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米雷堤——这个假装对《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愤怒不已的混蛋——结果却是背后的策划者，这让我十分恼火。他比混球还混球，他对戈达德不忠。
或许这让我在做了几个礼拜卑鄙小人之后觉得稍微有点心理安慰。或许对戈达德如此袒护，让我自我感觉稍微良好了一点。可能对坎米雷堤不忠的愤怒能让我暂时忘记自己的不忠；又可能我只是感激戈达德挑中我、赏识我，觉得我比别人略高一筹。我也不知道对坎米雷堤的憎恨在多大程度上来说不是出于为我自己考虑的。有的时候，当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比坎米雷堤那家伙好多少，我的心就像刀扎一样痛。我的意思是，在特莱恩的这个我，表面上聪明能干，实际上却是个潜入别人办公室、窃取机密情报、试图搞垮戈达德的公司的大骗子，而我居然还能坐在他的别克古董车里……
太沉重了。早上四点钟，这一番让我冷汗直流的思想斗争搞得我疲惫不堪，这对我的心理健康是种严重的威胁。最好是根本不要思考，任凭事态发展下去。
可是或许我骨子里还是有良知的，我仍旧想把保罗·坎米雷堤那个杂种揪出来。
至少我对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别无选择，我是被逼无奈的。然而坎米雷堤的背叛却跟我的情况完全不同。戈达德把他请进了公司，完全信任他，他却积极地暗算戈达德。而且，谁知道坎米雷堤还干了什么坏事？
戈达德需要知道这些。但是我必须找好掩护——必须想个好办法，得让我的发现看起来顺理成章，不能跟潜入坎米雷堤的办公室扯上任何关系。
去上班的路上，我驾驶着保时捷享受着风驰电掣的感觉，同时脑子里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已经想出了个好点子。
在CEO的办公室工作，让我权力倍增。如果我给某个不认识的人打电话，光说自己是亚当·卡西迪，他们极有可能不会给我回电话。但是“CEO办公室”或者“Jock·戈达德办公室”的亚当·卡西迪——说得好像我就坐在老爷子的身边而不是在距离一百英尺的大厅对面一样——就不同了，大家会以光速回复他的电话。
因此，当我给特莱恩信息技术部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想要CFO办公室最近三十天内所有发送或接受的邮件信息时，他们立刻全力合作了。我并不想把矛头直指坎米雷堤，所以我让他们觉得是戈达德担心CFO办公室里有人泄漏了情报。
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坎米雷堤习惯删除某些敏感邮件，不管是发出去的，还是收进来的。很显然他不希望在电脑上保存这些邮件。像他那么聪明的人，肯定也知道所有的电子邮件在公司数据库里都有存档，这也是他之所以喜欢用外部邮箱收发某些敏感邮件的原因——包括给《华尔街日报》的信。我怀疑他不知道特莱恩的计算机系统其实能够截获所有通过公司光缆传输的电子邮件，不管是雅虎、Hotmail还是哪个网站的。
我在信息技术部的新朋友——他似乎以为自己是在给戈达德本人帮这个忙——还给了我所有进出CFO办公室的电话记录。没问题，他说。公司当然没有电话录音，但是记录了所有进出的电话号码——所有的公司都这么干。他甚至可以给我提供任何人的声讯纪录，他说，不过得花些时间。
不到一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证据确凿：坎米雷堤在最近十天接了日报的好几个电话。更可疑的是，他给这个人打了好几个电话过去。如果只有一两个电话还可以说得过去，可以说是给对方的回电——尽管他坚持声称自己从来没跟对方通过话。
但是十二个电话，其中有些还长达五到七分钟呢？那可无可狡辩了。
然后是电子邮件的副本。“从现在开始，”坎米雷堤这么写道，“只给我的家里打电话。不要给我特莱恩的电话回电或致电。电子邮件也只能发到这个Hotmail信箱。”
看你怎么解释呀，“割喉”。
哈，我都等不及要把我的小调查档案交给戈达德了，可是他从早上开始到中午都排满了会——我注意到这些会议他并没有叫我一起参加。
直到我看见坎米雷堤从戈达德办公室走出来，我才有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