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先生的反抗已经告一段落。他一言不发地走出汽车，沿着台阶走进一间地下室。D把这间狭小的起居室兼卧室的灯打开，点着了煤气炉。当他手里擎着火柴，俯身在煤气炉上面的时候，心中不禁疑惑起来，难道他真的要谋杀一个人吗？克罗威尔——不管她是什么人——似乎太不走运了。一个人的家是不应该叫别人闯入的。当一枚炸弹把一幢房屋临街的墙壁炸毁，使屋子里的铁床、椅子、丑陋的画片甚至一把夜壶完全公之于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简直是对妇女肆行强暴。闯进陌生者的住屋也是一种强暴行为。但是你的一言一行总是不由自主地模仿敌人的行为。你像他们一样投掷炸弹，像他们一样毁坏别人的私生活。D突然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来，对K先生说：“这是你自找的。”
K先生向后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沙发床上。沙发上面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稀稀拉拉地摆着几本羊皮面的薄书，看来是一位信仰虔诚的女人的藏书。他说：“我向你发誓，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场。”
“你不否认你同那个女人想合谋偷走我的证件吧？”
“你的工作由别人接替了。”
“这我知道。”他逼近K先生。该是在他脸上狠狠打一拳的时候了。他的怒火已经被煽起来了。前一天晚上那些人不是教会了他怎样打人吗？但他还是下不了手。只要他的手触到K先生身体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同这个人开始一种新的关系……他的嘴唇因为厌恶而颤抖起来。他说：“如果你还想活着离开这间屋子，只有向我坦白。你们两人都被他们收买了，是不是？”
K先生的眼镜掉到沙发上，他在罩着沙发的透眼网扣上摸索着。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没被收买呢？”
“没有别的法子，是不是？”D说。
“他们并不信任你——不然的话他们干吗又叫我们监视你？”
D在听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手指一直摸着枪。如果你既是陪审员又是法官而且身兼律师的话，你就得听被告把话讲完。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偏心眼，你也一定要公正。“说下去。”
K先生恢复了一些勇气。他的红眼圈的眼睛向上翻了翻，想把视力集中。他的嘴部肌肉扭动了一下，形成一个嘲讽的笑容。他开口说：“再说，你的行动也很奇怪，你说是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在别人出了一定价钱后你不会把自己出卖？”
“有道理。”
“谁都得为自己着想。如果你把自己出卖了，我们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了。”
真没想到K先生会这样毫无顾忌地把堕落的人性公开暴露出来。这个人在害怕的时候，在畏缩奉承的时候还比较能令人忍受。可是现在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他说：“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反正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你读一读今天的晚报就明白了。我们叫人家打败了。你自己也知道，有多少个部长都变节投降了。你认为他们都没有得到好处？”
“我想知道你得到了什么好处。”
K先生找到了自己的眼镜，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身体。他这时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恐惧感。尽管年纪已经不小，却依然灵活狡猾。他说：“我想早晚咱们都得走到这一步。”
“你最好把一切事都告诉我。”
“如果你想得到一点儿好处，”K先生说，“那你是白搭。即使我愿意，你也捞不到……”
“你们还不会那么愚蠢，只凭人家一张空头支票就把自己出卖吧？”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懂得最好不给现钱。”
D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半信半疑地说：“你是说你干这件事什么也没拿到？”
“我拿到了一封信件，有L的签名。”
“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大傻瓜，如果你要的是别人向你许诺，从我们这边你要多少都可以。”
“不是许诺，是任命书。校长签了字。你知道，L现在是校长了。从你离开以后。”K先生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自如的态度。
“什么校长？”
“大学校长，这还用说。我被聘任为教授了。在教授会里。我可以回国去了。”
D笑出声来，他无法控制住自己。在他的笑声背后流露出厌恶的情绪。这就是未来的文明，这样一个人将要登上学术界的宝座……他说：“我现在要是杀死你，我杀的将是一个K教授，这倒是一种安慰。”他脑子里想的是一大群诗人、音乐家、艺术家和学者，个个红眼圈，戴着金属框眼镜，一脑子背信变节的思想。这是腐朽的旧世界的一群残渣，年轻人就要从他们这里学习到如何当叛徒、当奴才的有益课程。这一前景叫D不寒而栗。他把那个第一秘书的手枪掏了出来，说：“我倒想知道，他们会派谁来代替你在这里的工作。”但是他知道，他们是有上千的人可供选择的。
“别那么摆弄手枪。太危险了。”
D说：“你现在要是在国内，就得受军事法庭审判，就要判刑。你为什么想要离开这里？”
“你在开玩笑。”K先生说，尴尬地笑了笑。
D打开手枪的弹盒看了看，里面有两颗子弹。
K先生气急败坏地说：“你刚才说，如果那个女孩不是我杀害的，就没有我的事了……”
“那又怎么样？”他把弹盒重新关上。
“不是我杀的。我只不过给玛丽打了电话……”
“玛丽？啊，是的，旅店的老板娘。说下去。”
“L叫我这样做。他从大使馆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你只要对她讲，叫她尽力而为就成了。’”
“你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太清楚。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她有一个计划……想法使你被驱逐出境。她从来没有叫我看出来像要谋杀什么人。只是在警察读了那本日记以后……才叫人自然而然地获得一种印象。日记里记载了你说的话，你要把她带走。”
“你什么事都知道。”
“是玛丽告诉我的——事后告诉我的。她看了那本日记像是一下子得到了灵感。本来她想伪造一桩抢劫案，栽赃给你。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女孩子顶撞了她。她只是想吓唬吓唬她，后来她就发起脾气来了。你知道老板娘的脾气很坏，自己管不住自己。”他又摆出一副用以考察对方心理的笑容，“那个女孩子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说，“这种人成千上万。在国内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人死于非命。在打仗啊。”D脸上的表情使他赶快又添上一句，“这是玛丽的理论。”
“那你呢？”
“啊，我当然反对。”
“在事情发生以前——你就反对？”
“是的。啊，不，不，我是说……事情过后。我后来见到她的时候。”
D说：“你的话漏洞百出。你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
“我向你发誓，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场。”
“好，我相信你。你没有这个胆量。这件事是留给她干的。”
“你应该找她去算账。”
“我这人有一点偏见，”D说，“不太愿意杀害女人。但是在人们发现你的尸体之后，她也会吃苦的……她会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再说我只有两颗子弹。我弄不到更多的。”他把保险栓打开。
“这是在英国。”那个瘦小、苍白的人尖声喊叫起来，好像在安慰自己似的。他跳了起来，把书架上的一本书碰到沙发上。这是一小本圣诗，在翻开的那页，“上帝”一词是用大写字母拼写的。这当然是在英国——沙发也好，印着老式花卉图案的废纸筐也好，镶在镜框里的汽车路线图也好，靠垫也好，一切都表明这是英国——异国气氛不断地扯动他的袖口，叫他不要任性从事。他气冲冲地说：“别靠着那张沙发。站过来。”
K先生颤抖地站着，说：“你放我走？”
多年的大学教师生活教会了一个人如何做公正的法官，却没有教会一个人当麻利的刽子手。
“你干吗不去找L？”K先生恳求说。
“我迟早会找L算账的。但他不是咱们这边的人。”界限是不容混淆的，对于一件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你不可能这样义愤填膺。
K先生伸出沾着墨水的双手，做出苦苦乞求的姿势。他说：“你要知道了所有事实就不会责备我了。你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完全是个奴隶，这类书人们写得还少吗？”K先生开始哭起来。“你可怜那个女孩子，但你更应该可怜的是我……”他说，“应该是我……”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你身后有个门，进里边去。”D说。这是一间卫生间，室外无法见到。只有通风设备，没有窗户。握着枪的一只手因为即将发生的惨剧而颤抖起来。他是被逼得反身相扑的……现在轮到他惩治别人了。尽管如此，他熟悉的那种恐惧感却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是为别人的痛苦、生命、绝望而感到害怕。他像是一个作家，注定要同情别人的疾苦……他说：“快一点儿。进去。”K先生开始一步步地向后挪动。D想从脑子里搜寻出一句冷酷的玩笑话：“我们这里可没有刑场的大墙……”但是他发现自己不能把这句笑话说完。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死亡开句玩笑，别人的死亡是件严肃的事。
K先生说：“她没有经历过我受的这种罪……受了五十五年罪……只能再活六个月，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D并不想听他在说什么，他也没听懂他的话。他举着枪，紧紧逼着他，心里有一种嫌恶的感觉。
“要是你只能再活六个月，你也会寻找一些安慰的……”眼镜从他的鼻梁上滑下来，掉在地上摔碎了。他嘟囔着什么“受到别人尊敬”。他说：“我一直在梦想，有一天……在大学。”他这时已经进了浴室。他使劲盯着D站立的方向(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退到浴盆边上。“大夫说我只能活六个月……”他像一只狗似的痛苦地号叫了一声，“临死还要干这个苦差事……在牛津街那个傻瓜手底下……‘早安’‘晚安’……教室冰冷……暖气从来也不开。”他像是一个病人在说胡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似乎认为只要他不沉默，生命就有保障，从他充满痛苦和仇恨的脑子里迸出的每句话总是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湫隘的办公室，刚刚能转过身来的小教室，冰冷的暖气片，墙上的活动挂图：名为“一家有钱人”。他唠唠叨叨地说：“那个老头总是穿着软底鞋偷偷地监视我……我难过得要命……我得不断用世界语道歉……不然就要受罚……一个星期抽不到纸烟。”他越说越来劲……但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不该有这么大精神的，早在法官宣判他死刑以前，他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了。“住嘴。”D说。K先生的脑袋像乌龟的头一样向旁一扭，他一直没弄清楚D站立的方向。“你能怪我吗？”他说，“在国内再生活六个月……当一名教授……”D把眼睛一闭，按动了手枪的扳机。子弹砰的一声射出去，手枪震动了一下，把他吓了一大跳。一块玻璃哗啦一声被击碎了。就在这时有人按了门铃。
他睁开了眼睛。他的子弹并没有打中，他一定没有击中K先生。离K先生的头足有一英尺远的卫生间。镜子被打碎了。K先生仍然站在那里，眨动着眼睛，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有人在敲房门。白白浪费了一颗子弹。
D说：“不许动。别出声。第二次我就不会打偏。”他把卫生间的门关上，一个人站在沙发旁边，听着过道房门上的敲门声。如果来的是警察，他要用仅有的一颗子弹做什么呢？一切又重归寂静。沙发上的那本小书仍然打开着：
上帝在阳光里
爱抚地看着彩蝶的羽翼，
上帝在烛光中
在你家中静静等候着你。
这首荒唐的小诗印在他的脑子里像按在火漆上的印痕。他并不相信上帝，他也没有家。这首诗有点儿像野蛮部落在宗教仪式中唱的歌，即使非常文明的旁观者也会被它触动。啪、啪、啪，敲门的声音又响起来。接着又按了一下门铃。说不定是房主的哪位朋友，也可能是女房东本人。不会，她自己有钥匙。一定是警察。
他向房门慢慢走过去，手里还拿着那支枪。他已经忘记该怎样用手枪，正像他长久不习惯使用剃胡刀一样。他像迎接厄运一样打开了房门。
站在门外的是罗丝。
他语言迟缓地说：“啊，当然是你。我忘了。我把我的地址告诉过你，是不是？”他从她的肩头上望过去，好像预料她背后一定还站着警察——或者站着福布斯。
她说：“我来告诉你福尔特对我讲的事。”
“啊，好吧。”
她说：“你没有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吧？”
“没有。”
“干吗拿着枪？”
“我以为敲门的是警察。”
他们俩走进屋子，把走廊上的门关好。他的眼睛望着卫生间。不行了，他知道他绝不会开第二枪了。他可能是个英明的法官，但永远不能成为一名刽子手。战争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但还没有使人残酷到这种程度。他的头脑里装着中世纪传说的讲稿，装着《罗兰之歌》和伯尔尼的原稿，就像脖子上挂着一个会给他带来灾祸的不祥之物。
她说：“亲爱的——你的样子变了。更年轻了。”
“胡子剃掉了。”
“可不是。这样对你更合适。”
他不耐烦地说：“福尔特说什么了？”
“他们签字了。”
“可是这违反了你们的中立法啊。”
“他们并没有同L直接签订合同。总有办法把法律绕过去。先把煤运到荷兰……”
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他连枪毙一个叛徒的胆量都没有。她说：“你得离开这儿。在警察抓到你之前。”他坐在沙发床上，手枪悬在两个膝头之间。他说：“福布斯也签了字？”
“你不能责怪他。”他又一次感到妒火中烧。她说：“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为什么？”
她说：“从某些方面看，他是个正直的人，你知道。如果风向转过来，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他沉思地说：“我还有一粒子弹。”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里带着惊惧的成分，眼睛盯着那支枪。
“啊，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他说，“我想的是煤矿工人。他们的工会。如果他们知道了事实真相，说不定……”
“说不定什么？”
“会出面反对。”
“他们能做什么？”她说，“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从来没见过矿井封闭时矿工的村镇是什么景象。你一直生活在革命里——呼口号、呐喊、挥舞旗帜，你经历的这种事太多了。”她又说，“我曾经跟我父亲到过他们住的一个地方。我父亲那时随着几个贵族去视察。那里的人个个无精打采。”
“这么说你也关心他们？”
她说：“我当然关心。我的祖母……”
“你认识不认识那些矿工中的哪个人？”
她说：“我的老保姆还在那儿。她同一个煤矿工人结了婚。可是我父亲给了她一笔养老金。她跟别人不一样，日子比较好过。”
“开始的时候只要找到个熟人就成。”
“你还是不理解。你不能到那里去发表演说。马上就会蹲监狱。你正在受到通缉。”
“我还不打算就这样自认失败。”
“听我说，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让你偷渡出去。有钱能使鬼推磨。从一个小海港。斯旺塞……”
他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她的脸。“你愿意让我走吗？”
“啊，我知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一个人活着。我不喜欢死人和关在监狱里的人。你要是死了，我对你的爱不会超过一个月。我不是那种人。我不会对我看不到的人永远忠实。跟你一样。”他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左轮枪。她说：“把那东西给我……我受不了……”
他默默地把手枪递过去。这是他第一次对另外一个人表示信任。
她说：“啊，上帝，就是这支枪的火药味儿。我一进来就闻到了。你开过枪。你杀了人……”
“没有。我想杀死他，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想我是个胆小鬼，只打碎了一面镜子。太不走运了，是不是？”
“是在我按铃以前吗？”
“是的。”
“我听见了。我还以为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呢。”
他说：“幸亏附近一带没有人听出是什么响声。”
“那个人在哪儿？”
“那里面。”
她把门拉开。K先生一定是正扒在门上偷听，他从屋里跪着爬出来。D耷拉着脸说：“这位是K教授。”K教授身体向前一倾，软绵绵地摔倒在地上，两条腿仍然蜷曲着。D说：“他晕过去了。”罗丝俯身看了看，充满厌恶地说：“你肯定没有打中他？”
“没有。确实没打中。”
“他断气了，”她说，“谁都看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