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伦斯陪我走进戈达德办公室里间的时候，他已经和保罗·坎米雷堤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围坐在圆桌旁了。那个男人大概五十多岁，快六十了，秃顶，头上只剩下一些灰色的须边，外面一件过时的灰色格子呢套装，里面是在普通大商场里男士专柜就能买到的衬衫和领带，右手带着一个巨大的颇有品位的戒指。我认出了他：吉姆·科尔文，特莱恩的首席运营官。
这间房子和戈达德的办公室外间大小一样，也是十乘十的结构，尽管现在这里只有张大圆桌和四个人，也已经感觉相当局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去某间会议室开会，去个大点儿、更适合这些高层主管的地方。我对他们说了声“嗨”，紧张地微笑着在戈达德身边的椅子上坐下，并把手里的贝恩文件和弗洛伦斯给我端来的装着咖啡的特莱恩公司杯子放在桌上。我拿出黄色的便笺簿和笔，做好了做笔记的准备。戈达德和坎米雷堤都只穿着衬衫，没穿夹克——也没穿黑色翻领毛衣。戈达德看起来比我上次见他时更显老迈、疲倦。他带着一副黑色眼镜，眼镜链挂在脖子上。桌上摊着几份《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的复印版，其中一份还用彩笔画了黄黄绿绿的标记。
看我坐下，坎米雷堤皱了皱眉头。“这是谁？”他说，而不是“欢迎加入我们”。
“还记得卡西迪先生吗？”
“不。”
“Maestro项目组会议上的那个？提及军需的那个？”
“你的新助手，”他的语气里毫无热情，“没错。欢迎来到损管中心，卡西迪。”
“吉姆，这位是亚当·卡西迪，”戈达德说，“亚当，吉姆·科尔文，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科尔文点点头：“亚当。”
“我们正在讨论这篇该死的文章，”戈达德说，“以及应付它的对策。”
“嗯，”我理智地说，“这不过是篇文章罢了。几天以后，它就会烟消云散的，毫无疑问。”
“屁话！”坎米雷堤厉声打断我，恶狠狠地盯着我，我都担心我会被他的目光变成石头。“这是《华尔街日报》。头版报道。每个人都会看它，董事会成员、金融机构投资者、分析家，所有的人都会看。这会造成该死的连锁灾难。”
“的确不妙。”我附和道。我提醒自己从此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戈达德大声地呼着气。
“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过旋，”科尔文说，“我们可不想给同行发送恐慌烟雾信号。”我喜欢“过旋”这个词，吉姆·科尔文显然是个高尔夫迷。
“我希望现在就把投资商关系部的人找来，还有公司通讯部的人，起草一篇回复，给编辑写封信。”坎米雷堤说。
“别管日报了，”戈达德说，“我认为我还是跟《纽约时报》做次面对面的专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能向整个行业发表一下我对业内主要问题的看法。他们会理解的。”
“随便了，”坎米雷堤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反映过激。我们可不想逼得日报再做个跟踪报道，把这摊浑水搅得更浑。”
“我觉得日报记者肯定和我们公司内部的人谈过话，”我又忘了要闭嘴，“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可能是谁走漏了风声？”
“我几天前的确收到这个记者的一封语音邮件，但我那时不在国内。”戈达德说，“所以我‘无可奉告’。”
“那小子可能给我打过电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去查查我的语音信箱——但我肯定我没有给他回电话。”坎米雷堤说。
“我不敢想像特莱恩的人会故意参与这件事。”戈达德说。
“我们的某个竞争对手，”坎米雷堤回答，“也许是怀亚特。”
没人看我。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是不是知道我正是从怀亚特公司来的。
坎米雷堤接着说：“文章里大段引用了我们的一些经销商——英国电信、沃达丰、日本DoCoMo——关于新手机如何销路不畅的话。说我们的测试产品如何没有经过检验就推向了市场。一个纽约的记者怎么会知道要给日本的DoCoMo公司打电话的？一定是摩托罗拉或者怀亚特或者诺基亚给他的风声。”
“无论如何，”戈达德说，“事已至此。我的工作不是应付媒体，而是管理整个公司。而这篇愚蠢的文章，无论它有多扭曲事实——好吧，它能有多可怕？除了耸人听闻的标题，里面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吗？我们总是能准时兑现我们的季度预算，从来都没有错过，或许还能略微超过一点儿。我们是华尔街的宠儿。好吧，收入增长幅度的确很不明显，可是，上帝啊，整个行业都很萧条！我忍不住觉得这篇文章是在幸灾乐祸。伟大的荷马也会打盹儿。”
“荷马？”科尔文不解地问。
“但是这些废话说我们可能会面临十五年来的第一个季度亏损，”戈达德说，“纯粹是瞎说八道——”
坎米雷堤摇摇头。“不，”他轻声说，“情况甚至更加糟糕。”
“你在说什么？”戈达德说，“我刚参加了我们在日本举行的销售会议，一切都令人满意极了！”
“昨晚我的电子邮箱收到这篇文章之后，”坎米雷堤说，“我立刻给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副总裁兼财务官发了邮件，告诉他们我要看到到本周为止的所有收入数据，按客户群划分的当前销售任务量。”
“然后呢？”戈达德急切地问。
“布鲁塞尔的科文顿一小时前才给我回复，新加坡的布鲁迪是昨天晚上回的信，数据看上去一塌糊涂。分销量情况很不错，而零售量却极其糟糕。亚太市场以及欧洲和中东市场占了我们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而我们的收益在急剧下降。事实是，Jock，这个季度我们会亏损，而且是严重亏损。情况糟透了。”
戈达德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显然听到了一些机密的、不能公开的信息，亚当，让我们说清楚，一个字也不能——”
“当然。”
“我们还有，”戈达德的声音在颤抖，他接着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还有AURORA——”
“AURORA几个季度以后才会带来收益。”坎米雷堤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在的问题，商量现在的解决方案。让我来告诉你吧，一旦这些数字公开，我们的股票价格将会狂跌。”坎米雷堤接着低声说，“我们第四个季度的收入将会减少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将需要为过度存货花上一大笔钱。”
坎米雷堤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戈达德一眼。“我预计税前损失会接近五亿美元。”
戈达德大惊道：“我的上帝！”
坎米雷堤接着说：“我恰巧得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已经打算把我们从‘绩优股’降级成‘普通股’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态度从‘买进’变成了‘持仓观望’。而这还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老天！”戈达德痛苦地摇着头说，“真荒谬，我们知道我们的产品线上有多么优秀的产品。”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再仔细看看这个的原因。”坎米雷堤用食指戳着他的蓝色贝恩文件说。
戈达德的手指在贝恩调查书上不停地敲击。我留意到他的指头圆圆胖胖的，手背上有些斑点。“这本报告的包装挺好看的啊，”他说，“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这花了多少钱。”
“你不会想知道的。”坎米雷堤说。
“我不想知道，是吗？”他皱起眉头说，似乎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保罗，我发誓我决不会做这种事，我保证。”
“上帝，Jock，如果这事关你的自尊、你的虚荣——”
“这事关我的信誉，事关我是否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好吧，你根本就不应该做出这样的承诺。决不要说决不。无论如何，你当时是在和现在截然不同的经济状况中说的——史前经济时代。中生代。看在上帝的分上，特莱恩这艘宇宙飞船正在超速发展，我们是屈指可数的几家还没有裁员的高科技公司之一。”
“亚当，”戈达德转向我，从眼镜上方看着我说，“你有机会看这份费解啰嗦的报告吗？”
我摇了摇头，答道：“几分钟前才拿到。只是随便翻了翻。”
“我要你认真地看看关于消费型电子产品的评价那部分。大概在八十几页。你对那部分应该不太陌生。”
“现在吗？”我问。
“现在。然后告诉我你是否觉得实事求是。”
“Jock，”吉姆·科尔文说，“任何部门主管都不可能毫不偏袒地做出评价。他们都在保护自己的下属，保卫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正是亚当在这里的原因，”戈达德回答说，“他没有要保卫的势力范围。”
我狂乱地迅速翻阅贝恩报告，努力想装出很内行的样子。
“保罗，”戈达德说，“以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话题。你又要告诉我如果我们想要公司精而强的话，我们就得裁掉八千个职位是吧。”
“不，Jock，如果我们不想债台高筑的话，需要裁掉一万个职位。”
“好吧。跟我说说，这本该死的报告里哪儿也没说减员或精简机构——不管你怎么称呼它——最终会带来好处吧？所有提到的都是短期效果。”坎米雷堤似乎想要回答，而戈达德接着说，“噢，我知道，每个人都是这么干的。这是自动反应。经济不景气？裁掉些员工吧。甩掉包袱！但是裁员真的能带来股票价格和市场份额的显著提升吗？见鬼，保罗，你跟我一样清楚，一旦形势好转我们又得把他们中的大多数请回来。有必要制造这种无谓的混乱吗？”
“Jock，”吉姆·科尔文说，“根据80/20法则——百分之二十的人就足以完成百分之八十的工作。我们只是在裁减冗员。”
“这些‘冗员’是对特莱恩一心一意的老员工！”戈达德厉声说，“我们发给他们那些文化小牌子，上面强调着忠诚和奉献。然而，忠诚和风险都是双向的，不是吗？我们希望他们对我们忠贞不贰，而他们从我们这里却得不到忠诚？在我看来，如果你们这么做，失去的将不止是人头数，还会失去员工对我们最宝贵的信任。如果员工们尽到了他们合约上写着的那部分责任，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尽我们的责任呢？这完全是在违犯合约。”
“Jock，”科尔文说，“事实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你已经让特莱恩的许多员工赚够了。”
这时候我正在飞速地浏览关于预计收益的那些图表，努力地想把它们跟我在过去几个礼拜里见到的数据作比较。
“没时间表现高风格了，Jock，”坎米雷堤说，“我们耗不起。”
“噢，我不是在摆高风格，”戈达德的手指又在桌子上敲起来，“我只是在谈实际。开除那些懒鬼和敷衍了事的人，我没意见。把他们扫地出门吧。但是这么大规模的裁员只会导致旷工、病假频率增高，增加大家在公司边喝水边闲聊八卦的几率。公司会瘫痪。用你能理解的话说，保罗，这就叫生产率下降。”
“Jock——”科尔文忍不住了。
“我来给你个80/20法则，”戈达德说，“如果我们这么做，我剩下员工中的百分之八十将顶多把心思放在百分之二十的工作上。亚当，你觉得那些预计数据怎么样？”
“戈达德先生——”
“上一个这么叫我的人被我炒了。”
我微笑着说：“Jock，听着，我不打算随便应付你。报告里的绝大多数数据我都不是很明白，我也不打算鲁莽地妄下断言。对这么重要的事情，可不能瞎说八道。但是我的确了解Maestro项目的数据，我能坦白地告诉你，这份报告里的数据看起来太乐观了。直到我们把货运到五角大楼，拿到那笔收入——假设我们能谈下那笔生意的话——这些数据都预计得太高了。”
“也就是说形势可能比我们花了数十万美元请来的顾问说的还要糟糕。”
“是的，先生。至少，如果Maestro项目有代表性的话。”
他点了点头。
坎米雷堤说：“Jock，让我来为你从人情的角度分析这件事吧。我的父亲是个该死的小学教师，对吧？他用小学教师的薪水供六个孩子念了大学，别问我他是怎么做到的，总之他做到了。现在他和我的母亲依靠他微不足道的积蓄生活，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投在了特莱恩股票上，因为我告诉他这是家了不起的公司。以我们的标准来看，那没多少钱，但是他已经耗费了百分之二十六的养老积蓄，而且很有可能会耗费更多。忘了忠诚和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吧，我们绝大多数的股东都是像托尼·坎米雷堤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向他们交代？”
我强烈地感觉到坎米雷堤这番话是编的，觉得事实上他那身为投资银行家的父亲住在波卡的某个高尚社区，还时常去打高尔夫球。但是戈达德的眼睛似乎在闪光。
“亚当，”戈达德说，“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吗？”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立在汽车车头灯前呆若木鸡的小鹿。很显然戈达德希望从我这儿听到什么样的话，但是几秒钟后我摇了摇头。“在我看来，”我缓缓地说，“如果现在不裁员，一年后或许需要裁掉更多的员工。因此，我必须说，我赞成坎米雷堤先生——保罗的意见。”
坎米雷堤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稍微退了退，我不希望让人觉得我是在选择靠山——跟我的老板作对。新工作这么开头可不是件好事。
“你对裁员条款有什么建议？”戈达德叹了一口气说。
坎米雷堤微笑着回答：“发四个星期的解雇金。”
“无论他们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了多久？不。每在特莱恩工作一年，就加发两周解雇金；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除去十年，每超过一年再补发两周薪水。”
“简直是疯了，Jock！这样一来，对有的员工我们需要支付一年的解雇金！或许还不止！”
“这可不是解雇金，”吉姆·科尔文说，“简直是福利。”
戈达德耸了耸肩说：“要不就依照这些条款裁员，要不就根本不裁。”他悲伤地看了我一眼，“亚当，如果你跟保罗出去吃饭，别让他点酒。”然后他转向他的CFO说，“你希望六月一日裁员生效，是吗？”
坎米雷堤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我依稀记得，”戈达德说，“我依稀记得我们跟去年收购的电缆信号部签订过为期一年的解雇协议，协约的最后期限刚好是五月三十一号。”
坎米雷堤耸了耸肩。
“保罗，如果我们提前一天解雇他们——将近一千名员工将能得到一个月、外加每在特莱恩工作一年加发一个月的解雇金。那会是笔不错的遣散费。所以，这一天时间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而如果裁员六月一日生效的话，他们将只能得到可怜的两个礼拜的解雇金。”
“六月一日是新季度的第一天——”
“我不会那么做。很抱歉。五月三十一号生效吧。至于那些还没有以内部员工价认购股票的人，我们再给他们十二个月的认购机会。而且，我自愿减薪——减到一美元。你呢，保罗？”
坎米雷堤紧张地笑着说：“你拥有的公司股票比我的可多多了。”
“既然我们必须这么做，”戈达德说，“一旦做就要做好。我不打算再来一次。”
“明白。”坎米雷堤回答。
“好吧。”戈达德叹了口气说，“就像我常跟你说的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随大流、跟着形势走。但是首先我想和整个管理团队进行讨论，尽量把所有高层都召集来开会。我还想通知我们的投资银行家们。如果大家都同意裁员的话——恐怕会这样——我会录制对全公司的网络转播通知。”戈达德说，“我们将在明天下班的时候向公司职员宣布，同时也将向公众宣布这个消息。在此之前，我不希望传出去一个字——这会有损士气。”
“如果你愿意的话，通知由我来做吧，”坎米雷堤说，“这样你就不用作恶人了。”
戈达德瞪着坎米雷堤说：“我不指望让你代替我做这件事，我拒绝。这是我的决定——我得到了荣誉、赞美和杂志封面，也应该承受责备。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之所以这么提议，只是因为过去你曾多次公开声明永不裁员。这次你是搬起石头在砸自己的脚——”
戈达德耸耸肩，看起来难过极了。“我猜现在他们要叫我‘裁员狂·戈达德’了。”
“我想叫你‘进步了的Jock’更为合适。”我说。第一次，戈达德露出了舒心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