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佳奇市，我奉命同作战部这些参谋人员一起前往阿赫特尔卡市检查第21集团军的组建情况。9月25日，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们通过了沃尔斯克拉河大桥，钻进沿岸丛林。几分钟后到了林缘，几乎一会儿功夫就驶到了市郊。阳光明亮地照耀着绿荫掩映的房屋，不象是秋天的太阳。阿赫特尔卡已有三百年历史。当时它是使罗斯免遭克里木鞑靼人奔袭的南方警戒线上的重要据点。自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来，阿赫特尔卡面目一新——出现了自己的工业，兴建了学校。城市扩大了，变美了。工厂的烟囱吐着烟雾。尽管离战线很近，所有企业都在工作。
集团军司令部分布在几座小平房里。在其中一间，薄薄的间壁后面摆着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一位将军正在看摊开在桌子上的地图。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将军不再看地图，十分冷淡地答话：
“您好。”接着向我伸出了手：“戈尔多夫。”
我说了来意。我说，我刚刚突围出来，对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将军指了指地图。断断续续的红线标明了战线。它由沃罗日巴延伸到克拉斯诺格勒，将近三百公里。
我想起了我们转战敌后时落到我们手里的德国传单和报纸。戈培尔和他的助手们向全世界吹嘘：俄国人的西南方面军，即所谓“布琼尼各集团军”，已被消灭，对元首的胜利之师来说，直到乌拉尔的道路都已畅通无阻了。可是，瞧，西南方面军还存在，并且还在阻挡敌人。
“现在力量还小点。”B·H·戈尔多夫说。他用铅笔在图上划着。北翼是波德拉斯将军的第40集团军。现在它处境困难。九十公里宽的地区由切斯诺夫将军人数很少的支队、拉古京上校的步兵第293师、捷尔－加斯帕良上校的步兵第227师和谢缅琴科将军的坦克第10师余部占领着。这些不大的兵力吃力地阻挡着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部队的猛攻。但是，由大本营预备队开到的近卫摩托化步兵第1师已开始在苏梅卸载，它将归波德拉斯调遣。其南面是第21集团军八十公里宽的地区。目前在这里行动的只有别洛夫将军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辖骑兵第5、9师，近卫步兵第1师和两个坦克旅。现在正在阿赫特尔卡仓促组建步兵第295师。它将前调到加佳奇地域，以便将别洛夫集群的正面同在其南面防守的步兵第297师各部队连接起来。再往南，是O·B·卡姆科夫将军的骑兵第5军在防守，它辖骑兵第3、14师，两个坦克旅，一个摩托化步兵旅，以及步兵第297、212师部队。在该军左面由加夫龙齐到卡尔洛夫卡之间作战的是第38集团军的五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
戈尔多夫放下铅笔，疲乏地说：
“今天的方面军态势就是这样。我听说现在铁木辛哥元帅的预备队中暂时还没有重兵。只能指望我们的人发扬坚韧不拔精神和由一个地段向另一个地段机动兵力。”
是呀，处境是困难的。但是不管怎样，方面军还存在，并且正在奋战。
我军又不屈不挠地挡住了法西斯各集团军的去路。而最主要的，是在新防御地区组成西南方面军基本骨干的军队，正是它原来编成中的那些师，而法西斯分子却向全世界叫嚷，它们已被合围和消灭了。在这里，只有从其他方面军调来的两个步兵师和骑兵第2军是新的兵团。
同样使我高兴的是，对在第40集团军和骑兵第5军之间地段行动的全部军队进行指挥的第21集团军司令部，在突围时保存了自己指挥员的主要骨干。
当我问能否见见集团军司令员时，戈尔多夫回答，集团军司令员B·A·库兹涅佐夫中将住医院去了，F·M·切列维琴科上将将来接替他。
我们商定，我第二天去E·A·别洛夫少将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由那里再前往重新组建的步兵第295师要去的加佳奇地域。
在出发前剩下的时间里，我同司令部参谋人员，首先是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波夏金上校领导的作战处军官们互相认识了。波夏金担任着这一职务同集团军一起走过了它由边界开始的全部艰难历程。他是经过良好训练的参谋人员，曾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他的最亲密助手中，我特别记得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秋霍夫少校，战争开始后他曾担任我们方面军一个步兵师的参谋长。
第二天，当我已经走到汽车前准备下部队时，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基尔波诺斯的防空助理亚历山大·伊里奇·达尼洛夫少将。这次相遇使我们两人都感到突然。我们是在战线那边分手的，当时我们走的是相反的路。和曾在敌军合围圈中共同渡过了艰难日子的人相见是很愉快的。我们彼此紧紧拥抱，一边高兴地嚷道：
“这么说，你还活着！太好了！”
我从达尼洛夫那里得知，同他一起突出来的还有方面军司令部和第5集团军的许多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方面军防空司令部参谋长瓦连京·安东诺维奇·佩尼科夫斯基也同这些军官一起活着冲出来了，而且身体很健康。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现在就在这里，在阿赫特尔卡。我忍不住朝他们住地跑去，在一个学校院子里找到了他们。大家都整洁而端庄，以老基干指挥员所特有的认真态度按照规定着装。只有被弹片崩坏的军服和包着伤口的纱布绷带在提醒人们，这些人是刚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杀出来的。
9月27日，我到达列别金以西森林。不久前从西方面军调到我们这里的近卫步兵第1师司令部就在这里。这个光荣的兵团连续战斗，一直从边界打到斯摩棱斯克。法西斯分子曾几次合围第100师（它原来的番号），可是它每次都突出了合围圈，继续同原来一样成功地打击敌人。指挥该师的是A·H·鲁西亚诺夫少将，他是一位纯熟的战术家，出色的机动能手。怪不得该师名列第一批近卫兵团之首。
我得知鲁西亚诺夫师从9月21日起就同骑兵第2军部
队一起参加了对古德里安罗姆内集团的反突击。这些军队的冲击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以此改善了我被合围的几个集团军的处境。
鲁西亚诺夫师受了严重损失，现在刚得到没打过仗的补充兵员。我要做的事是了解损失的原因，确定该师能否继续实施积极战斗行动。
我直到夜间才在一所点着煤油灯的农舍里找到了鲁西亚诺夫。我好奇地看着这个被好多故事传颂着的人。他体格健壮，身材不高，大脸盘。浅色的头发又平又光地梳向脑后，露出了高高的前额。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在扣上了全部纽扣、挂满征尘的军上衣上闪闪发光。伊万·尼基季奇·鲁西亚诺夫还未满四十二岁，是一个经验丰富、久经锻炼的军人。我知道他具有优秀的指挥员素质：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有百折不回的意志，艰苦朴素，极其勤奋，倔强，能深刻理解自己的职责，有充沛的精力。当然，他也有缺点。据说他太威严，也过于生硬。但部属却因此爱戴他：“我们的师长不宽容任何人，他手下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
我们认识后，便开始交谈。我说，首长想了解，为什么近卫第1师在罗姆内附近会遭到那样大的损失。将军用手指揪着浓眉，苦笑着说：
“您知道我们是怎样进入战斗的吗？在把我们调到这儿之前，我们刚刚得到补充。是一些新战士和新指挥员，这些人没打过仗，也来不及学点该学的东西。就这样马上把他们派去打仗。我们下了火车，行军一百公里，连一小时喘息时间都没给，就从行进间进入战斗，去对付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甚至连调拢炮兵的时间都没有。不过，我们还是结结实实揍了敌人一顿，把它打退了。当然，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小。”将军沉默了一阵。“现在情况不同了。昨天的新兵已学到很多东西，成为真正的士兵了。我们得到了一些冲锋枪和机枪，我们已经不只用步枪打仗了。我师准备执行任何任务。”
早晨，我们去了一个步兵团的阵地。该团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刚要离开掩体，敌人就进行了猛烈的炮兵射击。空中出现了敌机。俯冲轰炸机哀号着，向炮兵阵地倾泻炸弹。顿时烟火冲天，爆炸声震耳。我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但仍然十分担心：在这样猛烈的轰炸中还有谁能保全下来吗？但这是怎么回事呢？沉闷的爆炸声中夹杂着阵阵呼呼声。高射炮兵并未停止射击。已经有三架飞机拖着火苗栽到了地上。
其余跃升上去，往各方逃遁了。
“高射炮兵真是好样的！”我忍不住叫道。
“他们是按规定行事。”鲁西亚诺夫平静地说。“可是法西斯分子马上就要冲击了。”
果然，锡涅夫卡村那边的火炮和迫击炮爆炸声更频繁了。
浓浓的爆烟后传来了机枪点射的哒哒声和坦克马达的轰隆声。大地在脚底下颤抖起来。
“开始了。”鲁西亚诺夫阴沉地说。
一个团长来报告：
“三十多辆坦克和约一个摩托化步兵团正向我们的阵地冲击。”
他说得很平静，脸上一点惊慌神色也没有。是啊，这里的人们对一切都习惯了。
“友邻情况怎样？”师长问。
“一个样。”
鲁西亚诺夫打电话同参谋长K·A·卡谢耶夫上校联系，长时间询问他本师其他地段的情况。然后转身对我说：
“法西斯分子暂时在哪个地段都突不进我们的阵地。”接着他对着话筒喊道：“观察战斗进程。我马上去您那儿。”
团长报告，冲击已被击退，敌人伤亡很大。我和鲁西亚诺夫一起乘车去师指挥所。
这里已经收到右翼骑兵军的通报。后来察明，敌人是在该军地带实施主要突击。古德里安所属坦克第9师和摩托化步兵第25师沿锡涅夫卡村到什捷波夫卡的道路急进。敌人占有兵力优势。骑兵第5师正面被突破，法西斯纵队沿公路向骑兵第2军司令部所在地瓦西里耶去卡急进。中午，法西斯各先头坦克开始对司令部车辆实施直射。司令部指战员在军长P·A·别洛夫将军和参谋长M·J·格列佐夫上校率领下，占领了环形防御。情况十分严重：只要坦克一齐冲击，司令部便只能剩下破木片了。可是法西斯分子犹豫不决。他们损失了三辆先头坦克后，就退回去，开始从远处对司令部进行射击。这时，在后面沿公路向战线开进的坦克第1旅赶到了。旅长A·M·哈辛上校听到射击声后，乘坦克向司令部疾驰而来。别洛夫命令他展开坦克旅，从行进间打击法西斯分子。敌人有五十辆坦克，哈辛的坦克却几乎少一半。但是该旅展开并发起了冲击。敌坦克迎面驶来。于是展开了激烈战斗。据目击者说，我军有两辆燃烧着的T－34一边在战场上疾驰，一边辗压着反坦克炮班，并对敌坦克实施射击。这是克里沃罗托夫中士和沙什洛中士的坦克。五个共产党员和三个共青团员在还有炮弹时都不离开烈火熊熊的坦克。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克里沃罗托夫和季莫费伊·帕夫洛维奇·沙什洛由于在这次战斗中立了功，分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第一场小战斗以有利于坦克第1旅的结局告终：敌人被打退了。军司令部退到了安全地点。可是过了两个钟头，敌人调动新兵力，又开始迫我部队退却。敌人的推进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希特勒分子有前出我骑兵第9师后方的危险，该师当时在什捷波夫卡以西防守。别洛夫命令哈辛阻住敌人。在此之前，敌人已占领什捷波夫卡，于是哈辛决定对正通过该镇的敌军摩托化纵队实施冲击。旅长指望夺回什捷波夫卡，以此为骑兵开辟退却道路。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旅参谋长C·E·达耶夫上校指挥的坦克支队。
这天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当坦克登上小丘后，敌人的纵队就了如指掌了。达耶夫命令对纵队实施射击。路上顿时一片慌乱。车辆离开道路，象蚂蚁似的遍地乱爬。达耶夫率支队发起冲击。法西斯分子看见疾驰而来的苏军坦克，纷纷在汽车还在行驶时就跳下车来，四下奔逃。可是敌人在什捷波夫卡以南米罗诺夫希纳村附近稳住了脚，拼命进行抵抗。于是达耶夫以一部兵力实施迂回。守敌坚持不住，仓皇退至德军摩托化第25师主力已经设防的什捷波夫卡。
争夺什捷波夫卡镇的战斗开始了。
以后的战事我已经在第21集团军司令部观察了——9
月29日我被叫到了该司令部。我在这里得知，进攻别洛夫骑兵军的有古德里安集群的坦克第9、16师和摩托化第10、25师。但是，虽然兵力那样大，敌人却未能打败骑兵。B·C·巴拉诺夫将军的骑兵第5师进行巧妙机动，奔驰十公里，在顽强战斗中阻滞了敌人。A·O·贝奇科夫斯基将军的骑兵第9师实施突然的夜间冲击，冲到自己人那里，参加了争夺曾几度易手的什捷波夫卡的战斗。
第21、40集团军司令员执行铁木辛哥元帅的命令，力争消除突破口。在此参加战斗的有别洛夫骑兵军和刚从大本营预备队开来的A·A·利久科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摩托化步兵第1师。
10月1日，骑兵第9师和近卫摩托化步兵第1师的部队
从东、北两面向什捷波夫卡发起冲击，哈辛上校的坦克旅则从西南实施迂回。到正午前，利久科夫的近卫军被阻于该镇近接近地。于是别洛夫派出了自己的预备队——骑兵第5师，骑兵下马支援近卫军。当战斗转移到该镇东北部和北郊后，哈辛上校的坦克从西南面，A·H·维索茨基少校的骑兵团乘马从东南面，分别冲入该镇。骑兵勇猛地挥动马刀。四面受敌的法西斯分子起先还进行抵抗，但随后就从镇上逃跑了。前一天刚下过雨。汽车陷在泥里，空转着车轮。而苏军骑兵晃着亮闪闪的出鞘马刀，沿着道路飞奔而来。法西斯分子扔下陷在泥里的汽车逃跑了。别洛夫的骑兵跟踪追击。
我军在几天中解放了二十个村庄，缴获了一百五十门火炮、五个迫击炮连和其他许多装备。法西斯分子在逃路上遗弃约八千具尸体、一千多辆载重汽车、五百辆摩托车、二千多匹德国重挽马。
在整个局势严重的背景下，“什捷波夫卡战事”不同凡响，它给我军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喜悦。重建的西南方面军已表明它能够粉碎敌人。
我奉命前往设在哈尔科夫的方面军司令部。我在路上注意到，我们的后方几乎没有留下军队——一切都调往前线了。大部分防御作业是由居民进行的。只是在哈尔科夫接近地的工事构筑工地上，才偶尔能看见穿军大衣的人。
方面军领率机关分散在整个城市里。我还算幸运：碰到了通信部一名熟悉的军官。任何人都不会比通信兵更知道方面军机关的配置。军官告诉我，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全部主要的部都设在市郊的州委别墅里。不一会我就到了方面军参谋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少将那里。我早在总参军事学院和他同学时就认识他了。这位在军事上博学多才的人，举止总是那样镇静，说话温和而简练。可能正因如此，他显得有些孤僻和冷漠。
我进屋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不再看地图，用疲乏的眼神打量着我。我报告，我突围后呆在第21集团军，执行铁木辛哥元帅赋予的任务。现在想打听我以后的命运。
参谋长听完我的报告后，轻轻地说：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将军同志。”
“现在您去找元帅，让他决定您以后在哪里工作。”他又伏身看地图了。
不久我就确信，我的新首长是个有文化修养、聪明、稳健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初看起来显得冷漠，但这是他全神贯注工作的结果。无论白天黑夜都能看见他在研究地图。
我到了现在担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C·C·铁木辛哥元帅那里。体态挺拔而瘦削的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从桌子旁站起来，问了好，立即开始询问军队突围时的详细作战情况。然后，元帅说打算留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工作。
“我们现在多么需要人啊！”他用明显的手势补充自己的话。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让我详细谈谈第21集团军司令部的状况和工作能力，谈谈我去过的那些军队的情况。他特别长久地询问了鲁西亚诺夫师的情况。当我报告了师长对于他的兵团在罗姆内地域遭受严重损失原因的解释后，元帅皱起了眉头：
“指挥应该好一点嘛，他却尽找客观原因。”
我当时不知道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为什么这样生鲁西亚诺夫的气。后来，当斯大林的电报送到我手上时，我才明白。电报中说：“在一百公里行军后不让战士们喘息和恢复元气，就令他们从行进间投入战斗……这种决心是不正确的……将部队投入战斗的这种不正确方法，会断送任何第一流的师。”这一责备当然使元帅感到不快。但是又能怎么办呢？在古德里安军队当面的宽大正面上，只有别洛夫将军的两个骑兵师。而当时不仅要阻住敌人，而且要立即实施突击，与突围军队对进。如果这一情形还不能完全证明仓卒投入近卫军正确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方面军首长所定下的决心。
元帅命令我尽快熟悉情况，准备接替A·A·施特龙贝格少将任方面军作战部长（施特龙贝格应前往大本营听候调遣）。
我很高兴留在西南方面军，很高兴能重新从事我已经熟悉的工作，便匆匆前往作战部。我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群军官中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我的老同事。这里有我的副部长H·J·扎赫瓦塔耶夫和A·C·格列博夫，我的助手M·B·索洛维约夫中校、O·A·弗洛列斯少校、B·C·波格列边科少校、H·B·诺维科夫少校、O·C·阿法纳西耶夫少校、B·A·萨夫丘克少校、A·H·希曼斯基大尉、O·H·利皮斯大尉等。在原总司令司令部作战部的军官中，我见到了以前已见过面的B·M·丘马科夫中校、A·E·雅科夫列夫中校、P·B·索博列夫少校、C·H·叶列梅耶夫少校、J·H·龙达列夫少校、B·O·奇日大尉和A·B·帕罗季金大尉。
由于几乎全部方面军作战参谋都同我一起突围了，所以新的作战部不同于方面军其他部，它是超编的。现在部里共有四十四人：两名上校，三名中校，十六名少校，其余都是大尉和中尉。在部里的工作人员中，我还看到了我们的女打字员玛丽娅·连布里科娃和罗扎·克莱因贝格。这两个勇敢的妇女光荣地经受了考验，和大家一起突围。
我的出现引起了一阵喧哗，A·A·施特龙贝格将军听到声音后走了出来。我和他以前曾一起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和工作。我的朋友满脸笑容，容光焕发。他拥抱了我，把我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喂，给我讲讲你的历险记吧！”
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兴致勃勃地听我讲述我军在敌人合围圈中的斗争。我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后，便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作战部。
“你是怕你把我挤走吗？”施特龙贝格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不用担心。上级只是提升我去干别的工作。一切都是正常的，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
我请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帮我熟悉方面军的战事。我们在地图旁谈了很久。希特勒分子经常在不同地段实施冲击。可是我军暂时还在顺利抗击冲击。而在敌人未曾侵入的地方，我军特种小支队每夜都向其后方勇猛出击，不给希特勒分子安宁。
但是情况仍然紧张。防御正面已拉得很宽，而方面军首长却没有庞大的预备队。还有一个严重降低我防御稳定性的情况，就是左右邻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战役态势。古德里安用猛烈的坦克楔形突击分割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向奥廖尔方向推进了很远。我们的右翼已经暴露。这就迫使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将我第40、21集团军东撤了。
左邻的态势也严重恶化了。敌人在那里集中重兵突破了南方面军的防御。9月28日，克莱斯特坦克和摩托化兵团越过新莫斯科夫斯克向巴甫洛格勒急进。大本营采取坚决措施挡住了它们突向塔甘罗格的道路。可是，不管怎样，我方面军南翼仍然是暴露的。我们可能还要在那里撤退军队。
我在西南方面军新司令部的工作开始了。使我感到事情好办的是，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方面军机关的许多领导人我都很熟悉。我们第26集团军原来的司令员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科斯坚科中将被任命为方面军副司令员，M·A·帕尔谢戈夫中将被任命为分管炮兵的副司令员。我在飞往合围地域前结识的O·F·法拉列耶夫空军少将将负责指挥空军。他的副司令员是我在第5集团军就认识了的H·C·斯克里普科上校。分管装甲坦克的方面军司令员助理是读者已经知道的B·C·塔姆鲁奇少将，他曾指挥过机械化军。西南方面军原来的人P·H·莫尔古诺夫少将领导汽车拖拉机部。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我认识的人还有方面军卫生部长、旅级军医A·E·科列索夫、方面军军需部长A·A·科瓦廖夫、工程兵部长B·C·涅夫斯基、分管防空的司令员助理P·A·济温将军。
情报部长由我不认识的H·B·格里亚兹诺夫上校担任。
但是他的副部长却是和我在第12集团军共事过的老朋友亚历山大·伊里奇·卡明斯基上校。我第一次见到的人有：补充部长、一级军需员A·A·索先科夫、油料供给部长A·B·秋林上校、测绘局长A·A·泽瓦金中校、机要局长M·H·阿加波夫大尉（他很快就被我过去的老同事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克洛奇科夫上校接替了）。军事交通勤务仍由A·A·科尔舒诺夫上校负责。
对我来说，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变化：还是那个方面军，还是那些人，平日的战斗气氛还是那么令人忧虑和紧张。经历过的考验使我们更加亲近了。这些对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在10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方面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继续一批一批地从战线那边突围出来。他们之中有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级A·A·米哈伊洛夫，我们精力充沛的防化主任H·C·佩图霍夫少将，上校步兵师长P·A·莫罗佐夫、B·C·托波列夫、A·C·别列斯托夫、C·C·波捷欣、C·H·韦里切夫、A·M·伊利英、H·M·帕诺夫、H·C·沃罗宁、B·P·潘科夫、C·A·诺维克，旅级步兵师长M·A·罗曼诺夫、O·O·日马琴科及其他许多人。
他们突出来时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有沮丧和悲观的情绪。他们心中燃烧着对敌人的仇恨，伤口还未痊愈就纷纷去找方面军司令员，只坚决请求一件事：“再派我去战斗，给我清算法西斯的机会。”首长满足了他们的请求。于是我们又在战斗中看到了这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就残酷性和流血牺牲程度而言，这些战斗并不亚于他们已经历过的那些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