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的故事冷峻残酷。有些部分你也许会觉得不忍卒读。倘如此，请你放心，有些部分我同样觉得不忍下笔。每当人们问及我的创作时，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用笑话以及具有幽默效果的个人轶事（这些轶事你不能完全相信；千万别相信小说家关于自己所说的任何话）绕开话题。这是一种打岔方式，美国佬的祖上也许是这样来回答此类问题的：这与你无关，伙计；与这样的方式相比，我的回答稍微婉转些。不过，在玩笑的背后，我倒是非常严肃地对待我的作品的，而且，自从我十八岁那年写下第一部作品《长路漫漫》始，我就一直如此。
对于那些不严肃对待创作的作家，我少有耐心；而对于那些把故事一虚构艺术当成本质上陈旧过时的作家，我压根儿就没有耐心。故事虚构没有过时陈旧，但它也不是文学游戏。它是我们试图理解生活和我们见到的周围的恐怖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我们回答“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呢？”的方式。故事有时候表明——并不总是，但有时候——存在某种原因。
从一开始——甚至在那个我现在几乎无法理解的年轻人在他的学生宿舍里开始写作《长路漫漫》之前——我就感到，最好的虚构既是推进式的，也是狂暴式的。
它直击你的面部。有时候，它对着你的面部吼叫。我从不抱怨文学虚构，通常，文学虚构关注的是平常情境下的非常人物，但是，既作为读者又作为作者，我倒是更多地被非常情境下的平常人物所吸引。我想要在我的读者身上激发出情感的、甚至是撕心裂肺的反应。使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思考不是我的做法。我强调这个意思，是因为如果故事足够迷人、人物足够逼真的话，一旦故事讲完，书被搁置一边（有时候如释重负地），思考自会取代情感。我还能记得十三岁左右阅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情景。我带着愈来愈深刻感受到的沮丧、愤怒和侮辱，拼命向前翻页，尽可能迅速读完那个故事，可这有什么过错吗？尤其是自从我思考这个问题以来，一直到今天，每当某些政客（我正想到莎拉，帕琳和她那番自高自大的“死亡专家团”
的言论）说服民众去相信白的就是黑的或者黑的就是白的，而且有所成功的时候。
以下是我所相信的别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正走进一处非常黑暗的地方——比如《1922》里威尔弗·詹姆斯位于内布拉斯加的农舍——你就应该带上一盏明灯，用它去照亮一切。如果你不想看，看在上帝分上，你又为什么冒险闯进黑暗呢？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弗兰克·诺里斯一直是我的文学偶像之一，四十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记得他就这个议题说过的话：“我从不谄媚，我从不脱帽向时尚致敬，从不伸出帽子为着讨些银子。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把真相告诉了他们。”
可是，斯蒂芬啊，你说，你已经赚了不少银子，至于说到真相……那是个变量，不是吗？不错，我写故事是赚到了一大笔钱，但是钱是个副作用，从来就不是目的。
为了金钱而写虚构作品乃是劳而无益的蠢事。当然，读者眼里出真相。然而，谈到虚构，作家唯一的责任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寻求真相。这个真相不必总是读者的真相，或者批评者的真相，但是，只要它是作家的真相——只要他或者她不屈从，或者不向时尚伸出自己的帽子——一切都好。对于刻意撒谎的作家，对于那些用无法令人信服的人的行为来取代人们真实行为的作家，我唯有蔑视。糟糕的写作不仅仅是句法和观察的问题；糟糕的写作常常源自固执地拒绝讲述人们的真实行为——面对事实吧，比如说，谋杀者有时会帮助老太太过桥。
在《暗夜无星》这部作品中，我已经竭尽全力，记录人们在极端环境下可能做出什么事，以及他们可能如何行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不是没有怀揣希望，但他们承认，哪怕是我们最甜美的希望（还有我们对同胞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怀有的最甜美的期望）有时候也可能只是枉然，甚至经常如此。然而，我认为，他们还说，高尚并非最常见于成功，而是在于努力去做正当之事……而一旦我们没有去做或者刻意回避困难的时候，地狱就随之而来。
《1922》受到题目叫做《威斯康辛死亡之旅》的一本非虚构书的启发，此书是迈克·莱斯创作的，以拍摄到的威斯康辛州黑河瀑布小城的照片为主。这些照片传递出来的农村远离尘嚣、许多人物脸上流露的冷峻和贫困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要在我的故事中获得那种感觉。
二零零七年，我行驶在84号州际公路，前往麻省西部地区的一次签书活动的时候，曾在一个休息区停下，准备吃顿典型的斯蒂芬，金风格的健康饭食：苏打和糖果棒。
我从点心棚里出来的时候，见到一位轮胎出了故障的妇女，正在急切地跟一名把车泊在旁边车位的加长拖卡司机谈话。他冲她笑笑，然后从卡车上下来。
“需要帮忙吗？”我问道。
“不，不，我来吧。”卡车司机说道。
我确信，那位女士最终把轮胎给换了。
我买了根“三个火枪手”巧克力棒，而这个故事的构思最终变成了《大司机》。
在我居住的班戈城，有条叫做汉蒙德街支路的通衢大道，环绕机场。每天我走上三四英里的路，要是我人在城里，我就经常从那条路出去。沿着支路大约走上一半，在机场栅栏旁边，有块沙砾铺成的空地，这些年来，许多路边小贩在那里搭起了小店铺。我最爱的小贩在当地叫做“高尔夫球家伙”，他总是在春天露面。天气转暖的时候，“高尔夫球家伙”就到班戈市高尔夫球场去捡那些被丢弃在雪地里的成百上千的高尔夫球。他把确实糟糕的球扔掉，余下的就在支路的那一小块空地上出售（他车子的挡风玻璃上画满了高尔夫球——而且画得不错）。有一天，我见到他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万事皆平衡》的构思。
当然，我把故事背景放在德里，那是已故的、无人吊唁的小丑宾尼维斯的故乡，因为德里就是班戈，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在读完一篇关于丹尼斯·莱德尔，一个臭名昭著的BTK（捆绑、折磨、谋杀）杀人犯的文章之后酝酿的。在大约十六年的时间内，他夺去了十条人命——受害者大多是妇女，但其中有两个是儿童。许多情况下，他把受害人的身份证件邮寄给警察。帕拉·莱德尔嫁给这个杀人狂魔三十四年，莱德尔是在威切塔地区犯案，住在该地区的许多人都不肯相信她竟然能和他住在一起却还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可我相信——确实相信——因此写下了这个故事，来探索妻子突然间发现丈夫惊天骇人的嗜好究竟会出什么事。
我写下这个故事，也是为了探索要完全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哪怕是那些我们最最挚爱的人这一想法。
打住吧，我想我们已经在黑暗中待得够久的了。楼上倒有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只要你抓住我的手，忠实的读者，我会高兴地把你带回到阳光里去。我高兴走到阳光里，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本质上是善良的。我清楚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我不能完全相信的反而是你。
缅因州班戈市，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