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样，我又迟到了。当我到公司时，已经有语音邮件在等着我了。
实际上，这天我比往常到得还要迟。我觉得恶心反胃，头上好像被谁打了一闷棍。除此之外，在地铁上大口吞下的那一大杯廉价咖啡使我心跳过快，胃里还在不停地泛着酸水。我本打算打个电话请病假的，但是脑子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智提醒我，在经过了昨晚那些事情之后，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照常上班、硬着头皮承担后果。
事实是，我完全做好了被炒鱿鱼的准备——甚至有点急不可待了！补过牙吗？在等着大夫往你的痛牙上钻牙洞时，那种既害怕又期盼的心情就是我此刻的真实写照。我迈出电梯，走向我的工作区。这个巨大的办公区就像一个立方体农场，在通往我办公桌的足有半英里长的路上，不时地有小脑袋探出来——就像土拨鼠那样——偷窥我。哈，我现在可是个名人啦。消息肯定传开了。电子邮件的传播速度的确是惊人啊！
双眼发红，头发蓬乱，此时的我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活生生的“抵制毒品”公益广告。
IP电话小小的液晶屏上显示着：“您有十一封语音邮件。”于是我按下免提键，大致听了听。光是听着这些或是疯狂或是真诚或是花言巧语的留言，我就感到头都大了。我从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翻出药瓶，倒出两片药，干吞了下去。这天上午我已经吃了六片“爱得卫”了，早就超过了最大建议服用量，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会不会在被扫地出门之前就因过量服用异丁苯丙酸而暴死？
我在事业部工作，是个低端产品线经理，专管路由器系列产品。千万别试图弄明白这个职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它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没劲。我的青春就被诸如“动态带宽电路仿真业务”、“综合接入设备”、“ATM主干网”和“IP安全通道协议”等等我完全不知所云的术语给耗费了。
销售部一个叫格里芬的家伙给我留了言，口口声声称我为“牛人”。他刚刚哄骗客户买下了几十个由我负责的路由器，这不，他正得意洋洋地跟我吹嘘他的高明手段：他骗客户说这批路由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新特点——额外的在线视频媒体多播协议——这家伙明明知道它根本没有这个功能！话说回来，如果真能加上这个功能也不失为一件美事，最好是能在两周内搞定，赶在这批货物出仓前完成……嗯，不错的青天白日梦！
格里芬所在部门的经理在他留言五分钟之后就打电话过来，也正是因为“我们听说你正在开发多播协议，所以想了解工作进展如何”。说得跟我真的在做什么技术活儿似的！
再就是有个叫阿诺德·米查姆的，自称是企业安全部部长，他字正腔圆、极有气势地留言给我，请我一到公司就“顺道”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除了头衔，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阿诺德·米查姆是谁。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也根本不知道“企业安全部”在哪儿。
真逗！——当我听到这条留言时，我的心并没有狂跳不止——大出你所料吧？事实上，它反而慢了下来，仿佛身体也在明白我已经玩儿完了。这好像有那么点儿“禅”的意思——当你意识到你已经回天乏术时，内心反而会归于宁静。我简直陶醉于这份平静了。
我盯着格子间的隔墙看了好几分钟。墙上铺着黑色带花纹的聚酯防火墙纸，看上去就像我老爸公寓里满地摊着的地毯。在这几面墙上我什么“人迹”都没有留下——没有老婆孩子的照片（这很简单，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没有呆伯特的漫画，没有任何可能旁敲侧击或者冷嘲热讽地表示我的不满的线索——因为我远不止是不满。我有个书架，上面放着本《路由协议参考指南》和四本厚厚的黑色活页夹，里面装的都是MG-50型路由器的“特征库”文件。我是绝对不会对这方寸斗室念念不忘的。
而且，我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在等着赴刑场，而是，我已经被枪毙了——我是这么觉得的——眼下他们需要的只是处理我的尸体，刷净地上的血迹。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法国史中读到过对断头台的描写，其中提到了一个行刑者（也是医生）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实验（我猜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找到乐子）：行刑者观察到，在砍下犯人人头后的几秒钟之内，犯人的眼部和嘴唇仍然在颤动和抽搐，直到他闭上眼，这一切才停止。然后行刑者大叫死者的名字，被砍下的头居然猛地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几秒钟之后眼睛又闭上了，接着行刑者又叫死者的名字，死者的眼睛再次睁开，又盯着他。真逗！也就是说在身首异处三十秒之内，脑袋还有反应能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铡刀早已落下，现在他们在叫我的名字。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阿诺德·米查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的助理，我正要去他那儿，顺便问她我该怎么走。
我的喉咙干得厉害，想顺道去趟休息室，取一听以前免费而现在要价五十美分的汽水。休息室在这层楼的中部，靠近电梯，所以要经过办公区。在魂不守舍的“旅途”中，我又遇到几个同事，他们见到我就赶紧尴尬地转过身去。
我仔细看了看布满水汽的玻璃柜里的饮料，决定不要以前常喝的健怡可乐——我现在实在用不着再增加咖啡因了——于是抽出了一听雪碧。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没往钱罐里搁一美分。过瘾！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我砰地一声打开易拉罐，径直向电梯走去。
我痛恨我的工作，打心底里鄙视它，所以失掉这份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没有信托基金，所以当然需要这份工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不是吗？我之所以从曼哈顿搬来这儿工作，主要就是为了帮我老爸支付医疗费用——哦，我老爸，他从来都认为我是个废物。在曼哈顿当酒吧侍者的时候，尽管赚的钱只有这儿的一半，但是我好过多了。我们谈的可是曼哈顿！在这里我住在珍珠街上一套破旧的一居室公寓里，整条街都弥漫着汽车尾气，早上五点卡车隆隆地开过，我屋子里的窗户也随之嘎嘎地响个不停。手头上有钱的话，我每个礼拜还能出去跟朋友们聚一聚。不过通常在每月十五号，我的薪水支票显示出前一周左右就已透支到了支票户头的最高限额。
我并没有辛勤劳动，我只是得过且过。我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工作——上班晚到早走，但任务可全都完成了。当然我的绩效评分不是很理想——虽然我被评为部门“核心贡献者”，但人家要炒你的时候，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部门里，“核心贡献者”距“最低贡献者”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我走进电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行头——黑色牛仔裤、灰色polo衬衫和网球鞋。咳，真该挂条领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