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目不转睛地盯着发霉的幕布，忘了我和杨宁的存在，我们三个人就这样提前看了胶片里的内容。一开始，幕布上就出现了一个黑白色的石像，石像的样子和裸女石像差不多。说差不多，是因为石像是背对着我们，无法看见它的正面。不过，我看背面就能看出是裸女石像了，这不是吹牛，而是很深的恐惧影射在脑海里后，你一辈子都忘不掉。
石像的背影看不太清楚，无法得知石像在哪里，再加上放映机可能还有点问题，幕布上一直有雪花的跳动。5秒的内容就只有这些，除了石像外，没有人，也没有能看清的事物。我本来满是期待，看完后十分失落，这算哪门子机密，苏联人也太会装神弄鬼了。杨宁也很纳闷，她看了看我，发现我很失望，便冲我笑了笑。
库恩把胶片放完了，却又重新再放，没有停下来。我不懂德语，无法和库恩交流，看他不肯说话，就陪着他看无聊的胶片内容。胶片一直重复着，看多了，我就开始烦躁了，连杨宁都不想再看了。大约重新放了几十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想去找胡亮回来，不然都不知道如何劝库恩保持理智。
不过，我还是没有马上离开，总觉得一离开，库恩会以为我们都丢下他了。我硬着头皮看幕布，心想这胶片是谁拍摄的，又是为什么拍摄。苏联人再笨，也不会把5秒的内容当成宝贝。或许，这5秒有我忽略的地方。我自己说服自己，又仔细对从这5秒里找答案。结果，眼拙的我依旧没找出哪里有问题，也许是画面太模糊，所以很难找到答案。
“对了！”我忽然想起来，便问，“杨宁，你懂俄语吗？”
“我懂一点，但不是很多。”杨宁直起身子回答我。
“我那晚在雪谷里发现赵菲的飞机，上面掉了一个雪茄铁盒下来，里面有几张写了俄文的纸。”我从放映机那里走开，跟杨宁一起去翻了翻大家背来的包。
当时，我打算把雪茄铁盒拿给韩小强，让她翻译里面的俄文。库恩能和戈沃罗夫交流，必然也懂俄文，但我怕是戈沃罗夫的遗书，库恩看了会更受刺激，所以先让杨宁检查一遍。后来我仔细一想，雪茄铁盒是从飞机残骸里掉下来的，戈沃罗夫已经跳伞了，怎么可能有时间在上面写遗书。因此，铁盒里的纸张肯定不是遗书，而是别的重要信息。
杨宁展开那几张脆薄的纸张，望了一眼库恩，发现对方在入神地看胶片，于是她就放心地帮我翻译纸片上的内容。
根据那几页密密麻麻的纸记载，胶片是一个叫汤姆的英国人在20年前拍摄的，当时汤姆想要爬珠穆朗玛峰，但没有成功登顶。在那段历史时期里，的确有很多外国人争先恐后要征服珠穆朗玛峰，英国人的比例最大。拍摄的胶片是为了记录汤姆成功登顶，可后来遇到暴雪，他就躲进一个山洞里，然后看到了裸女石像。
由于拍摄器材质量有问题，拍摄的画面不太好，汤姆把胶片带回英国后，胶片上的内容只剩5秒还能勉强观看。汤姆发现喜马拉雅山的远古遗迹后，想要把胶片卖给有钱人，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来中国寻宝。怎知，汤姆在卖胶片的前一天，竟然暴亡了。卖家很迷信，认为那盘胶片不吉利，于是没有买下。
汤姆死前似是有预感了，当晚他就留下了一个警告，任何人都不要未经他许可去看胶片。经过几年的展转，胶片就到了新成立的苏联那边，被一个科研所收购了，戈沃罗夫就在那个研究所工作。那盘胶片被买下后，苏联人研究过一段时间，可碍于和中国的关系，没有贸然闯进来寻宝。
直到1934年的一天晚上，戈沃罗夫翻出了尘封的胶片，放出来又看了一遍。可是，胶片刚放出来，赵菲就打了个电话到研究所，叫戈沃罗夫回家一趟。那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回到研究所，进行一个武器研究项目，而那时候戈沃罗夫回去得太急，没有把放映机收起来。
赵菲急着把戈沃罗夫找回家，是因为那晚他们的一个德国朋友潜到苏联，想得到他们的政治保护。那位德国朋友就是库恩，因为库恩反对德国当局，遭到迫害后他就来到苏联找戈沃罗夫。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怎么成为朋友，纸上没写，只写到戈沃罗夫安顿好库恩就回研究所了。
研究所的进出都非常严格，那晚戈沃罗夫用钥匙打开研究所时，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被肢解了，现场血淋淋般，地狱一样地恐怖。除了戈沃罗夫，已经死去的所有同事，没人再有钥匙能够开门进来。戈沃罗夫想起了胶片的警告，肯定是在他离去后，胶片里出了什么状况，害死了他的同事。
在那个年代，人权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出了那样的事情，戈沃罗夫是百口莫辩。他知道会被当局判定为敌对势力的爪牙，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再说了那晚正好有个德国朋友来找他，这些表象看起来，他就是唯一的凶手嫌疑人。戈沃罗夫深知那时候的政治局势，所以当晚趁着研究所的事情没有被发现，他就携着放映机和胶片盘，带着库恩、赵菲坐上私人飞机逃出苏联境内。到了这里，纸上的内容就完了。从潦草的字迹来看，戈沃罗夫应该是在飞机上写的，所以没有提到后面的坠机事件，可能同行的人都不知道他把那几张纸放在哪里。
我听完杨宁的翻译，心说这几张纸算是一封自白书，并不是遗书，戈沃罗夫了解那时候无法申冤，但求多年后能把真相公布。
“刘安静，你觉得戈沃罗夫说的是真话吗？”杨宁把纸叠好，很认真地问我。
我望着杨宁的眼睛，想了想，说：“我相信戈沃罗夫，他在危机时刻写下的自白书，不可能会说谎。”
“那胶片的事情怎么解释？”杨宁严肃起来，“我也相信苏联的那个研究所安全措施做得很好，搞武器研究的，非常注重出入的检查。如果不是戈沃罗夫杀人，难道真是胶片在杀人？”
“胶片当然不能杀人！洋人的话就当是放屁，他们最喜欢搞诅咒的把戏！”我不以为然，“估计是汤姆失足摔死，他家人为了把胶片卖个好价钱，于是编了一个谎言蒙骗世人罢了。你我都是共产主义的战士，怎么能够相信那种鬼话！”
杨宁渐渐清醒了，听到我提起“共产主义”，她就笑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学习共产主义的思想时，你都没来过几次，能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你终于恢复了！”我高兴道，这丫头不再像刚才唯唯诺诺了，恢复了往日的爽朗。
“我就是觉得还有点头疼，感觉来过这里，但想不起来了。”杨宁正常道，“刚才看这些俄文，让我想起进空军航校前，跟战友们在东北打仗的事，脑子总算不那么浑噩了。现在想一想，这里怎么可能有蒙面人，我真是脑子乱了，谢谢你没把我当成疯子。”
我回了个笑容：“能找到你，那就谢天谢地了，那三个月来，我都以为你……”
说到这里，我就把话打住了。如果没有蒙面人，那杨宁这三个月都干嘛去了，难道一直在雪山晃悠。那杨宁手上的地图怎么来的？从她念出的那组数字分析，肯定是有人在喜马拉雅山上求救，而求救的方式就是驼峰航线飞行员里的自用方格坐标图。韩小强的朋友戴飞龙曾从美国把飞机开回来，同行的唯一一架C-54远程运输机在喜马拉雅山坠毁。因为关系到战地前线的士气问题，所以C-54开向中国而坠毁的事情没有公布开来。杨宁不可能那么巧，发疯时编出雪山上有一架C-54残骸，还能搞出有裸女石像的地图来。
“你还是以为我疯了，对吗？”杨宁看我陷入沉思，便直问道。
“不是，不是，我怎么会怀疑战友！”我尴尬地笑了笑。
“算了，不跟你计较了。”杨宁正经起来，“你把这几叠纸给库恩看看吧，这是他朋友留下的信，他有劝看的。”
我迟疑地接过纸，不放心地说：“这合适吗？你不怕他疯得更厉害？”
杨宁对我皱了皱眉头，说：“你想想，库恩这9年来肯定很迷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这么想要找到戈沃罗夫，还有保险柜，肯定是想知道9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定，库恩还以为是自己德国人的身份，害得朋友被苏联政府迫害，内疚到现在呢。我们不可能再去苏联了，如果有机会，能让库恩帮戈沃罗夫平反也好啊。”
“好吧，都听你的。”我苦笑一声，心想杨宁是将心比心啊，自己疯掉后才那么能替库恩着想。
杨宁已经能够自己行走了，她推着我，叫我把纸条递给库恩，别让库恩再傻傻地看胶片了。我们一前一后走过去，本想开口叫库恩看纸条，却发现幕布上的5秒胶片投影已经和刚才不一样了！
杨宁更是惊呼一声：“天啊，这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