦”。
从此，他越来越远离政治，远离群众，缩进学术的象牙之塔，潜心于《诗经》、《楚辞》等古籍的研究。无论是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还是重返清华园任教，乃至在西南联大蒙自文学院时，他都基本不问政治，一心做学问。在蒙自时，他整天缩在哥胪士洋行中做学问，辛勤笔耕，几乎连楼梯都不下，因而被隔壁的郑天挺先生和罗膺中先生赐给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其实，这时的闻一多虽想痛苦地离开政治，实际上却不能办到。一贯讲课不涉他的闻一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清华一院二号教室上课讲“毛诗”时，竟抛开讲义，说起西安事变，像与人辩论似的。这使熟悉他的人想到，他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并非不问政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使他颇感意外。多年后，他说“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啊！”这些情况说明，闻一多在理想破灭后，其缄默是在痛苦地思索，观察着一切。当他一旦辨明是非，认定方向后，必将义无反顾地为坚持真理而斗争。
在昆明八年的西南联大生涯，是闻一多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使他由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学者、诗人、教授，拍案而起，成为坚强的民主斗士。由长沙步行湘、黔、滇，随“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组成“联大”的生活，使闻一多接触、了解了人民，特别是苦难深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在西南联大奔波流离的躲空袭的感受；从郊区赶往联大新校舍上课时，途中亲睹“病兵”走着走着便倒毙的惨状；特别是生活每况愈下，大学教授薪金养活不了家小，被迫典当衣物，仍无法饱腹，只好到中学兼差，甚至操起“手工业”为人治印的现实生活，促使了闻一多的转变。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拍案而起了！
那是1943年至1944年间的事。
1943年，闻一多应联大英藉教授罗伯特·白英之请，合作编译《中国诗选》。他读到了朱自清由成都休假带来的一本诗集，上面刊有解放区诗人田间的几首诗，如《自由，向我们走来》、《五人在商议》、《给饲养员》、《多一些》、《晋察冀向你笑着》、《人民底舞》等等。读后，闻一多从多年的苦思中大为振奋，他在一次讲唐诗的课堂上又一次打破了不谈课外事的惯例，介绍起田间的诗来了。他称田间的诗是“时代的鼓点”，田间是“时代的鼓手”，呼吁当今时代应有更多的这样的鼓手。这堂课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说：“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真是如此！此后的闻一多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大声疾呼：“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向圈子外喊去”，“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
在1944年联大学生组织的“五四”座谈会上和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当有人要求学生要潜心于学术，而不要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认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学生过问政治是幼稚等等时，闻一多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拍案而起，“火”起来了。他说：“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人‘闹事’，我倒以为闹闹何妨！‘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学生闹起来的。请问有什么害处？”
闻一多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积极投入政治活动，汇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闻一多要呐喊了，可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惟有加入一个组织与更多的同志团结一道才有力量。他要求参加共产党，但朋友们劝他，为了民主斗争，眼下加入民盟更为合适。加入民盟后，闻一多更英勇地投入了民主斗争。这时的他，不仅是诗人、学者、教授，更是民主斗士了。
1944年10月10日，在昆华女中召开的演讲会上，当有特务用放大爆竹来破坏会议时，闻一多愤怒地指责：“放爆竹捣乱会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公开上台来讲！我们鼓掌欢迎你们上台来跟大家讲！但不要在台下偷偷摸摸地破坏！”闻一多义正辞严的责问，弄得特务们面面相觑。
对国民党政府大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大西南危在旦夕时，闻一多大声疾呼：“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叫喊！我们要愤怒！我们的第一个呼声是：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这抗战的最后根据地！”
1945年在云南大学召开纪念“五四”大会，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了。会场秩序突然混乱起来，人们纷纷跑到树下躲雨，无论主持会议的人怎样呼喊都无法维持。这时，闻一多走向扩音器，掀动长髯，大声吼道：“下这点雨不可怕。三千年前，周武王起兵伐纣，出兵的当天，也遇到了一阵雨，有人说，这是不吉利。当时有人站出来驳斥，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把兵器上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打敌人更加有力量啦！”接着，闻一多手臂一挥，高声讲道：“今天，我们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是‘天洗兵’。勇敢的青年站过来！是继承五四传统的青年站过来！”“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众中去！”他的话立刻起了作用，人们站拢来了，会议在风雨中继续开下去。
一个一心巴结国民党，写了不少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寻找哲学根据文章的西南联大哲学家，有一次向闻一多挑衅性地说道：“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闻一多立即反击说：“谁的主张正确，我们就支持谁，我们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如果说这就是做尾巴，那么，做共产党的尾巴又有何不可？难道自命清高而又向反动当局献媚取宠，反而是光彩体面的吗？”弄得这位教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闻一多先生住宿的昆明近郊司家营联大文科研究所时，闻一多高兴得欢跳起来，犹如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理发店，剪去抗战不胜利决不剪去的美髯。可惜，全国人民高兴得太早了，闻一多的美髯也剃得太早了。抗战庆祝胜利的余音未逝，美蒋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在祖国上空了。这时，闻一多奔走呼号，反对内战。当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争民主、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昆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一二·一惨案时，闻一多怒不可遇，他把这一天称作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在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倡议下，西南联大教授会决定罢教一周，以示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和对爱国青年的支持。
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出殡时，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怀着极大的悲愤参加了出殡大游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出殡队伍回到联大安葬四烈士时，闻一多发表了演讲，他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徵、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这些铮铮言词，像匕首、像投枪，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它刺得敌人胆颤心惊，刺得敌人恼羞成怒。
其实，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何止闻一多？吴晗也是另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土。在为争民主而斗争中，他们都勇往直前，无所顾忌，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人们称闻一多的演讲为“狮子吼”，称吴晗的发言为“小钢炮”。他们俩只是众多的民主斗士中的代表人物罢了。但是，越是陷入灭顶之灾的反动家伙，越是会疯狂地作垂死挣扎。反动派终于将罪恶的魔爪伸向爱国的民主斗土了，他们在昆明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李闻惨案”。
所谓“李闻惨案”，就是国民党特务用卑劣的手段暗杀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昆明支部的领导人李公朴和闻一多。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发动内战的准备步伐，为了解除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便在蒋管区内进一步疯狂镇压民主力量，借以巩固后方。因而在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反动派又先后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南京“下关惨案”和昆明的“李闻惨案”。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前，大造反动舆论，对民盟和爱国民主人土造谣中伤。国民党特务以“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署名组织散发传单造谣说：“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又称：“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是闻一多。”这是1946年5月，李公朴刚从重庆到昆明时之事。6月间，特务组织又张贴标语和传单，造谣说，民盟“勾结地方势力想夺取政权！”更为甚者，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当局公然对爱国民主人土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诬蔑爱国民主人士是苏联的走卒和害人虫。竟将闻一多称为“闻一多夫”，吴晗是“吴晗诺夫”。在由昆明市反动警察局印刷的夏季卫生标语中，竟出现了“扑灭李公朴的传染病”的标语。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制造紧张空气，实行昆明全城大搜查，防备所谓“奸党爆动”。在大搜查中，连滇军将领安恩溥、禄国藩的住宅也遭搜查。反动当局把昆明城弄得鸡犬不宁，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诬蔑攻击和造谣中伤，昆明民盟支部决定反击。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和向人民说清真相，民盟接连召开了三次记者招待会，由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向各界表明民盟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反复强调：民盟是非暴力的革命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暗杀、暴动更是民盟所反对的。其实，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是贼喊捉贼的手法，他们造谣说别人组织暗杀活动，实际上是他们在策划暗杀活动。其阴谋被揭穿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玩起了威胁恐吓的手法，公开或未公开地表态，李公朴、闻一多等人是要暗杀的对象，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将要被暗杀的黑名单。民主斗士为国为民奋斗献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李公朴先生针对反动派的恐吓，就多次公开声称：“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造谣中伤、恐吓威胁，都阻止不了爱国民主斗土前进的步伐，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为了使发动内战后有个安定的后方，便真的将暗杀计划付诸实施，举起了杀害民主人士的屠刀。在昆明第一个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便是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是我国文化界著名的进步人士，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江苏常州人，早年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时从事政治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公朴痛心疾首，愤然离开了军队，脱离了国民党，赴美求学。回国后积极从事民众教育，创办《读书生活》杂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与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并为负责人之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切自然为蒋介石集团所不能容忍，将救国会的七位负责人逮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便是。“七君子”之一。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后，李公朴仍义无反顾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武汉会战失败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共产党才是希望，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参观学习。到延安后，他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织“抗战教学团”，通过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晋察冀边区考察和进行宣传抗战的教育工作。这时，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表明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的观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了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枢纽，李公朴来到了昆明。他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籍，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学习、座谈，揭露蒋介石内战的阴谋，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反内战、争民主。
李公朴的爱国活动，使敌人十分恐惧和仇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最后一批学生离昆后，以为民主力量减弱了，是镇压民主人士的大好时机，便对李公朴下毒手了。
1946年7月11日晚饭后，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外出办事。晚上九点左右，他们乘公共汽车返家。当夫妻俩下车处经学院坡回北门寓所的途中，李公朴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无声手枪的袭击，中弹倒地。过路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云南大学的学生将受伤的李先生迅速送往云大医院抢救。终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第二天凌晨逝世。当闻一多、楚图南、尚钺等战友赶到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闭上了双眼。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
李公朴被害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特务要暗杀的第二号人物就是闻一多。朋友们劝闻一多少外出，以免发生意外。但闻一多面对死去的战友，他怎能不管呢？他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献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他加班加点赶写《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见诸报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悼念死去的战友。这时，国民党特务对闻一多的盯梢越来越严重，西仓坡联大宿舍闻一多的住处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光顾，形势越来越严峻。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十分担忧丈夫的安全，劝他：“你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我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指患心脏病)，可怎么办好啊！”闻一多很理解自己的妻子，也知道作为丈夫的责任，但为民主而战更是不能退却。他开导妻子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闻一多仍一如既往地为爱国民主运动而战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把个人生死已完全置之度外。有消息传来：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大家劝他避一避。闻一多更加临危不惧，他对朋友和学生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怎么谈得上争民主？假若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葸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
1946年7月15日上午，昆明学联为了揭穿李公朴遇害被国民党说成是“桃色事件”。的谣言，也为了纪念李公朴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报告会，请李公卜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遇难经过。当张女土说到伤心处，悲痛欲绝，讲不下去的时候，混进会场的特务们便趁机起哄，怪叫，嘻笑。这大大激怒了坐在台下的闻一多。本来不打算讲话的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走上台扶李夫人坐下后，他怒目圆睁、俯视整个大厅，即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只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呵！有事实拿出来说呀！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地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呵！(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是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去年“一二·一”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年轻的一代，献出了他们的血，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地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低沉渐高)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你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鼓掌)
…………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展云南光荣的历史！(鼓掌)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闻一多的这篇即席讲演，谁也想不到竟是他的最后一次讲演。它立场鲜明，气壮山河，是闻一多思想、人格的升华和结晶。它表现了一位爱国的民主斗土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的民族气概。对人民来说，这篇最后的讲演是战鼓，它激励着人民为争取光明，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而英勇战斗。闻一多的这篇讲演，对敌人来说简直是一枚重磅炸弹，其震撼寰宇的呐喊，使敌人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正因为如此，他们作垂死挣扎，狗急跳墙了，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闻一多。
为了防备万一，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开完后，一大批同学护送闻一多回家。当日下午，民盟办的《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闻一多与楚图南一道离家前往。闻一多在会上向各界详细介绍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发动内战的经过，报告了李公朴先生死难详情。五点左右，招待会结束，闻一多与楚图南为防特务暗算，商议一个从南一个向北分道回家。闻一多由来接他的儿子闻立鹤陪同，朝联大教授宿舍西仓坡走去。《民主周刊》社所在地府甬道距西仓坡不过百米左右，当闻一多至离家仅五十多米时，暗藏的特务突然开枪。闻一多中弹倒地，儿子立鹤马上扑在父亲身上，掩护父亲。国民党特务就这样杀害了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并使其子立鹤受伤致残。此时的闻一多年仅48岁。
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最高当局的一次有预谋的政治暗杀。早在1946年5月，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就下令稽查处长王子明组织四个情报组，拟定了一个五十多人的暗杀名单。6月间，霍带上王飞南京向陈诚汇报，准备经蒋介石批准后执行。当时，蒋介石正与美国特使马歇尔密谋东北问题，没时间召见霍、王，二人只好将黑名单存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初，霍揆彰收到国防部密电，命他“便宜处置”，因而才敢如此疯狂地暗杀民主人士。
反动派企图以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把蒋管区的民主运动打下去，巩固其黑暗统治。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越是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越强烈。他们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却激怒了人民，千万个李公朴、闻一多的后继者又站了起来与之进行更猛烈的斗争，反内战、争民主的烈火越烧越旺，直至蒋家王朝摧毁。
李、闻遇难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十分关注，毛泽东、朱德，分别致电李、闻家属，对李、闻被特务暗杀表示沉痛哀悼。唁电称李公朴“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好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承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后来，毛泽东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闻一多，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勇气概”。
7月26日，延安各界万余人士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沉痛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内战政策、特务政策。他指出：李公朴、闻一多等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这种英勇行动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象征。我们谨向一切死者致哀，一切生者致敬！我们一定要声援你们，我们愿意和你们紧紧地携手并进，再接再厉地共同奋斗。
在南京，噩耗传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向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团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国民党政府“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即使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犹不敢肆意为之”，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惩凶，安葬死者，取消特务机关等。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给闻夫人发来了唁电，表示哀悼。
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及时报道了事件真相，刊登各界群众举行追悼会的报道和知名人士的悼念文章。两报还分别发表了《杀人犯的统治》、《抗议闻一多教授的被刺杀》等社论。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从成都致电南京蒋介石，怒斥国民党，指出民盟“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梁漱溟、沈钧儒等民盟政协代表发表致国民党的抗议书，指责这是国民党“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民主同盟还发表书面谈话，含悲表示：“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的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
苏皖解放区等地，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也举行了李、闻追悼大会。
在重庆，7月28日，各界人士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到会群众达六千人，收到函电、挽联、花圈一千二百余件。
在上海，10月4日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五千余人出席。郭沫若、罗隆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宣读悼词，悼词说：“我仅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在全国各地，人民大众的抗议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
中华文协总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文化教育事业协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上海分会、重庆文化出版界、昆明学联、上海学联……数不精的群众团体都纷纷挺身而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站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前列。
各界知名人土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于7月19日联名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罪行，并请求派代表团来处理中国事件。吴晗更是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了《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闻一多先生之死》等九篇悼念亡民的文章。
连年幼的小学生也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他们用孩童逼真的语言咒骂国民党特务：“你坐着吉普车就摔死”，“路上走着就让汽车把你碾死”，“睡着鬼就把你弄死”，“你上飞机就着火烧死”。特务走到天涯海角，都不得好死！而“你打死的人，还没有死，他的精神还保存着，他活在永恒的历史上”。
海外的追悼与抗议也是空前的。陈嘉庚等新加坡华侨千余人，于1946年9月15日召开大会，挽联为“烈士之血，民主之花”。大会发出通电，要求严惩凶手。马来亚的7个分部及25个区分部，都举行了追悼会。民盟满九支部、暹罗支部也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悼会与抗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纽约的53名教授，也为李、闻被暗杀事件提出严重抗议。伦敦、纽约、莫斯科的一些报纸、电台也刊登和广播了闻一多被害的消息。
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站起来！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孤立了！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蒋管区“反内战，争民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着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着敌人，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统治崩溃之日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