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电台里一个嘶哑的声音广播道：“各位听众，在我们播出北部纽卡斯尔音乐厅的管风琴独奏音乐会之前，伦敦警察局发来一份紧急通缉令：警方正在搜捕一名外国人，他护照上的名字是D。今天早上他曾被警方逮捕，在大使馆受到讯问，然后他攻击了使馆秘书并逃跑。此人年纪大约四十五岁，五英尺九英寸高，黑色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上髭浓密，下巴右边有一块疤痕。据悉此人携带着一支左轮手枪。”
女招待说：“真有意思，你下巴上也有个疤。你走吗？可别惹出麻烦来。”
“不会的，”D说，“不会。我得小心点儿，是不是？”
“出了这种事，真可怕，”女招待说，“当时我正在街上走，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群人。有人跳窗自杀了，他们说。我当然也停下来看一看。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所以吃午饭的时候我到旅馆去了一趟。我想找爱尔丝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告诉我，死的人就是爱尔丝，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同爱尔丝是朋友？”
“可不是，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感到非常震惊。”
“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像她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呢？你不觉得这——也许——是件意外事故？”
“噢，不会是什么事故。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这孩子很有心眼儿，外人猜不透。我遇见的人多了，我认为她一定是在爱情上受到了挫折。”
“你这样想？”
“是的——跟一个住在海伯里的有妇之夫谈恋爱。”
“你跟警察说了吗？”
“验尸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的。”
“她自己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啊，没有。她不爱说话。可是有不少事你是可以看出来的。”D惊骇地望着她。啊，这就是友情。在这个女招待信口开河地胡编这个恋爱故事时，他望着她那双毫无心肝的棕色小眼睛。住在海伯里的那个人多半只存在于她罗曼蒂克的乌七八糟的脑海里。爱尔丝讲话总是用廉价爱情小说中的词句，难道这些书也都是从她这儿借去的？她接着说：“我想，他们无法解决的是怎么处理那个人的几个孩子。”从她的声音也可以听出来，她充满了创作的热情。爱尔丝已经死了，再也无法更深地伤害她了。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她编造一套瞎话。“爱尔丝爱他简直爱疯了。简直可以说是不能自拔。”
他把要付的钱放在自己的盘子旁边，说：“好了，听你讲这段——惊险故事，真是很有意思。”
“我可忘不了这件事。我告诉你——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了。”
他走到外面冰冷的暮色里。他之所以到这个咖啡馆来完全是件偶然的事，要不然就是因为咖啡馆离他住的旅馆只隔着两个街区。他需要立即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现在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件事——印着“使馆里的枪手”这一大标题的报纸广告到处都对他怒目而视。他们已经知道了他的面貌特征。他的罪名是使用假护照混入英国。有一家报纸不知从哪个人口里居然探听到消息，他住的旅馆有一个女仆上午自杀身亡了。这份报纸把这件事也刊登出来，而且在字里行间暗示这是一件疑案，暗示这件自杀案还有许多秘密有待发现……一点儿也不错，事情确实不能只停留在现在这个地方。
他把心一横，沿着马路向自己住的旅馆走去。雾气差不多已经散尽了。他觉得自己好像舞台上的演员，在幕布拉开后，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他怀疑旅馆门前会不会站着一个警察。他沿着栏杆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把一张报纸举在脸前，假装边走边读报纸……旅馆前边并没有人，门像平常一样敞开着。他很快地走进去，穿过第二道玻璃门，随手把门关上。钥匙都挂在挂钩上，他取下自己房门的那把。一个声音——老板娘的声音——在二楼上喊道：“是穆克里先生吗？”
他应了一声“是我”，暗自祈祷穆克里先生没有什么口头禅……如果单听口音的话，两个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老板娘对他搭了腔似乎感到满意。他没听到她再说什么。整个旅馆显得出奇的安静，好像刚被死神触摸过。餐厅里没有刀叉的磕碰声，厨房里也没有人讲话。他从铺着地毯的楼梯蹑手蹑脚地往楼上走。老板娘的房间门半掩着，他从门前闪过去，踏上木头的楼梯。她是从哪个窗口跳下来的呢？他把钥匙插进自己房间的锁孔，把门轻轻打开。外面不知道是谁在什么地方咳嗽，一声连一声地传到他耳朵里来。他把门开了一条缝，他想听清门外的动静。早晚他会听到K先生的声音。他已经盘算好，K先生是最容易对付的一个人，只要稍微用点力，他会比老板娘更快吐露真情的。
他转身走进朦胧的房间。因为死了人，屋子里的窗帘已经拉上了。他走到床边，突然全身一震。爱尔丝的尸体正停在他的床上，已经装殓好准备下葬。难道他们还要等尸体检验？可能这家旅馆只有他这个房间是空的——爱尔丝自己的一间没准儿已经让接班的人占据了——生活仍旧按常规继续下去。她躺在那里，僵直，干干净净，但又很不自然。人们总是说，死了就跟睡觉一样，这是不对的。死就是死，跟什么也不一样。他想起曾经见过笼子里的一只死鸟，仰面躺着，两爪僵直，像是葡萄梗，看着真是一点生气也没有。他也看见过空袭后街上的死人，他们的姿势都非常奇怪，总是扭曲着——像是母体里的无数胚胎。但他现在看到的却完全不同，这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摆布出来的独特的姿势。痛苦和睡眠都不会这样躺着。
有的人也许会为她祈祷。这是一种消极的反应，而他却一心想用行动来抚慰她的亡灵。她的尸体躺在那里好像把他对痛苦的恐惧完全消除了，他再也不怕在任何一条荒僻的公路上只身面对凶暴的汽车司机。他觉得恐惧再也无足轻重了。他没有对她的尸体说什么，它什么也听不见了，它不再是她了。这时他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藏在窗帘后面，坐在窗台上，把两只脚从地板上提起来。屋子里的电灯打开了。老板娘的声音说：“我发誓曾经把门锁上了。喏，她就停在那儿。”
一个女人的热切的、充满感情的声音说：“你看她多美啊！”
“她总是谈起你，克拉拉。”老板娘语调低沉地说。
“可怜的孩子……她当然会谈起我。你想，她为什么要……？”
“谁也不了解另外一个人的心思，你说是不是？”D从窗帘的夹缝里看到两个谈话者中的一个——一个年轻姑娘，生着一张美丽而粗俗的面孔，泪痕未干。这个姑娘问：“是从这间屋子的窗户吗？”她的声音里含着畏惧的感情。
“可不是。就是从那个窗户。”
这个窗户。为什么她不挣扎呢？他想。为什么没有留下引起警察注意的痕迹？
“是从这个窗户吗？”
“是。”
她们开始往窗户这边走过来。是不是这两个人想仔细看一看出事地点？那可就要发现他了。脚步声一点一点向他移近，但是忽然又停住了，因为克拉拉又讲起话来：
“她要是到我那里去，就不会出事了。”
“在那个人到这里来以前，”老板娘说，“她在我这儿过得很好。”
“那个人肯定做了亏心事。她给我写信说要跟他走，我可没想到是这么个走法。”D心想：这么说那封信也一点儿不起作用了。这个可怜的孩子，脑子里充满了爱情小说的词句，直到最后也没把事情说清楚。
老板娘说：“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去把穆克里先生找来。他非常想最后见她一面。”
“你尽管去找吧。”克拉拉说。他听见老板娘走出了屋子。从窗帘的夹缝里看得到克拉拉正在化妆——涂粉、抹口红。房间外边响起脚步声。克拉拉并没有把眼泪抹掉，脸上应该带着点儿眼泪。
回来的是老板娘，只有她一个人。老板娘说：“真奇怪。穆克里先生没在房间里。”
“也许还没回来吧。”
“我听见他回来了。他在门厅里自己取的钥匙。我跟他打招呼，他还应了一声呢。”
“也许他——你知道——在那个地方。”
“没有。我推了一下门。”老板娘感到很不安，她说，“我真不懂是怎么回事。有人进来过。”
克拉拉说：“出了这种事，有点儿叫人疑神疑鬼的，是不是？”
“我想我该到楼上去看一眼了，”老板娘说，“我得把那间屋子整理一下，叫新来的女仆住。”
“爱尔丝不太注意整洁，是吗？可怜的孩子。我猜想，她到我那儿也不太合适。我那儿有上流社会的男友来，家里得像个样子。”克拉拉正好站在窗帘的夹缝前边，她有些得意地望着被布盖上的尸体。“好啦，我得走了。一位绅士跟我约定了，准八点到我家去。他不喜欢不守时。”克拉拉的身体移动到D的视线之外。老板娘的声音说：“我不陪你下楼了，亲爱的。你不会介意吧？有些事……”
D把手放在手枪上，等待着。电灯熄了。关门的声音。钥匙在锁孔里响了一下，老板娘一定随身带着一把钥匙。D等她走远了才从窗帘后走出来。他没有再看一眼床上的尸体，没有声音，不会思想，爱尔丝已经不再引起他的兴趣了。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也许会相信爱尔丝现在是得救了，不用再受苦受难，有了更好的归宿。你也许会把恶人受报应的事交给上帝去安排……因为凶手干的事不过是把被害者还给上帝，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应。但问题是，D并没有特殊的信仰。在他的心目中，如果做坏事而得不到惩罚，这个世界就成了一片混沌，他的生活就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他把锁从门里边打开了。
老板娘正在楼上跟人说话。D轻轻把门关上。他并没有锁上——叫他们去疑神疑鬼吧。突然，他听到了K的声音：“我想你准是忘了。还会有别的什么人？”
“我是不会忘事的，”老板娘说，“再说，如果不是穆克里先生，搭腔的是谁呢？”
“没准儿他又出去了。”
“不会。他不是那种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人。”
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油漆味。D慢慢地走上楼去。他现在可以看到屋子里的情况了。屋子里开着灯。D俯身在黑暗的楼梯阴影里向里面窥视。K先生站在窗户前边，手里拿着一把漆刷。D一下子就明白了：爱尔丝是从她自己房间的窗户掉下去的。窗台上曾经有一些痕迹，现在已经没有了。屋子已经为新来的女仆重新收拾过，墙壁刷白了，到处干干净净，什么地方也看不出犯罪的痕迹了。但是K先生使用油漆刷子时手脚很笨——他们不敢找另一个懂行的——不仅西服上衣有好几块绿漆，而且连金属框的眼镜也沾上漆点了。他说：“到底是谁呢？”
“我想到的是D。”
“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可是他对自己说的话也没把握，马上又像吵架似的加了一句，“他想必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吧？”
“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大的胆子都有。”
“可他不知道啊。你真的以为他现在就在这幢房子里——在哪儿藏着吗？也许——在她那间屋子里。”听得出来他已经有些害怕了。“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说不定是来找咱们的。”
看到K先生的脸在眼镜后边抽搐起来，D先生非常舒服。毫无疑问，对这个人只要施加一点儿压力，他就会吐露真相的。K先生又说：“啊，上帝，收音机里说，他还带着一支枪呢……”
“说话别这么大嗓门。说不定他正听咱们讲话呢。咱们弄不准他在什么地方。我记得清清楚楚曾把那间屋子的门锁上了。”
K先生对她尖声吼叫起来：“他有没有钥匙你总该清楚吧？”
“嘘！”老板娘心里也不踏实了——一张斑斑点点的大脸更加灰白了。“要是刚才我跟克拉拉在那间屋子里，他就躲在我们身边的话，那可太……”
D开始一步步地退下楼梯来。他听见K先生没好气地喊：“别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又听见老板娘轻蔑的声音：“咱们得把事情弄清楚。我下楼去看看他的钥匙在不在架子上挂着。如果钥匙没有了，咱们就给警察局打电话。”她有些犹犹豫豫地说。
D快步走下楼去，他不再管楼梯是否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也不去想会不会在三楼上碰见那个印度客人——说不定那个人已经卷铺盖走了，谁愿意住在一家死了人的旅馆里？他一个人也没碰见。他把钥匙挂在架子上——他要办的这件复仇的事不需要惊动警察——站在餐厅门后边支棱着耳朵听着。他听见老板娘小心谨慎地走到楼下的前厅里，喘着粗气，大声喊道：“钥匙在这儿呢。”他又听见K先生在楼上走动的声音。K先生脚步匆忙，油漆在桶里发出拍溅的响声。老板娘好像报喜似的又在大声喊：“准是我弄错了。你走过那间屋子的时候推推门，看看锁上了没有。”
“我不干。”
“傻瓜，你就推一推。我一分钟以前把它锁好的。”
K先生气喘吁吁地向楼下喊：“锁已经打开了。”
D从叶兰花上面的一面镜子里望到了她的脸，脸上的神色不只是恐惧，还有算计和窥伺……他忽然想：她也许不想叫警察来，因为楼上刚刚涂过油漆，整个旅馆充满了油漆气味。她引起的怀疑越少，事情就对她越有利。K先生这时已经到了楼下的前厅里，只听他焦虑不安地说：“你大概是记错了，自以为把门锁上了。他没有这个胆子。”
“那我听到的声音呢？”
“当然是穆克里先生的。”
“好吧，”她说，“穆克里先生这不是来了！你可以自己问问他。”前厅的门打开了。D在镜子里看到了她的眼睛……心事重重，正在盘算着什么……她说：“你回来晚了，穆克里先生。我以为十分钟以前就听到你的声音了……”
“那不是我，太太。我今天很忙，非常忙……访问了很多邻居。”
“啊，上帝，”K先生说，“你是在……”
“你在忙些什么，穆克里先生？”
“啊——希望你们别见怪——你们有一句话：‘戏已经开场了’，对不对？自从那可怜的孩子自杀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时机——进行社会调査。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门德瑞尔太太，于是我们这些群众心理观测家就开始调査了。”
调査什么？D迷惑不解。他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一直忙着搜集材料。对于这件自杀案的种种解释——海伯里的一个有妇之夫啊，兰伯兹的一个年轻人啊，等等——当然了，这都是臆测，但这却说明了人们的脑子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当然知道，是那位外国绅士……”
“听我说，”K先生说，“听我说，我可不在这儿待着了。去叫警察吧。”
穆克里先生不以为然地说：“很多人都有些歇斯底里。你可能对这个感兴趣，门德瑞尔太太。有一个人说那个女孩子坠楼的时候她正好看到了。实际上她并没看到。”
“没看到？”
“没有。因为她把窗户说错了。别的什么都对——因为她看了报，你知道，所以别的细节她都知道——什么你正在场啦，想拉住她啦……还有那尖叫的声音……什么她都知道。但是她把窗户说错了。这真有意思，我觉得。”
“你搜集这些材料干什么？”老板娘问。
“我用我的皇冠牌小打字机打下来，把材料送交组织调査的人。我们管这个叫群众心理调査。”
“以后要印出来吗？”
“他们留起来作档案资料。也许有一天收在一本厚书里——不登我的名字。”他不无遗憾地补充说，“我们只是为了科学而工作。”
K先生说：“你得去叫警察了。”
“别犯傻了。”老板娘一点儿也不客气地说。她解释道：“他总是以为自己看到了那个人——就是把爱尔丝逼上死路的那个人，你知道——走到哪儿他都以为看见了那个人。”
穆克里先生机械地说：“真有意思。”他打了个喷嚏，“啊，油漆味。这也很有意思。你们是不是很讲求实际——正在消除痕迹——或者这是一种迷信？”
“你说痕迹是什么意思？”K先生紧张地问。
“啊，我是说一些污垢、脏痕……你们这样一家像样的旅馆理应干干净净，反正你们早已计划粉刷一次，所以就趁现在做了。要不然，也许是出于迷信。因为旅馆里死了人。你们知道，西非的某些部落就有这种迷信。只要死了人，他们就把死人的东西全部毁掉，衣服啊，房子啊，什么都不留。他们想彻底忘掉死人的事。我很想知道，你们重新粉刷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
K先生说：“我走了。我受不了。如果你还要人帮忙……”
D突然发现，老板娘从镜子里也完全可以看到自己。他们俩的目光对在一起了。老板娘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关系。有穆克里先生在这里。你自己可要当心一点儿。”她转过身来对那个印度人说：“你不是要看看尸体吗，穆克里先生？”
“是的，如果方便的话。我买来一些花……这是迷信，但也有实用价值。花的香气……”
“一般来说，我不喜欢在卧室里摆花。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我想放一点儿花也没有什么。”
D紧紧地盯着她，她也从镜子里看着他。有的人会这样互相枪击，D想。在电影里，借助一面镜子。
K先生说：“我走了，玛丽。”好像除了老板娘那句冷酷的警告外，他还期待着什么似的。正如D从镜子里看到，老板娘似乎在鼓励他干出最坏的事来。她很强壮，她不是那么容易被别人的气势压倒的人。身体方方正正，满脸斑点，意志坚强，这个女人好像正在把一个牺牲品交到他手里……
穆克里先生说：“等一会儿。我想，我在吃早饭的时候把眼镜放在餐厅里了。”D把手枪从口袋里拿出来，等待着。
“啊，不会的，穆克里先生，”老板娘说，“你会在你的房间里找到的。我们总是把客人落掉的东西收起来。”她用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臂向楼上走去。穆克里先生拿着几枝不很干净的花，用报纸裹着。说起来也真怪，只因为发生了一次暴力事件，就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本来想把他处置掉，没想到他现在倒有一种安全感了……因为他如今一心要复仇，别的什么也不去想了，连他担负的重大职责暂时也置诸脑后了……那天早晨还是他在欢迎穆克里先生，现在欢迎这个印度人的却变成他们了。
前厅的门关上了，他随着K先生走到街上。K先生夹着一把雨伞，步子很快，并没有回头看。D落在他身后大约二十步远，两人很快地向格雷律师学院路走去。D并不想遮掩自己的行迹，他料想K先生绝不敢叫警察。K过马路的时候他也跟着过马路，K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下来。最后，K一定是发现了身后的脚步声，他突然在人行道上一处公共汽车站停下来，就像一只野兽被猎人追急了反身相向一样。他转过身来看着D一步步向他走来，他拿着一支纸烟，纸烟在他手中索索地抖动着。他说：“对不起，借个火可以吗？”
“当然可以。”D擦着了一根火柴，递了过去，火柴的光照亮了他的两只近视眼，眼中充满了惊惧的神色。这双眼睛打量了对方一会儿，逐渐变得释然了，他并没有认出D来。没想到刮掉胡须竟有这么大差别。真叫人吃惊。K先生用另外一只手把抖动的纸烟拿稳，说：“我看到您口袋里带着一份报纸。能借给我看看吗？”K先生是一个只要能借就绝不自己出钱买东西的人，他省了一根火柴，又省下一份报纸的钱。
“你拿去吧。”D说。K先生同D见过两次，这时他似乎听到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不禁又担心起来。他狠狠盯了D一眼，立刻又低头看起报来。他还没有看清对方是谁。一辆公共汽车开进站来。他说了声“谢谢你”，就上了汽车。D紧跟着他走到汽车的顶层上。两人一前一后摇摇晃晃地找座位。K先生在前排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D坐在他后面一排。K先生猛地一抬头，看到D映在窗玻璃上的面孔。他顾不得看报了，开始沉思起来。他坐在那里，缩着肩，身上的一件破旧大衣像猫皮一样给人一种生了癫病的感觉。
公共汽车转入霍本。人们正排成长队走进韦斯顿音乐厅。从街道两旁的大橱窗里可以看到室内的办公家具。一家牛奶店，更多的家具。公共汽车这时正向西开。D也借助窗玻璃观察K先生的脸。这个人在哪儿住？他有胆量回家吗？汽车这时穿过了圣吉尔斯圆环，转入了牛津街。K先生向窗外望去，他看到在岗位上值班的警察，看到在阿斯托里亚饭店外面跳舞的男男女女，脸上流露出依恋的神色。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他想看得更清楚些。报纸铺在他的膝头上，打开的正是登载着枪手大闹使馆那一版。他开始读起这篇报道来；他似乎更相信报纸上的描述，而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他又偷偷地瞟了D一眼，这次他的目光正好落到D脸上的疤痕上，不禁“噢”的一声叫出了声音。
“你是跟我说话吗？”D探着身子问。
“我？啊，没有。”K先生说。他干咳了几声——咳、咳、咳。他站起身来，身体随着汽车的晃动左摇右摆。
“你在这站下车吗？”
“我？是的，是的。”
“我也是，”D说，“你好像是生病了，要不要我帮你一把？”
“不用，不用。我很好。”
他向车门走去，D紧跟在他后面。
他们俩肩并肩地站在人行道上，等着交通信号灯放行。D说：“现在好多了，是不是？”他有一种幸灾乐祸、不顾一切的感觉，他甚至因为这种激动的心情而有些发抖。
“你说什么好多了？”K先生问。
“我是说天气。今天早上还是大雾。”
交通信号灯变换成绿色，他们两人并排走进了邦德街。D发现K先生不断地斜眼看着铺面的窗玻璃，想通过玻璃观察走在他身边的人。但是他什么也看不清，贫困和读书已经把他的视力毁掉了。他不敢直接开口问。看来只要D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也就装糊涂不把他当作D。
K先生突然把身子一转，拐进一个门道，走入一条幽暗的过道，他像小跑似的向过道尽头的灯光奔去。D觉得这条过道有些熟悉，他刚才的思想过于集中，没有注意他们走进了一幢什么建筑物。他一步不落地紧紧跟着K先生。一架老旧的电梯吱吱嘎嘎地降了下来，门口正对着D的猎物。K先生突然尖声喊叫起来，他的声音顺着电梯的升降井一直传到楼上的房间：“你老是跟着我。你跟着我干什么？”
D和和气气地说：“你应该说世界语呀——对你的学生。”他把手亲密地放在K先生的袖子上，“我没想到，蓄不蓄胡须会有这么大区别。”
K先生一把拉开了电梯门。他说：“我不想同你打交道。”
“咱们俩不是站在一边的人吗？”
“你的工作已经有人接替了。”
D轻轻地把他往电梯里一推，顺手把电梯的门关上，说道：“我忘了。今天晚上举行晚会，对不对？”
“你应该回家了。”
“我被事情耽搁住了。你一定知道是什么事。”他按了一下开关，电梯在两层楼之间停住了。
K先生说：“你为什么让电梯停住了？”他靠在电梯壁上，眼睛在金属框的镜片后面眨动着。楼上不知什么人正在弹钢琴，弹得很蹩脚。
D说：“你看过高尔德索伯写的侦探小说吗？”
“让我出去。”K先生说。
“学校教师一般都爱读侦探小说。”
“我要喊了，”K先生说，“我要喊了。”
“在开晚会的时候喊叫可有失体统。顺便说一下，你衣服上还沾着油漆呢。你太不聪明了。”
“你要干什么？”
“穆克里先生遇到的一个女人是个目击者，她看见的是另外一个窗户。这真是太巧了。”
“我没在场，”K先生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真有意思。”
“让我出去。”
“我刚才给你讲高尔德索伯的侦探小说还没讲完呢。一个人在电梯里把另外一个人杀了。他让电梯降到楼下。自己走出来，走到楼上。再按电钮让电梯升到上面。他当着别的见证人的面打开门，发现了里面的尸体。当然了，他很幸运地逃避了杀人的罪名。要想杀人就必须有一只走运的手。”
“你不敢杀我的。”
“我只是在给你讲高尔德索伯的小说。”
K先生有气无力地说：“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作家的名字是你胡诌的。”
“他是用世界语写作的，你知道。”
K先生说：“警察正在捉你呢。你还是快逃吧——快。”
“他们没有我的照片。关于我的相貌特征的描写也都不对。”他语气温和地说，“要是有办法把你顺着电梯井扔下去就好了。你要受到惩罚，你知道，这是你罪有应得……”
突然间，电梯又向上开动了。K先生像取得胜利似的说：“电梯动了，你瞧。你还是快点溜吧。”电梯摇摇晃晃、缓缓地升到三楼上——三楼是《心灵健康》杂志的办公室。
D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这么多嘴。你看到报上登着我有一支手枪的事了。”
“你应该担心的人不是我，”K先生说，“我对你没有恶意。可是卡彭特小姐或者贝娄斯博士……”
他的话没有说完，电梯已经停住了，贝娄斯从一间大会客室里走出来向他们俩打招呼。一个穿着棕色绸衣的半老徐娘走进电梯来，挥了挥手。她的手上戴着许多假首饰，像是黏附在船底的一堆甲壳动物。她又尖着嗓子说了一句谁也没听懂的话。贝娄斯博士说：“晚上好，晚上好。”对D和K先生笑脸相迎。
K先生瞪大了眼睛瞧着他，等待着。D的一只手揣在口袋里，但是贝娄斯博士对今天发生的新闻似乎毫无所闻。他拉着每人的一只手，热情地握着。他说：“对于新学员我可以破例讲几句英语。”接着他又疑惑不解地说，“你一定是个新学员。我想我认识你……”
D说：“你在寻找我的胡子。”
“一点儿不错。你把胡须剃掉了。”
“我下了决心——学一种新语言我得面目一新。你看没看今天的晚报？”
“没有，”贝娄斯博士说，“对不起，咱们别谈这个。我这个人从来不看报。我发现，一本好的周刊会筛掉所有的谣言、刊登确信的新闻。所有重要的消息周刊上都有，让人减少很多烦恼。”
“这是个好主意。”
“我也向别人推荐这个方法。卡彭特小姐，我的秘书——你认识她——也采纳了。自从这样阅读新闻以后，她比过去快活多了。”
“这的确是个叫人快活的方法。”D说。他这时发现，K先生已经溜走了。“我一定要跟卡彭特小姐谈谈这件事。”
“她正在招待大家喝咖啡，你会找到她的。开晚会的时候我们不必严格遵守这里的规则。当然了，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大家说世界语——但晚会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互相见见面。”他领着D走进会客厅。台子上摆着一把大咖啡壶、一盘盘小甜饼。卡彭特小姐隔着烟雾腾腾的水蒸气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仍然穿着那件蓝色的大毛衣。“晚上好。”她招呼D说，“晚上好。”十几张面孔一齐向他这面转过来。D看到的是儿童百科全书中的一页插图：世界不同人种的大展览。其中有不少戴着眼镜的东方人。K先生也在这群人里面，手中拿着块小甜饼，但却没有吃。
“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我们的泰国人。”贝娄斯博士说。
他轻轻地推着D，向屋子的另一头走去。“这位是D先生。这是李博士。”
李博士戴的眼镜镜片很厚，他有些困惑不解地盯着D。“晚上好。”他说。
“晚安。”D说。
谈话在皮制扶手椅之间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有人在某个角落突然高声讲了几句，然后又沉寂无声了，像是植物缺少养料而枯萎下去一样。卡彭特小姐给大家倒咖啡；K先生盯着手里的小甜饼；贝娄斯博士一会儿游荡到这里，一会儿游荡到那里，像是不能坚定持久的爱情。他的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光滑，风度高雅却意志不坚。
D说：“一位理想主义者。”
“什么？”
“我刚刚学习世界语，”D说，“我还不能用这种语言交谈。”
“什么？”李博士神色冷峻地说。他的眼睛在厚镜片后面眯缝着，像是两个舷窗。他紧紧盯着D，似乎害怕他做出什么野蛮的举动来。K先生悄悄地向门边溜去，手里仍然拿着那块甜饼。
李博士厉声说：“说世界语。”
“说英语。”
“不，”李博士十分气恼，口气坚决地说，“不说。”
“对不起，”D说，“我有点儿事。”他很快地走到屋子的另一头，拉住K先生的胳膊说：“咱们不能马上就走。别叫人起疑。”
K先生说：“让我走，我求求你，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不舒服。”
贝娄斯博士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说：“你同李博士谈得怎么样？他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楚拉兰卡兰纳大学的教授。这让我对泰国抱有很大的希望。”
“我跟他谈话很困难，”D说，“他大概不会说英语。”他的一只手始终挽着K先生的胳膊。
“噢，”贝娄斯博士说，“他的英语说得好极了。但是他认为——他的想法当然很有道理——学习世界语的唯一目的就是用世界语讲话。同大多数东方人一样，他的性格有些固执。”他们三个人的目光一起转向李博士。李博士眼睛半睁半闭地静静地站在一处。贝娄斯博士向他走过去，两人开始用世界语认真地交谈起来。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在倾听这位世界语的发明人如何运用这种语言讲话。这对他们是一种特权。贝娄斯博士像是一个滑冰运动员，正飞快地在障碍物之间绕来绕去。
K先生很快地说：“我受不了。你缠住我不放到底是为什么？”
“为了一点儿正义。”D轻声说。他一点儿也不怜悯K先生。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场合里——由办公室、咖啡、自制糕点、穿着小得难穿的过时晚礼服的形容憔悴的女人和戴着眼镜、充满商人气息的精明的东方人构成的背景前面——K先生更加不像那种遭受不幸、值得同情的人了。贝娄斯博士又走回来了。他说：“李博士让我转达说，他很愿意再同你见面——等你世界语学得更好一点儿的时候。”他露出了若有似无的笑容，接着说：“性格真是坚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信仰坚定的人。真的没有，在全国也找不到。”
D说：“我和K先生感到很抱歉，我们该走了。”
“这么早就走？我很想再介绍你认识一位罗马尼亚的女士呢。啊，我看见了，她正在同李博士谈话。”他从屋子的这一头向那两个人笑了笑，倒好像他们是一对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羞羞涩涩，他在旁边给他们鼓气似的。贝娄斯博士说：“看啊！我就是这么想的。要的是思想交流而不是误解纠纷……”D想，罗马尼亚同暹罗大概很少可能闹什么纠纷……但是贝娄斯博士又走到别处去了，他正在给毫无关联的国家牵线搭桥。卡彭特小姐站在大咖啡壶后面满脸堆笑。
D说：“咱们该走了。”
“我不走。我要送卡彭特小姐回家去。”
D说：“我可以等你。”
他走到窗前，俯视下面的街道。公共汽车像大甲虫似的在牛津街上缓缓移动。在对面一座建筑物的房顶后面，灯光拼写出了重要新闻的标题：足球赛2∶1。远处人行道上几个警察列队走进马尔伯勒街。还有什么新闻？灯光逐渐消失后又重新亮起。另一条最新报道……五千难民……四次空袭……这像是来自他祖国的一系列信号——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还浪费时间？什么时候回来？他想到爆炸后扬起的烟尘和天空中飞机的嗡嗡声，他非常怀念祖国。一个人应该因为某些事物热爱自己的国家，哪怕是它的痛苦和暴力行动。L同本迪池达成协议了吗？他很想知道。他已经被排斥在这项交易的大门外了。他正由于杀人嫌疑被警察通缉，在这个令人起敬的国家里他再有什么证明文件也不起作用了。他又想到那个小女孩在窗前喊叫的情景，拼命挣扎，指甲在窗框上抓了好多道道，最后从雾气里摔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像她这样死于非命的人真是成千上万。她好像通过自己的惨死终于归化到他的国家，成为他国家的一个女孩了。死亡是他的领域，比起活人来，他对死人和将要死的人有更多的爱。贝娄斯博士也好，卡彭特小姐也好，因为他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自鸣得意，因此就被剥夺了真实感。除非他们也受到死亡威胁，他是不会把他们当作真实人物的。
他从窗前转回来，对卡彭特小姐说：“这里有没有电话？我想用一下。”
“当然有。在贝娄斯博士的办公室里。”
他说：“我听说K先生准备送你回去。”
“啊，K先生，你太好了。真不应该麻烦你。到摩尔登路去可不近呢。”
“不麻烦。”K先生嘟哝了一声。他手里仍然拿着那块小甜饼，倒好像那是一块身份证明牌，死后人们可以用它来辨明是谁的尸体。
D打开贝娄斯博士房间的门，马上道了声对不起。一位生着日耳曼人头颅、胡须剃净的中年人同一位瘦骨嶙峋的女士偷偷跑到这间屋子里，正在贝娄斯博士的写字台上坐着。闻得到屋子里有一股洋葱味，这两个人中不知是哪个肯定刚刚吃过牛排。“对不起，我来打个电话。”瘦骨嶙峋的女士咯咯地笑起来。她长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手腕上戴着一块很大的手表，衣领上别着一枚苏格兰猎狐犬形的别针。
“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德国男人连忙说，“咱们走吧，温尼弗雷德。”他在门口身体僵直地向D鞠了一躬。“柯尔达，”他说，“柯尔达。”
“柯尔达？”
“世界语，意思是‘心肝宝贝’。”
“啊，是这样。”
“我对英国女孩子很有好感。”德国人坦率地解释说。
“是吗？”
徳国人紧紧握住温尼弗雷德的一只骨瘦如柴的手。这个女孩子的牙齿很不整齐，头发呈灰鼠色，看到她你马上会猜到她的生活背景：黑板，粉笔末，小学生向她请假上厕所，星期日带着狗到荒野散步……
“英国女孩子非常天真。”德国人补充道。他又鞠了一躬，然后把门关上。
D拨通了本迪池勋爵家的电话。他问：“库伦小姐在家吗？”
“库伦小姐不住在这儿。”D这次比较走运，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不是上次那个男仆——那人说不定还会听出他的声音。D说：“我在电话簿里査不到她的电话号码。你能不能告诉我？”
“噢，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么做。”
“我是她的一个老朋友。路过英国，只停留一两天。”
“是吗？”
“她会很失望的，如果……”
“是吗？”
“她特别嘱咐我……”
“库伦小姐的电话号码是梅费尔区3012。”
他又拨了一次电话，等待着。K先生会不会溜掉，完全要看卡彭特小姐能不能把他留住了。D知道传统礼仪有时比恐怖力量还大——特别是当恐怖还只是一种朦胧意识，你并不完全相信的时候。要真正懂得害怕也得有个学习过程。他问：“库伦小姐在家吗？”
“我想她不在。你先别挂上。”即使他自己买不到煤，也一定得想个办法不叫L买到。只要他能证明那件谋杀案……只要他能证明那是一次谋杀……
罗丝的声音突然在他耳旁响起来：“是谁啊？”
他说：“克罗威尔。”
“你有什么事？我不认识叫克罗威尔的人。”
“我住在柴斯特花园，3号。离大使馆只有两三个门。”
电话线的另一端出现了片刻沉寂。D又接着说：“当然了，如果你也相信那个故事——那件所谓的自杀事件——你今天晚上可以叫警察来。或者，要是你觉得我根本就不是D的话。”
她没有回答。是不是把电话挂上了？D又说：“那个女孩子当然是被人谋害的。做得很巧妙，是不是？”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说：“你关心的就是这件事？”
他说：“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把他杀死……我现在还不太有把握……我要找到真正的凶手。杀也只能杀一个人，不能冤枉了别人。”
“你发疯了。你就不能赶快离开这儿回国去？”
“他们可能会枪毙我的。这倒也没什么。可是我不想叫L……”
她说：“你太晚了。他们已经签字了。”
“我怕……”他说，“你知道合同是怎么写的？我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办法把煤运出港口去。有一个中立国协约呀。”
她说：“我问问福尔特是怎么回事。”
“他也签字了？”
“他也签了。”又有人弹起钢琴来，还有人在唱歌。唱的多半是个世界语的歌曲，“柯尔达”这个词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她马上接着说：“他也只好这样做了。”她在为他辩解，“既然别的人都签了字……所有的股东……”
“当然了。”因为她居然出面为福布斯辩护，D心中有一种奇怪的嫉妒的感觉。他觉得这就像一只冻僵的手又恢复了知觉一样。他并没有爱上这个女孩子，他已经不可能爱任何活着的人了，尽管如此，那嫉妒的感情还是刺疼了他。
她说：“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在电话里听到一些非常古怪的声音。”
“在一个晚会上，”他说，“至少他们管这个叫晚会。是世界语学校主办的。”
“你是个大傻瓜，”她绝望地说，“你还不明白他们正在缉捕你吗？抗拒逮捕，伪造护照，天知道还有什么罪名。”
他说：“我在这里似乎很安全。我们正在吃小甜饼。”
“你干吗这么傻？她说你的年纪够大了——不是吗？——你应该有能力保护自己。”
他说：“你能不能替我打听一下——从福布斯那里？”
“你真的想那么做——你刚才说的杀人的事？”
“是的，我准备这样。”
她的声音突然从话筒里非常清晰地传出来，就好像站在他身旁似的。听得出她非常气愤，正在谴责他：“这么说你还是爱上了那个小丫头？”
“不是，”他说，“我对她就跟对别的人一样，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今天一天就有四次空袭。我敢说，除了她以外，他们已经害死了五十个像她这样的孩子了……应该报复他们一下。”他突然觉得这一切是多么荒谬。他到英国来的身份是充当秘密使节，他来的目的是谈一项与他的国家命运攸关的煤炭交易。库伦小姐是位年轻姑娘，是他购煤要找的一位贵族的女儿，另外，她多半还是某个福布斯先生的情人，而福布斯也拥有好几座煤矿，在谢波德市场还养着一个情妇(这件事倒无关紧要)。一个小姑娘被旅馆的老板娘或者K先生杀害了——他们尽管是自己人，但干这件事很可能是受了叛徒唆使。情况就是这样，既有阴谋诡计，又牵涉政治与刑事犯罪。但现在他同库伦小姐在电话里通话却充满了人情味，互相嫉妒，好像在谈恋爱，好像是和平年代，人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自由行动。
她说：“我不相信。你一定爱过她。”
“我想她最多不过十四岁。”
“啊，我敢说你已经到了喜欢小姑娘的年龄。”
“没有。”
“可你在这里不能干那件事——杀人，我是说——你还不懂？他们会吊死你的。只有爱尔兰人才为了复仇互相杀人，而他们总是要被吊死的。”
“啊，好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天啊，”她说，“门一直开着。”沉默了片刻，她又说，“说不定我把你的行踪给泄露了。他们会猜到——报纸上登了那么多。也许警察局正在窃听我的电话。他们可以从楼下的一台电话机拨999。”
“你说的他们是谁？”
“啊，女仆或者我的朋友。谁都不可靠。快离开那儿——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
“好吧，”他说，“我也该走了。晚安。”
“你说什么？”
“世界语——晚安。”说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他打开通向会客室的门。参加晚会的人已经陆续走了不少，小甜饼快吃光了，咖啡在壶里开始凉了。K先生正靠着台子站着，被卡彭特小姐的谈话紧紧拴住，脱不开身。D向他走过去，K先生的身体马上矮了半截——D忽然觉得他并不像自己要杀的人。可是他既然是个叛徒，就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许这样做并不光明正大，可是K先生是个最容易干掉的人。这对其他的叛徒将会是一个警告。D对卡彭特小姐说：“恐怕我不得不把你的护送人拖走了。”他一边说一边戴上手套。从现在起他一定得留心不要再摘下这副手套。
“我不走。”K先生说。卡彭特小姐撒娇地噘着嘴，拨拉了一下台布的毛线流苏。
“有一件要紧的事，”D说，“不然我就不会拉他走了。”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要紧事。”卡彭特小姐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刚才到我们使馆去了。”D说。他信口开河地说。他现在什么人也不怕。该轮到别的人害怕他了。他非常兴奋，脑子里好像回荡着笑声。“我们讨论了在国内成立一个世界语中心的可能性。”
“你说什么？”贝娄斯博士插嘴问。谁也没注意，他这时已经陪着一位身穿粉红色印花布、皮肤黑黑的中年妇女走到摆着茶点的台子旁边。他的目光柔和的眼睛因为兴奋而炯炯发光。“你们怎么成立——不是正在打仗吗？”
“如果我们不在后方兴办文化事业，”D说，“我们为维护某一文明而进行的战斗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对自己居然这样对答如流不禁悚然一惊，另外他也有些后悔，为什么要在这间邋里邋遢的办公室里，在咖啡壶旁边，给别人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呢？这位自由主义者的昏花老眼激动得满是泪水，贝娄斯博士说：“这样说来，这场苦难倒也并不是全无回报。”
“所以你会理解，如果我和我这位同乡——我们得赶快走了。”D说的当然是个荒唐至极的故事，但是既然他一心想要赶快脱身，即使编造的故事再离奇也就没什么不合情理了……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聚集在牛津街上这个象牙塔里，正期待着发生一个奇迹。贝娄斯博士说：“我今天早上起床时还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们有一位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他拉住D的手。所有的人都紧紧盯着他们。卡彭特小姐揩了揩眼角。D说：“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所有的人。”
K先生说：“我不去，我不去。”但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他被那位穿着印花布衣服的太太推向楼梯，D和他并排走，拽着他的手……他现在真的害怕起来了，在恐惧中他把英语全忘了。他请求大家稍候一会儿听他讲几句话，但他说的是只有D同他自己才懂的那种语言。他的样子像生了一场大病，像遭了厄运……他又试图用世界语说点儿什么，不论说什么都成。他嘟嘟囔囔地说：“我的心，我的心。”他的嘴唇煞白。但是这时谁也不再讲世界语了。刹那间，他们已经进了电梯，向楼下缓缓行进。贝娄斯博士的脸消失了，接着是他的西服背心上的扣子，他的皮靴——他穿了一双靴子。K先生说：“你什么事也不敢做。你是不敢下手的。”
D说：“如果你同那个女孩子的死没有什么关系，你就用不着害怕。站得离我近一点儿。别忘记我带着枪呢。”他们俩并排走上牛津街。K先生突然横着迈出了一步，他们被一个人从中隔开了。逛街的人簇拥到他们俩中间来，K先生乘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拼命往前跑。他的个子矮小，动作也很敏捷，可惜的是他眼睛近视，总是同别人撞个满怀。他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顾没头没脑地往前窜。D并没有追赶他。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无法跟在他后面跑。他喊住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你慢慢地开。前面有我的一个朋友喝醉了酒——我们挤散了。我怕他惹什么事，得用车把他拉回家去。”他从车窗里看着K先生。K先生累得筋疲力尽。这是个好办法。
K先生左冲右突，却被对面的人撞回来。行人个个回过头来看他。一个女人说：“真不知羞耻。”一个男人说：“酒喝过头了。”K先生的金属框眼镜滑到鼻梁下边，走几步路就回头看一眼。他的雨伞总是绊住自己的两条腿。一个小孩看到他的一双惊惧的小眼睛，吓得叫起来。他惹得每个人都侧目而视。走到南奥德利街角上，K先生终于踉踉跄跄地同一个警察撞了个满怀。警察和气地说：“咳！你在街上这么走路可不行。”K先生怔怔地盯着警察，因为眼镜滑落下来了，他什么也看不清。
“走慢点儿。快回家去吧。”警察说。
“不，”K先生蛮不讲理地说，“不回家。”
“用冷水冲冲你的脑袋，上床睡个觉。”
“不。”K先生突然把头一低，往警察的肚子撞去。他的策略没起作用，一只大手毫不费力地把他挡住了。“你想到警察局去一趟吗？”警察仍然语气温和地说。一小群人聚拢过来。一个戴着黑礼帽的人高声说：“你干吗跟他找麻烦，他又没做什么事。”
“我只不过说……”警察说。
“我听见你说什么了，”那个陌生人立刻反唇相讥，“我能不能问问，他犯了哪一条？”
“酗酒，扰乱治安。”警察说。
K先生好像获救了似的，脸上焕发出希望的光辉。是的，他忘了扰乱治安这个办法了。
“胡说，”那个陌生人说，“他什么也没做。我愿意为他作证……”
“好了，好了，”警察气哼哼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吵吵闹闹的。我不过是叫他回家去睡觉。”
“你暗示说他酗酒闹事。”
“他是喝醉了酒。”
“拿出证明来。”
“你多管什么闲事？”
“咱们这里是个自由的国家。”
警察开始诉苦说：“我要知道的是——我到底怎么惹着你了？”
戴黑礼帽的人掏出一张名片，对K先生说：“如果你要控告这个警察有诽谤罪，我愿意为你作证。”K先生接过名片来，好像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警察突然把双臂举起来，向人群挥动着说：“散开，散开。各人走各人的路。”
“大家别走，”陌生人厉声呵斥道，“咱们都是证人。”
“你快要叫我冒火了，”警察的嗓音变了，“我警告你。”
“警告我什么？说啊。你要警告我什么？”
“妨碍警察执行任务。”
“好个任务！”陌生人讥讽地说。
“可我是喝醉了，”K先生突然乞求说，“我扰乱了社会秩序。”人群轰的一声笑起来。警察转过来对K先生说：“你怎么没完没了？我们谈话跟你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陌生人说。
警察的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他对K先生说：“你为什么不叫辆出租车老老实实地回家去？”
“好吧，我就这样做。”K先生说。
“出租车！”
出租车停在K先生身边。K先生感激地握住车门把手，打开车门。D对他笑了笑说：“上来吧。”
“好，现在谈谈你的事，”警察对那个爱管闲事的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豪格皮特。”
“你开什么玩笑？”
K先生拼命往人行道上退，口里喊着：“不要那辆出租车。我不要乘那辆车。”
“我是叫豪格皮特。”许多人笑了起来。那个陌生人生起气来。“不是还有叫斯温伯恩的吗？这有什么可笑的。”
K先生挣扎着想逃走。
“老天爷，”警察说，“你又不老实了。”
“汽车里有一个人……”K先生说。
D走出车来说：“没事儿，警官。他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我们在卡彭特酒吧走散了。”他紧紧抓住K先生的一只胳膊，想把他拉回汽车里。K先生说：“他要杀我。”他挣扎着，一下子摔倒在人行道上。“你帮帮我的忙好不好，警官先生？”D说，“别叫他惹祸了。”
“当然可以，先生，赶快把他弄走吧。”警察俯下身，像抱小孩似的轻而易举地把K先生抱起来塞进汽车。K先生有气无力地喊：“我告诉你，这人一直追着我……”自称豪格皮特的人插嘴说：“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警察先生？你听见他说什么了？你怎么能知道他讲的不是真话？”
警察啪的一声关上车门，转身说：“因为我用了我的判断力……你现在还不想乖乖地走开？”出租车开动了。看热闹的人向后退去，指点着汽车。D说：“你只是叫自己丢了丑。”
“我要打碎玻璃。我要叫了。”K先生说。
“你要是再不老实，可就自找倒霉了。”D低声说。他好像在说一个什么秘密。“我会开枪的。”
“你开枪是逃不掉的。你不敢开枪。”
“你是根据小说里的推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可不是这样。现在正在打仗——看来咱们谁也‘逃不掉’，早晚都要丧命。”
“你预备做什么？”
“我要带你回家去，好好同你谈一谈。”
“回哪个家？”D没有回答他。汽车颠簸着缓缓驶过海德公园。在大理石拱门一带，几个街头演说家正站在肥皂箱上演讲，个个把雨衣的领子竖起来护住脖子，抵御寒风。一路上停着不少小汽车，伺机勾搭女人。不少下等娼妓无望地坐在灯影的黑暗里。也有一些准备进行敲诈勒索的人眼睛盯着草坪，看看是否有人在那里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地进行不法勾当。这就是人们所了解的一个和平城市的景象。一张招贴上写着：布卢姆茨伯里区骇人听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