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携带几名随员毅然西行入藏。
当地群众跳起神舞，欢送格达。
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吴忠发表了即席讲话：
“亲爱的兄妹们，这次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欢送格达活佛，因为格达活佛要为西藏人民而远道入藏。你们也是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跳锅庄来表示欢送。格达，最受尊敬的活佛，现在离开了，你们不要难过，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完成任务，重和你们见面的。解放军是为解放藏族人民而来，今后藏族人民的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我们一起欢送格达活佛，我们心里很激动，这里买不到好吃的东西，送给你们仅仅很少一点钱为礼物，请不要嫌少，收下吧！”
人们静静肃立，眼泪簌簌流下来。一些老阿妈手摇转经筒，嘴里喃喃祈祷着。
格达一脸宁静地和大家道别。
在拒绝了吴忠和天宝带来的银元之后，吴忠建议活佛带上两支美国卡宾枪，以便在途中防止散匪袭扰，格达点点头收下了。
他翻身上马，与吴忠、天宝并辔而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格达从邓柯与岗托渡口中间的卡松多渡过金沙江，前往昌都。
他将用鲜红的血液作墨，在和平解放西藏历史画卷上描绘这样一个人：戴一顶礼帽，穿一件藏式长袍，眼神深邃，宽厚的嘴角紧抿，方正的圆脸上流溢刚正之气的格达。这幅图画如此之高大，以至于透过几十年的时空，我们仍要仰望它。
格达活佛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
所有人的心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拉紧了。随着活佛的远行，这根绳索被越拉越长。越崩越紧。
活佛去的是龙潭虎穴啊！
就在格达活佛进藏之前，已有三个劝和团从西北和西南进入西藏，历经曲折、艰辛。
在西北，彭德怀派出第一个劝和团。
这是1950年初，彭德怀派一野情报部藏族侦察员张竟成等，以商人身份入藏开展劝和活动，并调查情况。张竟成身上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还有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具有崇高声望的藏族高僧喜绕嘉措也给达扎带了口信。张竟成于2月1日启程，5月初抵达拉萨。向有关人员转交了信件。但以达扎为首的噶厦顽固分子坚持分裂立场，将他们一行送出藏境。
同年2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电指示，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放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电文中还指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之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亦应即设法派去。据说达赖的长兄现在西北，望西北局调查是否可以派去。
志清法师是谁？他是留学藏地取得格西学位的第一个汉僧学者，本来叫密悟法师。
密悟法师，汉族，俗名霍履庸，是河北井陉人。他幼年随大勇法师入藏求法，在康定出家。后至拉萨哲蚌寺学经10余年，成绩优异。大约在1943年至1944年期间，在拉萨传召大法会上，经过辩经考试，他考上了拉让巴格西第七名。按照当时寺庙规矩，考上格西应对僧众施舍稀饭、酥油、茶和藏币。然而密悟是个穷喇嘛，从哪里弄这一笔可观的费用呢？幸亏国民党给了他一些资助，噶伦索康又给他几百斤酥油，他才得以过关。从此，他在拉萨声誉鹊起。他和噶伦拉鲁、贵族擦绒、宇妥交往也很密切。
1946年，密悟法师回到成都居住。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命令在成都成华大学政治系任教的地下党员熊子骏拜密悟为师，以学习西藏的“因明”、“中观”等藏学为名，向法师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法师成为倾向共产党的爱国进步人士。
成都解放后，熊子骏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把密悟法师的情况向邓小平、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在重庆曾家岩的办公室里，和密悟法师进行过一次对话。
当刘伯承问从西康北路进军要经过哪些重点城镇时，密悟法师答道：
“是甘孜，江达，昌都，尤其是昌都，是西康入藏的门户。所以，若能占领昌都，则如解开衣扣，西藏将失去东方的屏障。”
谈到具体用兵，密悟法师建议：
“对藏用兵，须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渗透，以夺其气为主，不必实际攻击。一次如此解决依次皆可从之。进至藏边再与达赖及首要接触谈判，陈述利害，晓以道理，则对藏用兵，可做到不血而定。”
刘伯承则动员密悟法师再次进藏，为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回到成都后，密悟法师向熊子骏建议，要和原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少将参议贾题韬居士一同进藏。
接受任务后，密悟法师、贾题韬和原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与十八军联络部部长取得联系。他们决定于1950年3月份出发。因国民党留下一些特务，经常进行暗杀活动，为了安全，密悟法师改名为志清法师。
他们进藏的任务有二。一是通过密悟法师和西藏上层人物进行接触，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二是密悟法师对康藏地区较熟，可力争协助解放军解决一些进军中的困难。
这是我方派出的第二个劝和团。
他们跟在一个马帮商队后面，到了金沙江边。金沙江已有西藏地方军把守，必须有马牌才能通过。密悟法师在甘孜大金寺当过堪布，有些威望，就向寺里要了一个马牌。但西藏方面对金沙江防守甚严，有马牌也不让过。
过不了江怎么办？
密悟法师让大金寺派出一个名叫江巴伦珠的人，过江探听虚实。他们则在江边搭了一个帐篷，等候消息。十八军情报处的李奋处长这时在德格，密悟法师配合他向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做了很多工作。
江巴伦珠从江那边返回。他说，后比他们出发的格达活佛已到昌都，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并劝他们不要过江，过去也发挥不了作用。他们在此一直等候。直到昌都战役发起，才随部队过了江。在后来进军拉萨的过程中，密悟法师发挥了巨大作用，多次解决了部队缺粮和用房的燃眉之急。
在西北，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关于派人入藏说服达赖集团的指示后，立即派人展开调查，发现毛泽东电文中所说的达赖长兄当才活佛在西宁塔尔寺。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到塔尔寺对当才活佛进行动员，第二天，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趁塔尔寺灯节的机会，亲自去找当才活佛，经多次恳谈，当才答应人藏劝和。
一个由八个人组成的劝和代表团成立了。塔尔寺当才活佛土登·居美诺布为团长；副团长是青海黄南州同仁县隆务寺的夏日仓活佛，还有大通县的先灵活佛噶登加措。秘书长由夏日仓的弟弟格来加措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的迟玉锐是秘书，其爱人程广惠为机要员，李铭为服务员，汪永德任藏语翻译。
5月2日，毛泽东给西北局复电，同意该劝和团入藏，并提出“要旧西藏地方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
7月，劝和代表团从西宁出发。彭德怀亲自赶来送行。代表团带着中央批准的“十条”和电台，并携带着4挺轻机枪。他们和156个朝佛者、商人结伴而行。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劝和团的三位活佛仿佛在用行动证实着这一论断。当才活佛是首席代表，但他却代表着西藏上层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贵族的利益，企图将情报尽快送到西藏。每天宿营，他总离代表团营地相隔半天或一天的路程，一旦有机可乘，总想把代表团甩掉。先灵活佛整天念经，他参加劝和团不过是借机去拉萨朝佛。而夏日仓活佛却表现得立场坚定，一路上做了大量工作。
有一件事给三位活佛出了一道考题。
劝和团到达可可西里的下午，大约在四五点钟，马刚放出去吃草，忽然刮起一阵大风，足有十一二级。飞起的沙石，重重打在人身上。风沙过后，迟玉锐等人的四匹马不见了。他们被困了一个多星期。对这件事，当才活佛幸灾乐祸，先灵活佛表示无能为力，只有夏日仓活佛和弟弟格来加措，一面派出自己的喇嘛四处寻找，一面利用摸顶念经等宗教仪式，向群众了解情况，经过许多周折，才把马匹找回来。迟玉锐向送还马匹的牧民赠送了200发步枪子弹。
当劝和团到达离藏北重镇黑河大约一马站的夏曲卡时，黑河的四品官堪穷土登桑布，带着一位六品俗官，出面阻止劝和团前进。并要没收代表团携带的一部老式的15瓦收发报机，以及自卫手枪。他们当即向上级请示对策，上级回电：“为了表示我们的和谈诚意，同意将电台和手枪交旧西藏地方政府，但必须设法去拉萨。对新疆逃亡匪徒乌斯满、哈里瓦斯的部属要提高警惕。”
第二天，一个班的藏兵来了。电台里正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昌都已解放，把昌都解放的消息立即转告西藏当局……”电报没收完，藏兵就伸手拉天线。当迟玉锐把昌都解放的消息告诉堪穷土登桑布后，他的态度稍有好转，并派人送来一袋大米和饲料。
这天，鹅毛大雪骤降，连续下了七八天，雪深过膝，放眼望去，到处是阴森森的白光，青草、牛粪全被覆盖，牲畜没有草吃。劝和团的粮食将尽，驮牛也冻死两头。而黑河仍在等拉萨的指示，不准劝和团前进。有一天天气转晴，土登诺布邀请迟玉锐和格来加措到黑河堪穷官邸会晤，说道：“路开了，噶厦通知你们可以去拉萨，但因道路难行，人烟稀少，须分批走。三位代表和随员先行两天，第三天你们汉人和其他人再动身。”
劝和团仅在黑河一地就被困四十多天。当才等三位活佛顺利到达拉萨。就在他们离开黑河的第二天，迟玉锐发现，一批新疆乌斯满匪徒约十余人也被放行去拉萨。在一顶哈萨克帐篷后面，迟玉锐见到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妇和三个男人，他们身边放着一挺轻机枪。草地上，有七峰骆驼，三四匹马。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对话。老妇用手指指空口袋，表示没有粮吃，示意要吃的，迟玉锐给了她几斤面粉。后来才弄清，这批匪徒是被噶厦怀疑为“共产党”而被挡住的，当噶厦得知他们是新疆的土匪后，就放行了。并资助他们去了印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迟玉锐等四人由一班藏兵“护送”，翻山越岭七天，到达山南乃东县，并在一座孤楼里被藏兵软禁起来。熬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之后，迟玉锐等四人想方设法到达拉萨，并索要回电台和手枪。后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通过他们这部老式的15瓦电台抄转给噶厦政府的。这一消息有力地促成了西藏上层的分化。
劝和的使者屡屡被拒之于冰峰雪岭之外。
那些世界上最高的大山，挡住了噶厦政府的目光。他们不知道外面已是怎样的世界，只盯住头上巴掌大的天空，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含义。老迈昏庸的摄政王达扎，状如一只顽冥的井底之蛙。似乎除了自己的鼓噪，听不进外边的一点声音。
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
他们在等待着。
他们坚决地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理论依据为支撑。
其一，西藏基本上是藏族的聚居区，藏传佛教原是在该地区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按照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内各民族必须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共同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祖国。对宗教必须实行信仰自由政策。藏族在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过程中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尤其是近百年来，为反对外国侵略，他们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同生死共患难，共同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必须把极少数顽固坚持分裂立场的人同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广大人民加以区别。对广大藏胞以及爱国上层人士，必须多做宣传教育工作，用信守民族宗教政策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团结他们而不能任意使用武力。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了武力，那也是针对内外反动派的，也还是为了以打促和，促进西藏和平解放。
其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人民自古以来都是酷爱和平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被迫领导人民拿起枪杆子坚持同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时，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能够以和平方式为人民谋取胜利的机会。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过以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剩余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全党为避免伤亡和破坏，尽量学会用北京和绥远方式，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当然更有可能和必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了。
其三，在悠久的藏汉关系史上，互学、互助、互爱和友好合作的兄弟关系是主流，同时也存在着民族隔阂。这主要是因为西藏社会生产力落后、交通阻塞、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汉藏两族中反动分子实行的政策造成的。就汉族方面来说，其历代反动统治者不光压迫汉族人民，也压迫了少数民族。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捍卫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征服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必然的。
其四，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社会还停滞在封建农奴制阶段，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在我国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对广大农奴联合专政性质的政教合一制度。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援助支持下，西藏统治者尚能以“民族”和“宗教”的旗帜，控制和影响人民群众。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固然是代表中国各民族利益的，应当领导和帮助西藏人民推翻原有这种对西藏的繁荣和发展极为不利的制度，但西藏的革命归根到底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当人民尚未普遍地觉悟起来时，由中央派军队强行去推翻西藏的旧政权，会给国际敌对势力和达扎等人以可乘之机：把部分群众推到他们一边去，从而延缓西藏革命的进程。所以，必须把西藏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成两步走，把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和反封建分成两步走。邓小平曾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说：“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共产党从西藏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西藏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的重要体现。
同样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前三个劝和团受阻之后，又派出以格达活佛为首的第四个劝和团。
结果如何呢？
1950年7月24日，格达活佛一行到达昌都。
那时的昌都，被当地人形容为臭虫多、妓女多、性病多、乞丐多。
踩着满地流溢的污水，格达一行到达昌都镇内一个叫玛塘的地方，住了下来。
经过多方努力，昌都总管府的总管拉鲁·次旺多吉答应在总管府见格达活佛一面。
总管府建于昌都云南坝的斯托塘，是一座白色的碉楼，内有18根柱子。一楼的窗边是一溜卡垫。拉鲁的卡垫是用蓝呢子做的，很厚，正中镶着一块四方形的朱红色呢子。37岁的拉鲁正坐在卡垫上，他身穿黄色缎袍，脚穿朱红色的彩靴，头戴“江克达”红缨帽，显得干练而精明。
侍者接过格达活佛的礼帽，并倒上热腾腾的酥油茶就退到一边去了。
“总管大人，解放军已决定进军西藏，让我先来进行和谈。但解放军无论如何是无法阻挡的。如果和平谈判不成，就会强行进军，那样对大家都不好啊。”格达活佛直抒来意。
拉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
“你我彼此相熟，关系密切，但你和解放军的关系真的很好吗？”
“我和解放军的关系很深，早在红军长征时就有联系，尤其是和军官朱德关系更好。”格达看出了拉鲁的疑惧，加重了语气。
“西藏无论如何也要解放，这已是定了的。我曾去仲萨钦泽活佛处占卜，卦中说，昌都已出现凶兆，必须马上修一座佛塔，举行一些佛事活动加以禳解。解放军的条件最好尽快回答。他们委托我提出三条，这三条是，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二、边防由解放军把守。三、旧西藏地方政府要同帝国主义断绝一切联系。除此之外的所有事务，均可由旧西藏地方政府自行处理。请把上述内容电告拉萨噶厦和摄政达扎；如能接受这三条，就可以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
拉鲁沉吟道：“能和谈也好；一旦打起仗来，首当其冲的是我，我会陷入困难境地。因此，和谈对彼此都有好处。但这是一件重大事情，在没向噶厦报告以前，我是不敢作主的。”
谈话结束，满满一碗酥油茶格达活佛没喝一口，被侍者倒在地上。
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月。格达活佛心急如焚：拉鲁以种种理由搪塞着。他说，已把解放军的意见电告达赖和噶厦，噶厦又要在西藏全体大会上讨论，会上一部分人主张和谈，另一部分人认为和谈不妥，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此后噶厦又复电说，此事要稍缓一下，现在会上尚未作出决定。拉鲁还说，拉萨有一个德国人叫海瑞，他到处制造谣言，说西藏是独立的，你们绝对不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后两条更不能答应。
半个月后，拉鲁以房屋宽敞为理由，让格达活佛搬到江嘎居住。这是郊外的一幢二层楼房，是英国特务福特的发报台。此时，一只罪恶的手正悄悄向格达活佛伸来。
一天，格达活佛又找到拉鲁：
“大人，这样拖延时间不好。我到昌都快一个月了，还没一点消息，我想亲自到拉萨谈谈。你以为如何？”
拉鲁说：“你亲自去更好。摄政王达扎和您有师徒关系，对您很敬重。但噶厦来电说，请转告格达活佛，现在正在开会，尚没作出决定，决定一作出会马上告诉他。他不宜来拉萨，也不要回去，请他暂时住在昌都。”
格达满脸焦急：
“再拖延下去，就很危险了。”
“为什么要这样急着解放西藏呢？”拉鲁的脸阴沉下来。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这与国际上争夺世界屋脊有关，国家要统一，所以要很快解放西藏。”
在这次谈话后，拉鲁又给噶厦发去密电，声称：“这样拖延下去，边界会有很大危险。”
噶伦索康亲自给拉鲁回电说，我们无法确定和谈。如边境有危险，希望你先顶住，能顶多长时间顶多长时间。把格达活佛留在昌都很有好处，如果顶不住，格达可以留下来当人质，他能救你的命。
据拉鲁后来回忆，一次，格达活佛把一封写给解放军的信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这个信的中心内容是：达扎和拉鲁有和谈的想法，因此，请把进军的时间稍推一下，一旦谈好，我即返回。拉鲁回答说：“信的内容基本上写得很好。请求把进军的时间往后推一下，在这期间争取能开始和谈。但是信中提到我和达扎的名字，达扎是西藏的摄政，写他的名字无妨，请把我的名字去掉。如果信中写上‘拉鲁愿意和谈’等话日后传出去，我将来可能丢官，说不定人身不保。除此之外我没其他意见。请把信寄出去吧！”
其实，格达活佛的信已发不出去了。
西藏反动的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对格达活佛下毒手了。
两股浊流合在一起，为了熄灭一个美好的愿望。
英人福特此时粉墨登场。
英国特工是于1949年大批进入拉萨的。孜本夏格巴在印度聘请了一个英国电台的报务员福克斯，在拉萨建立了电台。福克斯又以擦绒聘请的名义把福特派到昌都。
福特，英文为FAOD。他长得又高又壮，一头浓密的头发，下巴和上唇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用一般标准说，他有些潇洒，但在中国人民眼中，他是一个丑恶至极的人。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中，他用自己的行为画出了一个跳梁小丑。
当年只有三十多岁的福特，出生于英国一个殷实富裕、享有声望的家庭。在大学，他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加入谍报机关，成为皇家情报部门的军官。他经常带着漂亮女人，去米兰大剧院看歌剧，到北爱尔兰围猎场打猎，或者到地中海海滨的大旅馆度假。
1949年，他来到神往已久的东方。
在印度新德里，一位公开身份是文化参赞的英国驻印谍报头目召见了福特。
参赞在喝酒，另一只手里夹着粗黑的印度雪茄：“把我们最得力的人员派往西藏，是大英帝国利益的需要。”喷云吐雾之中，参赞又说道：“你一定知道，失去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眼看就要垮台，我们对这个政权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西藏的归属，这块土地比好多欧洲国家都大。”
初出茅庐的福特说“这堂课早已听过”。
参赞不满地把酒杯掷在桌上，盯着福特说：“你看过的那些材料，都是五年前的破玩意儿了。西藏是个相当复杂的地方。那里的当权者分成几个派别，各行其是。不过，只要他们还能源源不断地运出品质优良的羊毛、牛皮和其他物资，英国的工厂就能获得充足的原料。我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一个要求，那就是你必须竭尽全力，保住西藏这个前哨。”
“我得去多长时间？”
福特提出第一个问题。
“这就难说了，也许是一年，或许更长。我们希望西藏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加入英联邦。”
“我可以得到后援吗？”福特又问道。
雪茄烟雾从参赞鼻孔中飘出来：“明确地说是没有。西藏交通不便，经常派人去是不可能的。皇家空军也不愿每月派飞机去飞越危险的喜马拉雅。”
福特再提出一个问题：“我有什么装备？”
“电台，枪支，外加两名印度报务员，他们会说藏话。”
福特在年薪为2万英镑的合同上签了字。
半个月后，福特潜入西藏。其公开身份是贸易代表。噶厦政府中的亲英分子把他视为上宾。刚到拉萨的福特，一改其大少爷派头，穿一身普通藏装，皮鞋脏得辨不出颜色，更难得系一次丝绸领带。走在街头，他常常给叫花子们发巧克力。当地老百姓把他当成“好心人”。福特在拉萨的甜茶馆里款待各路朋友，这里号称是“消息中心”，大到军政要事小到家长里短都有人在传播，且出奇地准确。夜晚，福特和两名报务员在一座石头碉房里轮流发报，把白天搜集到的情报传到印度和英国。
当解放军的先遣支队陈兵甘孜之时，为了就近观察局势，福特奉命前往昌都。
1949年7月13日，福特到达昌都。
他带着一台美国赠送给西藏的交流电机，一部电话，还有二十余驮汽油是用于发电的。他的电台不能发藏、汉文，只能发英文。电话可以通到拉萨，商用每分钟收藏银50两。
昌都镇像患了恐慌症，一片混乱。家家门户洞开，忙着逃难。在沿街停放的上百辆牛车中，已有许多歪歪斜斜地上了路。七个代本的西藏地方军和民团正在集合站队，携带着英国造的单发步枪准备开往金沙江边。猛然间，不知谁走了火，枪声一响，立刻引起惊慌，更多的牛车轧轧地响着冲向城外。
昌都最豪华的总管府，在福特眼中实在太破旧了。门柱上挂满了蜘蛛网，院子里到处是鸽子粪，院墙的一角早巳坍塌，几只野狗正懒洋洋地出出人人。走进大门，福特看见几个藏族汉子正在屋檐下喝青稞酒，另外几个人躺在青稞袋上打呼噜，口里流出长长的涎水。
拉鲁起初把福特安排在城内一个叫“兜兜卡”的地方居住，可藏族老百姓把他当成一个幽灵般的魔鬼看，白天出门总会有一群老百姓围住他，吐着唾沫喊：“鬼、鬼！”没办法，福特只好搬到郊外一个叫江嘎的地方住。而且平日里戴一顶藏式礼帽，穿一身藏装，遮住了其本来面目。平日里，他喜欢进行地质勘探，捡矿石样品，搜集植物标本。他的生活习惯仍是英式的，打羽毛球，吃写满英文字母的“三五牌”罐头。他的藏语学得不错，再借助于翻译，他打听到不少情况。情报局什么都感兴趣，政治、军事、地理、人文，并且都愿付酬。
格达活佛到达昌都时，福特已把自己的特务机构扩大了不少。他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有学生四五个人，如旺札、顿易协巴、沙诺多吉等。昌都电讯总台下设了五个分台，散布于青康前线，如邓柯、岗寺、青稞寺、玉树等。其主要目的是调查解放军在德格、玉树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以及我对西藏的政策等情报。福特为昌都电讯总台的负责人。
格达活佛的到来，使福特想起一件事。离开拉萨前，福克斯给他下了八条指示。指示的最后一条就是：阻止任何使西藏返回祖国怀抱的和平谈判的意图。格达是个有名望的高僧，但事实上是共产党的代表，并且决意要去拉萨。发现这一点的福特如热锅上的蚂蚁，格达到昌都一个多礼拜，福特就来到拉鲁家中，表示同北京政府谈判没有任何好处，应该把格达阻止在昌都，不让他去拉萨。这些话，他还对昌都总管府的其他官员反复说过。
格达活佛搬到江嘎福特楼下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杀害了。
这个黑暗的日子充满血腥：8月22日。
死后的格达活佛全身发黑，七窍流血流脓，皮肤一触即脱落。福特和拉鲁等人为了推脱干系，很快焚尸灭迹。据活佛的管家称，活佛的骨头都是黑的，显然是被人毒死的。活佛的所有随行人员被押往拉萨“主持超度”。想回甘孜报丧的人员，也被拉鲁软禁于昌都。
格达活佛是如何被害的？这似乎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北京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王贵原是十八军司令部侦察科的见习参谋，曾参与过审询福特工作。他这样说，格达活佛去昌都时只有47岁，据天宝最近回忆，活佛离开甘孜时身体魁梧，体形富态，红光满面，说话声如洪钟，没有一丝病态。福特供认，他是杀害活佛的主谋，幕后教唆犯，在他暗示之后，西藏人很会干，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他从小就知道西藏喇嘛有把人弄死的秘方。
也有人说，格达活佛8月13日住进江嘎后，到电台要求直接发报，电商赴拉萨一事，福特借机在一杯红茶或咖啡里下了毒。入夜，格达活佛头痛不止，间歇性发作。
之后，昌都总管府的四品官楚噶吾负责软禁格达活佛。他与活佛接触最多。死前的几天，格达活佛有几天不能吃东西，口吐黄水，四脚麻木，鼻子流血。但楚噶吾不准格达活佛的侍从及弟子接近。8月21日，格达活佛肠胃一阵阵绞痛，在吃了楚噶吾给的一颗丸药后，当天夜里即壮烈殉国。死前他仍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重任。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啊！
格达活佛之死，是西藏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拒绝和谈、坚持分裂立场的大暴露。
江这边，毛泽东、邓小平、西南局、十八军、先遣支队都在等待着格达活佛的消息。
部队不断派出侦察人员到金沙江边打探情况。8月中旬，十八军侦察部门了解到这样几条消息：(1)格达活佛从卡松渡经过玉曲卡、多兰多等地，已经到达昌都；(2)听说格达活佛已见到旧西藏地方政府驻昌都总管；(3)格达活佛至今仍然留在昌都，没能去成拉萨。
8月底的一天，十八军侦察科的参谋吕超、王贵和藏族小战士文绍华从德格出发，到龚垭村了解情况。龚垭处于德格县城到金沙江边的中间，是骡帮打尖的地方，可以了解不少情况。为行动方便，侦察员们都穿了一身藏装。
两个小时，他们走出15公里，到达龚垭。
远远地，他们看到村头的草地上，有一队骡帮正在休息。经观察，他们显然是金沙江西岸过江驮货的商队。几十头骡马正在低头吃草，驮箱在马背上没有卸下来，看样子装的是砖茶。七八个康巴汉子正盘腿坐在草地上，嘴里嚼着青草。他们中间，几块石头架着一个汉阳锅，底下的木棍烧得挺旺，锅里煮着的砖茶呈深褐色了。
吕超掏出香烟，给每个骡夫递上一支。
在文绍华的翻译下，他们谈了起来。
“你们从哪里来？”
“昌都。”
“去哪里？”
“康定，雅安。”
“今天早上是从哪里出来的？”
“岗托。”
“你们听到过格达活佛了吗？”
当吕超问到这里时，骡夫们的脸色骤变。一时间没有言语。他们几个互相看了一眼。过了一会儿，一个年纪大的骡夫“听说格达活佛已经死了。”
侦察员们又问：“在哪里死的？”
“就死在昌都。现在昌都人人都知道了。”
三个侦察员飞步赶回德格县城，向甘孜十八军前指报告了情况。
格达活佛走后，我们天天计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约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忽然听说有两名昌都来人要向我和天宝同志报告格达活佛的消息。我们不知道是祸是福，立刻接见。来人一见到我们便嚎啕大哭，然后哽咽地向我们报告：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经询问，这二人并不是格达活佛的随员，而是从甘孜去昌都的旅客，是格达活佛的信徒。他们是受格达活佛的管家热勒之托回来向我们报信的。他们虽然无法向我们说明格达活佛遇害的详细情形，但格达活佛含恨圆寂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据以后了解，格达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格达活佛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扬我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爱护帮助藏族群众。格达活佛的活动遭到昌都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嫉恨。
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为清朝中央政府批准设置的高级官吏职称，三品官)、昌都“边使总署”总督拉鲁·次旺多吉向拉萨当局报告了格达活佛的活动情况和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拉萨当局立即做了三条指示：一是不准格达继续西进；二是不准东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动。格达要求发报与拉萨直接联系，因电台为英国人福特所控制而无法实现。
8月22日，格达活佛被害身亡，遗体被焚毁，随员均被押往拉萨。热勒就是在押离昌都前偷偷找到两名格达活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的。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宝同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的全体官兵也无不义愤填膺；誓为格达活佛报仇。
格达活佛遇害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处于一种震惊和悲愤之中。邓小平提出关于格达治丧问题的四项办法：
(一)责成而庚省人民政府负责办理格达身后事宜；
(二)委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国华代表本会致祭；
(三)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
(四)在渝举行追悼会，责成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进行筹备事宜。
在重庆，邓小平等八百余人参加了历时三个多小时的追悼大会。刘伯承写了三幅挽联，悼念格达。
西康省人民政府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分别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时举行追导悼会。并在白利寺为格达建立塔墓，以资纪念。
十八军也在甘孜举行了有近两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举行公祭，全体列队举行绕灵仪式，群众反响极大。有人献上这样一幅挽联：
为真理，身披袈裟入险境，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沙，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
后来，毛泽东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坚持分裂祖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制造西藏“独立”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间派出一个“和谈代表团”，但却绕道印度，于4月初抵达加尔各答后，即长期滞留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则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企图拖延时日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原来14个代本扩充为1了个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调的部分土兵约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谈判，却企图与我先遣部队建立某种“对话”关系，借此摸我们的底。6月8日，师部的同志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送来的一信：
甘孜
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示，借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四月初九日
信写得文绉绉的，语气似也“客气”。可是他的“原则”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称为“中藏关系”，把金沙江作为“彼此边疆”，自称“西藏边使”，完全是两国之间办外交的口气，看了令人又生气又好笑。师长对天宝同志说：“这是明目张胆地闹独立，就凭他这一封信，我们就师出有名了。”稍后，郄晋武和杨军同志在邓柯也先后收到拉鲁和藏军第3代本主官牟霞的来信，都是一个调子。经报请西南军区审查批准，师部分别写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据西南局制定的“十条”精神，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明白昭示：我各路进藏大军，业已准备就绪，正待命西进；昌都地方政府和驻昌都地区藏军有协助我军之责；希望他们认清时局，顺应潮流，择善而行，共襄义举，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我们虽然批驳了拉鲁等人的谬论，但措辞还是比较委婉的，体现了待之以礼、以理服人的精神。但我们的信送出后即再不见下文，大概是对方认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没有必要再玩这种文字游戏了。
在我们对西藏当局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通过多种渠道，向西藏当局剀切晓喻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和决心。1950年5月9日，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团赴京进行和平谈判。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达赖胞兄当才活佛在内的劝和代表团赴藏。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在该团出发前于西宁接见了全体成员，向大家详细阐述了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他对西藏当局的殷切期望。在此之前，我有关部门还曾派出人员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带去我西北军政负责人致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但是，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劝和团入藏后，有些成员竟遭囚禁。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给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称“中藏关系”是“檀越”(即施主)与寺庙的关系。
尽管西藏当局对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号召始终置若罔闻，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藏进军，中央仍不愿轻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1950年8月31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9月上、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当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在帝国主义的挑唆阻挠下，西藏当局对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双方交战，不斩来使。这是自古形成的一条战争定例。
然而，我方派出的和谈代表却不断遭到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挡、拘禁和杀害。
同时，西藏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也滞留于印度，犹如腿上系上两块沉重的巨石：噶厦中的亲帝国主义势力和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不再向前迈进一步。
1950年初，噶厦政府在向美、英、印、尼四国派遣“亲善使团”的同时，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目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独立”主张。因受到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英美等国不愿接待这些使团，噶厦只有将“亲善使团”中途召回。但派往北京的“代表团”仍于3月抵达印度新德里。
在这个3人组成的“代表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此人于1963年写成《西藏政治史》一书，因宣传分裂主张而臭名昭著。夏格巴还是一个顽固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这个“代表团”于3月15日致函我有关办事机构，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答复说，该代表团只能以旧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欢迎他们到北京来。
但是，他们制造借口，滞留印度，同英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继续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
另一方面，噶厦政府从印度购买了大批军火，准备和解放军决战。
位于中国和锡金边境的帕里宗宗本雪康·索朗达吉对此有深刻记忆。
藏历铁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雪康收到噶厦的命令：“政府已从印度政府买妥一批军火，命你于藏历3月1日准时亲赴锡金接收。到彼后与锡金总督大臣海叶商讨运藏事宜。你须立即筹运出，途中不得丢失、损坏和延误。按惯例从荡金至亚东的运费英镑1万元，已由噶伦堡的拉萨商人察珠仓之子汇兑彼处，到时前往领取。武器运到亚东之后，立即移交给亚东总管邦达的代理人负责运送。有关向江孜运送之事宜，已给亚东总管代理人另有指令。给你所派的两名助理是由上下亚东各遣一名小头人，此事请与亚东总管面商。”
藏历3月2日，雪康抵达锡金。
3日早晨，在印度驻锡金大臣的官邸，雪康呈上噶厦的指令。大臣说：“军火已从西里古里军营经过印度大吉岭里波昂军营发来此处。有关这件事我给你提几条注意事项：第一，印度政府自始至终对西藏是真心友好和关心帮助的。由于西藏东部有遭赤色侵害之危险，我们便迅速帮助出售这批军火，这纯属我们内部事务，因此，你必须保证严守机密，尤其不得接触新闻记者。第二，目前锡金地区的时局也不太安宁，等这批军火运到后，你得及时接收并尽快运往西藏。否则，若稍有停留，就有遭歹徒抢劫的危险。”
最后，交接枪支弹药的地方定在锡金市以北5英里一个名叫博哲埃斯谷的地方。该地原为一所藏文学校，以后由印军一个团驻扎。
这批军火计有：2英寸口径火炮68门、3英寸口径火炮62门、各附带炮弹数箱；步枪有200多箱，枪炮加上子弹共达2400多箱。
藏历4月初，噶厦发电报给雪康称：“昌都一带边界等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此处各军营已派士兵50多人到江孜印军驻地，专门学习大炮的装卸和使用技术。你将军火交接的收尾工作详细交待给可靠代理人后，携带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凭据立即亲赴江孜。有关学员毕业后向各地分配之事，已给江孜总管和二宗本另去指令。”九天后，雪康一行抵达江孜。
部分土兵正用新运来的武器进行训练。参加训练的藏兵来自第一、二、三、六代本，共计五十余人。他们学了二十多天后，奉噶厦命令，除少数返回拉萨外，大部分携带武器前往藏东和藏北一带。
当雪康忙于在帕里和锡金运送军火之时，一个美国人悄悄追随而来。
藏历3月15日，雪康到印度噶伦堡察珠仓之子处提取汇兑好的运费。次日下午3点多，他正在午休，仆人达珍喊醒了他：
“老爷，一个外国人问帕里宗本在不在？”
雪康抹了一把脸，准备出门迎接。却见一男一女两个人闯了进来。据进来的那位印度妇女介绍，金发碧眼的男子是美国常住加尔各答的商务代表，她是这位代表的翻译。
美国商务代表翻了一下笔记本，然后用印地语问道：
“你是帕里宗本雪康公子吗？”
“是的，你们找我有何贵干？”
“请你不要见怪。我们是属于国际统一阵线组织的。所以我以自己人的角度问您，听说西藏昌都一带有严重的赤色恐怖活动。你是噶厦的官员，能否给我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我虽是政府方面的人，但目前常驻西藏边境的帕里宗，西藏又没有新闻报可看，所以不太清楚有什么情况。各国收音机里讲的，你比我更清楚。这方面倒有些说法，沸沸扬扬，但详细情况我确实不了解。”
“藏政府从印度政府购买的军火听说派你来接收。请问军火究竟有多少？”
“我只是负责从边境接收驮子的任务，至于枪支弹药有多少，是什么枪支，则一无所知。”
“有多少驮子？”
“因我的交接工作刚刚开始，有多少驮还不清楚。”
“那么，这些军火买来是为了防御赤色恐怖的吗？”
“这是肯定的。”
“既然如此，假如藏政府向我们美国提出武器援助要求的话，美国政府一定会给予帮助的。您认为如何？”
“我相信会援助的。谢谢！但此事只能由政府之间直接商谈，此次我没这个任务，故无可奉告。”
雪康与美国商务代表的对话就此结束，但噶厦政府对美国寄予的希望却越来越大。
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夏格巴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便迫不及待地会晤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韩德逊，要求美国提供反对共产党的援助。6月1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韩德逊说，美英正讨论“鼓励西藏抵抗共产党控制”的办法。7月，艾奇逊再次致电韩德逊，“现在国务院能够对西藏人给予关于美国援助西藏的保证”。要韩转告西藏人，美国“已准备协助采购和资助”。韩德逊告诉夏格巴，如果西藏打算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并且需要帮助，美国政府准备在军用物资方面予以帮助，还将提供军事援助。但美国不会与中国开战，美国军队参战也难以满足自己后勤补给的需要。西藏占据有利地形，其需要武器胜过需要士兵。8月7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印度政府：如果藏政府能够为武器弹药等物资从其邻国中转进境作出安排，美国愿意以这类武器装备援助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这一系列表现，说明他们执迷不悟，已下定决心与中央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善良愿望和耐心等待，只能被看做软弱可欺，看来只有以打促和、先打而后和了。昌都是西藏的门户，西藏当局又在这里摆下重兵，于是在昌都地区进行一场军事较量便不不可避免了。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为促成和谈，作出积极努力。1950年4月，中印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建于7下旬到达新德里，并很快会见了夏格巴等人，传达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敦促他们迅速前往北京谈判。8月21日，周恩来总理给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一份备忘录，重申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已命令驻印大使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欢迎他们前往北京面谈。
8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写下批语：
周(恩来)：
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解放军就要向西藏进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希望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
毛泽东
9月17日，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约见夏格巴等人，催促他们到北京谈判，要他们务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9月23日，又约见他们，告诉原定20日的期限已过，人民解放军将照计划行动，发生的后果由他们负责。如果他们很快到北京，仍然是好的，要他们立即动身。但该代表团根本没有到北京的打算。他们一直抱有暖昧态度，一方面迫于形势，表面上表示要和谈；另一方面，他们坚持反共独立的政治幻想。
为此我军为了打好昌都这一仗认真地进行战前准备工作。尽管困难重重，然而众志成城，在解放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这一坚定信念的鼓舞下，全军上下齐心协力，保证了各项准备工作按计划进行。特别是经过筑路大军数月的艰苦奋斗，于8月末修通了自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之后，各种作战物资源源运抵甘孜，准备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从甘孜到金沙江边还有二百多公里不通公路，但其中有些地段地形条件不算太坏，我们组织部队进行了有重点的抢修，使汽车可以通到雀儿山下，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和军前指组织了一部分轻型汽车和胶轮大车，甚至把军、师领导乘坐的吉普车也组织起来，不通汽车的路段则使用骡马、牦牛，采取分段倒运的办法，向江边送了20万公斤粮食。对部队渡江后的物资运输问题，我们也早作了安排。开始，曾考虑组织骡马运输队，但以后我们总结从内地到甘孜的行军经验，感到沿途如不能预设兵站，则使用骡马运输问题很大，主要是骡马饲养要求高，饲料难以解决。
从甘孜到昌都要一二十天行程，即使从江边的德格出发，也需十天左右。这样远的路程，骡马运输队要自带饲料，能驮运的其他物资就很有限了。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以牦牛作为主要运力是比较可行的办法。牦牛的主要缺点是速度慢，管理困难，但它最大的优点是以草为食，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需携带饲料；而且牦牛较为便宜，完成运输任务后或在断粮时，也可宰杀充食；至于管理问题，稍加训练即可解决。早在6月间，我们便派出干部到康西北牧区的石渠县，经两个多月工作，采购牦牛6000头。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和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等人也各卖给我们数千头到数百头不等。合计共购得牦牛144万头。
我们将其中的9300头编为5个运输队，在战役发起后取捷径直奔昌都。其余5100头则分散给各参战部队，随军行动。为保证部队渡江，委派杨军组织从内地和当地雇请的船工在邓柯造船。仅一个多月时间，便造出可载25～30人的木船十多只。此外，参战部队还准备了一些橡皮舟和牛皮筏。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敌情是战前准备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藏军这个新对手，我们过去知之甚少。受领进藏任务、特别是进入甘孜地区之后，经过对多方搜集的资料进行研究，总的印象，藏军的素质较低，战斗力不强。历史上西藏兵民不分，遇有战事临时征集。清朝乾隆年间才决定组建正规藏军。当时规定总定额为3000人，共设“代本”6人、“如本”12人、“甲本”24人、“定本”120人；每个代本统领500人，如本统领250人，甲本统领125人，定本统领25人；以后又在定本之下设置了“居本”，统领12人。上述的各种“本”都是军官职称，以后人们逐渐也把他作为各级相应编制单位的称谓了。
到我军进军西藏时，藏军虽已扩编为十几个代本，总兵力增加较多，但代本以下的各级编制人数仍大体保持一百多年前的规模。人们习惯上把藏军的代本、如本、甲本、定本、居本比作我军的团、营、连、排、班，其实是很不确切的。一个代本的兵员定额还不如我军的一个营。至于武器装备就更无法与我军相比。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式步枪，另外每个甲本有一两挺老式轻机枪。
藏军缺少正规的军事训练。官兵除步兵武器射击技术较好外，其他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都很低下。藏军的高级军官大都出身贵族，不少人平时作威作福，打仗贪生怕死。藏军士兵也是世袭的，因而很多是“胡子兵”。不仅军官携带家眷，不少士兵也有妻儿随军。这是一支封闭式的地方武装。民国以来，他们除在二三十年代同川军和青海的地方武装交过手外，缺少正规作战经验。除藏军外，西藏各地还有由土司、头人掌握的土兵，其装备和战斗力更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