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九日 星期四 至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星期三夜里到星期四清晨，莎兰德多半时间都在读布隆维斯特的文章和他那本书中大致完成的章节。由于埃克斯壮检察官曾提到预计七月开庭，布隆维斯特便设定六月二十日为付梓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他大约要在一个月内完稿并填补所有的缺漏。
她无法想象怎能来得及，不过那是他的问题，与她无关。她该烦恼的是如何回答他的提问。
她拿出掌上电脑，登入雅虎的“愚桌”社群，看看过去二十四小时他有没有放什么新的东西，结果没有。她打开他命名为“核心问题”的文档。其实内容早已烂熟于心，但还是又读了一遍。
他概述了安妮卡已经对她解释过的策略。当初律师跟她说的时候，她并没有用心听，几乎像是事不关己。但有些关于她的事布隆维斯特知道，安妮卡却不知道，因此前者说起话来较有说服力。她直接跳到第四段。
唯一能决定你的未来的人是你自己。不管安妮卡多么努力，也不管阿曼斯基和潘格兰和我和其他人多么用心地支持你，都是一样。我并不是想办法要说服你，你得自己作决定。你可以让审判变得对你有利，也可以让他们判你的罪。但如果你想打赢，就得奋力一搏。
她切断联机，望着天花板。布隆维斯特希望她答应让他在书中说出真相。他并不打算提及毕尔曼强暴她的事实。那一段已经写好了，空缺的部分他只说毕尔曼因为和札拉千科交易不成而失控，于是尼德曼不得不杀死他。布隆维斯特并未推测毕尔曼的动机。
这个王八蛋小侦探把她的人生搞得太复杂了。
凌晨两点，她打开Word，建了一个新文档，拿出触控笔开始点起数字键盘上的字母。
我叫莉丝·莎兰德，出生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母亲是阿格妮塔·苏菲亚·莎兰德。她在十七岁时生下我。我父亲是个精神变态、杀人犯，还会殴打妻子，他名叫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他原先被苏联军情局GRU派到西欧工作。
用触控笔点字速度很慢，而且每写一句之前她总要思之再三，写了之后一次也没有更改过。她一直写到四点才关闭电脑，放进床头柜后面的壁凹里充电。此时，她完成了约莫两张A4大小、单行间距的内容。
午夜过后，值班护士曾探头进来两次，但莎兰德远远就能听到，甚至在她转动钥匙之前就能藏起电脑装睡。
爱莉卡在七点醒来。虽然连续睡了八小时，却一点也没有休息的感觉。她瞄了一眼布隆维斯特，他还在她身旁熟睡着。
她打开手机查看短信。贝克曼——她丈夫——打了十一通电话。要命，忘了打电话。她拨了号码，解释自己身在何处又为什么没回家。他很生气。
“爱莉卡，不要再做这种事。这和麦可无关，但我一整晚都担心死了，好怕出什么事。你也知道，如果你不回家就得打电话告诉我，这种事绝对不能忘记。”
贝克曼完全不介意布隆维斯特当妻子的情夫，他们的婚外情是在他的同意下持续的。只不过每当她决定在布隆维斯特家过夜，都会打电话告诉丈夫。
“对不起。”她说：“昨天晚上我实在是累坏了。”
他不满地嘟哝了一声。
“贝克曼，别跟我生气，我现在应付不来，要骂今天晚上再骂吧。”
他又嘟哝几句，说等她回家一定要好好骂她一顿。“好了，麦可还好吗？”
“他都睡死了。”她忽然笑出声来。“信不信由你，我们上床没几分钟就都睡着了。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
“这很严重，爱莉卡，我觉得你应该去看医生。”
挂断电话后，她打回办公室留言给弗德列森，说临时出了点事，会比平常晚一点到，原本预定和文化版编辑开的会也请他取消。
她找到自己的肩背包，从里头搜出一根牙刷便进浴室去。然后回到床上叫醒布隆维斯特。
“快点，去梳洗一下，刷个牙。”
“什么……什么？”他坐起来，迷惑地环顾四周。经爱莉卡一提醒，才想起自己在斯鲁森的希尔顿饭店。他点了点头。
“好了，快去浴室。”
“干吗这么急？”
“因为等你出来，我要和你做爱。”她很快瞄了一下手表。“我十一点要开会，不能延后。我得让自己体面一点，化妆打扮至少需要半小时。而且去公司的路上还要买件替换的洋装什么的。所以只剩下两小时可以弥补我们失去的那一大段时间。”
布隆维斯特随即进了浴室。
霍姆柏开着父亲那辆福特来到海讷桑德郡兰姆威外围的欧斯，将车停在前首相费尔丁家门外的车道上。他下车后四下看了看。已届七十九岁高龄的费尔丁，几乎不可能还在从事农活，霍姆柏不禁好奇是谁替他播种收割。他知道厨房窗内有人在看他，这是村民的习惯。他自己是在兰姆威郊外的海勒达长大的，距离沙桥非常近，那可是世上数一数二的美景。至少霍姆柏这样以为。
他敲敲前门。
中央党的昔日领袖已显老态，但似乎仍然机敏且精力旺盛。
“你好，我叫叶尔凯·霍姆柏，我们见过面，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家父是古斯塔夫·霍姆柏，七八十年代中央党的党代表。”
“对，我认得你，霍姆柏。你好。你现在在斯德哥尔摩当警察，对吧？我们大概有十年或者十五年没见了。”
“恐怕还要更久呢。我可以进来吗？”
霍姆柏坐在餐桌旁等费尔丁替两人倒咖啡。
“希望你父亲一切都好。不过你应该不是因为他来的，对吧？”
“不是，我父亲很好。他还能修小屋的屋顶呢。”
“他今年多少岁了？”
“两个月前刚满七十一。”
“是吗？”费尔丁回到餐桌旁，说道：“那么你来找我是为什么事？”
霍姆柏望向窗外，看见一只鹊鸟飞落在他车旁，啄着地面。随后他才转头看着费尔丁。
“很抱歉没有事先通知就跑来，不过我碰上个大问题。我们谈话结束后，我可能会被开除也不一定。我是为了公事来的，但我的老板，斯德哥尔摩暴力犯罪组的包柏蓝斯基巡官并不知道我来找你。”
“听起来很严重。”
“如果长官知道我来，我就麻烦了。”
“我明白。”
“但话说回来，如果不做点什么，我又怕有个女人的权利会遭到严重剥夺，更糟的是这不是第一次发生。”
“你还是从头说起吧。”
“这事和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札拉千科的人有关。他是苏联GRU的干员，在一九七六年瑞典选举当天叛逃。他获得庇护，并开始为秘密警察工作。我有理由相信你知道他的事情。”
费尔丁定睛凝视霍姆柏。
“说来话长。”霍姆柏于是开始向费尔丁讲述自己过去几个月来参与的初步调查。
爱莉卡最后翻了个身趴着，头歇靠在手上，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
“麦可，你有没有怀疑过我们两个根本是疯子？”
“什么意思？”
“至少我是。对你的迷恋让我无法自拔，就好像一个疯狂的少女。”
“真的吗？”
“可是我又想回家，和我老公上床。”
布隆维斯特笑着说：“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心理治疗师。”
她往他肚子一戳。“麦可，我开始觉得《瑞典摩根邮报》这件事是个重大错误。”
“胡说，这是你天大的机会。如果真有人能为那个垂死的躯体注入生气，那就是你。”
“也许吧。但那也正是问题所在。《瑞典摩根邮报》已经奄奄一息，你还投下有关博舍的这个炸弹。”
“你得让事情缓下来。”
“我知道。不过博舍的事会是个大问题。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我也是。但总会想出办法的。”
她静静躺了一下。
“我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到《瑞典摩根邮报》来当新闻主编？”
“不管怎么做我都不会去。新闻主编不是那个……他叫什么来着……霍姆吗？”
“对，不过他是个白痴。”
“我同意。”
“你认识他？”
“当然。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在他手下兼差三个月。他是个讨厌鬼，专爱挑拨离间，而且……”
“而且什么？”
“没什么。”
“说嘛。”
“有个女孩叫邬拉什么的，也是特约记者，曾申诉他性骚扰。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工会丝毫没有反应，她的合约也没有延长。”
爱莉卡看看时间，叹一口气便下床去淋浴。直到她出来擦干身子、换好衣服，布隆维斯特动也没动。
“我想我还要再小睡一会儿。”他说。
她亲亲他的脸颊，手一挥便先离开了。
费格劳拉把车停在伦特马卡街靠近欧洛夫帕尔梅路转角的地方，和莫天森停在前方的沃尔沃中间隔了七辆车。她看着莫天森走到收费机器去付停车费后，往斯维亚路走去。
费格劳拉决定不去付费。如果走到机器那边再回来就会把人跟丢，因此直接尾随而去。他左转上国王街，走进国王塔咖啡馆。她等了三分钟才跟进去，看见他在一楼和一个身材相当好的金发男子说话。是警察，她暗想，同时也认出那正是五月一日那天克里斯特在科帕小馆外面拍到的另一人。
她自己买了杯咖啡，坐到另一头，翻开手上的《每日新闻报》。莫天森与同伴低声交谈。尽管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她，她还是拿出手机佯装打电话，顺便拍一张照片。虽然手机屏幕的分辨率只有七十二dpi，画质不佳，但仍可作为两人见面的证据。
过了十五分钟左右，金发男子起身离开咖啡馆。费格劳拉暗咒一声。刚才真该留在外面，他一出去她就能认出来。她很想跳起来追出去，但莫天森还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喝他的咖啡，她不希望因为太快跟着他那个身份不明的同伴而引起注意。
随后莫天森去了趟洗手间。他一关上门，费格劳拉立刻起身走到国王街上，往路的两头看去，金发男子已不见踪影。
她想碰碰运气，匆匆赶往斯维亚路口，不见人影，于是走下地铁站，依然毫无希望。
她紧张地回到国王塔，莫天森也离开了。
爱莉卡回到前一晚停放宝马车的地方时，忍不住破口大骂。
车子还在，但夜里不知哪个王八蛋把四个轮胎都戳破了。去你妈的龟孙子王八蛋，她气炸了。
她打电话给修车厂，告诉他们她没时间等，钥匙就放在排气管内。说完便走到霍恩斯路拦出租车。
莎兰德登入黑客共和国，发现瘟疫也在线就敲他。
嗨，黄蜂。索格恩斯卡如何？
很适合休养。我需要你的帮助。
说吧。
我从没想到会要开这个口。
事情一定很严重。
约朗·莫天森，住在威灵比。我需要进入他的电脑。
好。
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复制给《千禧年》的布隆维斯特。
我会处理。
老大哥在窃听布隆维斯特的电话，很可能也会监看他的电子邮件。你得把资料寄到一个热邮信箱。
好。
万一联络不上我，布隆维斯特会需要你的帮助。你得让他和你联络。
哦？
他有点古板，但你可以信任他。
嗯。
你要多少钱？
瘟疫停了好一会儿。
这和你现在的情况有关吗？
有。
那就免费。
谢啦。不过我从来不欠人情。一直到开庭都会需要你帮忙，我会给你三万克朗。
你付得起吗？
可以。
那好吧。
我想我们也会需要三一。你能说服他来瑞典吗？
做什么？
做他最拿手的事。我会付他标准费用加开销杂费。
好，要做什么事？
她于是向他解释需要做些什么。
星期五上午，约纳森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怒气冲冲的警官法斯特。
“我不懂。”法斯特说：“莎兰德不是已经痊愈了吗？我之所以来哥德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讯问她，一个是让她准备移送到斯德哥尔摩看守所，也是她该去的地方。”
“很抱歉让你白跑一趟。”约纳森说：“其实我也很希望让她出院，因为医院里已经没有空床位。可是……”
“她会不会是装病？”
约纳森露出礼貌性的微笑。“我真的不这么认为。你要知道，莎兰德是头部中枪。我从她脑袋里取出一颗子弹，她存活的几率只有一半。她确实活了下来，康复情况也非常令人满意……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也正准备让她出院。结果昨天她病情恶化，不止头痛得厉害，体温也起伏不定。昨晚她发烧到三十八度，还吐了两次。夜里烧退了，情况几乎回复到正常，我以为只是暂时的变化。但今天早上替她量体温，又升高到将近三十九度。这很严重。”
“那么她到底是怎么了？”
“不知道，但她的体温起伏不定就表示不是感冒或其他病毒感染。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说不准，但也可能只是对药物或是她接触到的某样东西过敏而已。”
他点了电脑上一个画面，然后将屏幕转向法斯特。
“我替她照了脑部X光，你可以看到这里，就在枪伤旁边，有个区比较黑。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有可能是复原过程产生的疤痕组织，但也可能是微量出血。在我们找到问题之前，我不能让她出院，无论警方认为多紧急都一样。”
法斯特知道和医生多辩无益，因为他们扮演着地球上最接近上帝使者的身份。或许除了警察之外。
“你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已经下令让她完全卧床休息，暂停康复运动——因为肩膀和臀部受伤，所以需要运动治疗。”
“了解。我得通知斯德哥尔摩的埃克斯壮检察官。这有点出人意料，我该怎么告诉他？”
“两天前我已经准备批准出院，也许就是这个周末。依目前的情况看来，会拖久一点。你得让他有心理准备，下星期恐怕也还无法决定，要移送她到斯德哥尔摩可能还得等两个星期。总之要视她的复原速度而定。”
“开庭时间已经定在七月。”
“没有意外的话，到那时她早已康复了。”
包柏蓝斯基以怀疑的眼神觑着隔桌对面坐着的健壮女子，他们正在梅拉斯特兰北路一间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咖啡。今天是五月二十日星期五，空气中已能感觉到五月的暖意。证件上显示她是国安局的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她正好赶在他下班回家前找到他，并提议一起喝个咖啡聊聊，就是这样。
起初他几乎抱持敌意，但她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并无权向他问话，而他若不想说，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他问她有何意图，她说是上司派她私下调查所谓的札拉千科案以及莎兰德案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你想知道什么？”包柏蓝斯基最后说道。
“请告诉我你对莎兰德、布隆维斯特、毕约克与札拉千科了解多少。他们彼此之间有何关联？”
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事情该如何进行，艾柯林特不断地斟酌推敲。经过五天的调查，费格劳拉给了他一些毫无争议的事证，显示国安局内部有腐化现象。他明白在得到足够的信息前，一举一动都要异常小心。再者就宪法而言，他目前也处于两难的困境，因为他并没有权限进行秘密调查，尤其是针对自己的同事。
因此他必须设法想出个理由让自己的作为合理化。万一最糟的情形发生了，他还是可以借口说调查犯罪是警察的职责，只不过这项罪行就宪法的观点来说太敏感，他只要踏错一步就肯定会被解职。所以星期五一整天，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沉思。
他最后的结论是：尽管看似不可思议，但阿曼斯基说得没错。国安局内部确实有阴谋在酝酿着，有一些人在正规作业之外采取行动，也可能两者并行。因为这已行之有年，至少从一九七六年札拉千科抵达瑞典就开始了，所以肯定是高层筹划批准的。至于阴谋者级别到底有多高，他毫无概念。
他在便条纸簿上写了三个人名。
约朗·莫天森，贴身护卫组，刑事巡官
古纳·毕约克，移民组副组长，已故(自杀？)
艾伯特·申克，国安局秘书长
费格劳拉认为贴身护卫组的莫天森本应调到反间组，实际上人却不在那里，这一定是秘书长下的命令。莫天森忙于监视记者布隆维斯特的行动，和反间作业一点关系也没有。
名单上还得加上几个国安局外部的人：
彼得·泰勒波利安，精神科医师
拉斯·佛松(法伦)，锁匠
泰勒波利安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受国安局聘请担任几个特定案子的精神科顾问，说得确切一点是三件案子，艾柯林特查过档案里的报告。第一件案子很不寻常：反间组在瑞典通讯产业界发现一名俄国的眼线，而该间谍的背景显示一旦行动曝光，他有可能自杀。泰勒波利安对他作了非常精准的分析，协助他们拉拢此人成为双面间谍。另外两份报告没怎么涉及重要的评鉴。第一份是关于国安局内部某职员的酗酒问题，第二份则是分析某非洲外交官怪异的性行为。
泰勒波利安和法伦——尤其是法伦——在国安局内都没有任何职位。然而借由这些任务他们关系到什么呢？
阴谋与已故的札拉千科密切相关，他似乎是在一九七六年瑞典大选当天现身叛逃的GRU情报员，一个谁也没听说过的人。这怎么可能？
艾柯林特试着想象自己若是一九七六年札拉千科叛逃时的国安局局长，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会怎么做呢？绝对保密，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叛逃一事只能让一小群人知道，以免消息泄漏回俄国，而……多小的一群人呢？
一个作业部门？
一个不明的作业部门？
理想的情况下，他应该受军情局保护，但他们既无资源也无专业技术从事这类的作业。这么说就是国安局了。假如事件处理得当，札拉千科的案子最后应该会落到反间组。
但反间组从来没有他这个人。毕约克是关键，他是当初处置札拉千科的人之一，而他与反间组毫无渊源。毕约克是个谜，表面上他从七十年代起在移民组任职，实际上却很少在组上见到他，直到九十年代才忽然一跃而成副组长。
不过毕约克是布隆维斯特的主要消息来源。布隆维斯特怎能说服毕约克揭露如此爆炸性的资料呢？而且揭露对象还是记者。
嫖妓。毕约克和一些未成年的妓女胡搞，《千禧年》打算揭发他。布隆维斯特肯定是以此要挟。
接着莎兰德上场。
已故律师毕尔曼曾同时和已故的毕约克在移民组工作。札拉千科便是他们负责处理的。但他们对他做了些什么？
一定有人作决定。处置这种身份的叛逃者，下令的肯定是最高级别。
是政府。背后一定有政府撑腰，否则实在难以想象。
真是这样吗？
艾柯林特顿时感到不寒而栗。事实上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像札拉千科这么重要的叛逃者理应以最高机密处理，他自己应该也会这么想，费尔丁的内阁肯定也是这么想。这个合理。
但一九九一年发生的事却不合理。毕约克雇请泰勒波利安，以精神错乱的借口将莎兰德关进儿童精神病院，那是犯罪行为，如此恶劣的罪行让艾柯林特更加感到忧虑。
一定有某个人作了决定。但绝不可能是政府。当时的首相是卡尔森，接着是比尔特，但无论哪个政治人物都绝不敢涉及这种违反一切法律正义的决定，一旦被发现就会引发天大丑闻。
假如政府果真插手，那么比起全世界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瑞典也好不到哪去。
不可能。
那么四月十二日的事件呢？札拉千科就那么凑巧地被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狂热分子杀死在索格恩斯卡医院，而同一时间布隆维斯特的公寓遭窃，律师安妮卡也遭到袭击。在后两起事件中，都丢失了毕约克于一九九一年所写的奇怪报告，这消息来自阿曼斯基，但完全是私下告知，他们并未报警。
另外艾柯林特原本希望能和毕约克好好谈一谈，不料他也选在这个时候上吊自尽。
艾柯林特不相信这么多事凑在一起纯属巧合，包柏蓝斯基巡官也不相信，布隆维斯特也不相信。艾柯林特再次拿起麦克笔写下：
艾佛特·古尔博，七十八岁。税务专家？？？
这个古尔博又是哪号人物？
他想找国安局局长，最后还是克制住了，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这项阴谋涉及多高级别，不知道能相信谁。
有一度他还想找正规警员。有关尼德曼的调查工作由包柏蓝斯基负责，任何相关信息他显然都会有兴趣。但单纯就政治立场而言，这绝对不可行。
他感觉到肩上负担沉重。
现在只剩一个合乎宪法程序的选择，如果最后卷入政治风暴，或许也能提供他些许保护。他现在做的事，只能找老板给予他政治支持。
此刻是星期五下午快四点了，他拿起话筒打给司法部部长，他们相识多年，曾多次在部门会议上碰面。不到五分钟便接通了。
“你好，艾柯林特，好久不见。有什么事吗？”
“老实说……打这通电话应该是为了看看你认为我有多可靠。”
“可靠？这可真是个怪问题。依我看，你是百分之百可靠。怎么会这么问？”
“因为我有一个很不寻常的重大要求。我需要和你与首相开个会，事情很紧急。”
“就这样？”
“很抱歉，我想等我们私下见面后再详细解释。我遇上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我想你和首相都应该被告知。”
“和恐怖分子或威胁评估有关吗？”
“不是，比这个还要严重。我向你提出这个要求，是赌上了我的名誉和前途。”
“我明白了，所以你才会问到你的可靠性。你需要多快见到首相？”
“可能的话今天晚上。”
“你这样倒让我有点担心了。”
“不幸的是你的确应该担心。”
“会面时间要多长？”
“大概一个小时。”
“我再打给你。”
部长在十分钟后回电，要艾柯林特在晚上九点半前往首相官邸。放下电话时，艾柯林特手心里全是汗。明天早上我的前途可能就完了。
他打给费格劳拉。
“费格劳拉，今晚九点来找我。最好穿得正式一点。”
“我一向都穿得很正式。”费格劳拉说。
首相用审慎的眼光看着这个宪法保障组组长良久。艾柯林特觉得首相眼镜后面仿佛有齿轮在高速旋转。
首相随后将目光转向在组长作报告的这段时间始终一语不发的费格劳拉。他看到一个异常高大而健壮的女子也正看着他，脸上的表情礼貌中还带着期望。接着他再转向司法部部长，只见他听完报告后已是脸色苍白。
过了一会儿，首相深吸一口气，拿下眼镜，向着远方发呆片刻。
“我想我们需要再喝点咖啡。”他说。
“好的，谢谢。”费格劳拉说。
部长拿着保温壶倒咖啡时，艾柯林特点点头致谢。
“我简单重复一遍，以确保我的了解没有错。”首相说道：“你怀疑秘密警察内部有个阴谋集团在从事一些活动，并不符合宪法赋予的权限，而且多年来这个集团还犯下堪称情节重大的罪行。”
“是的。”
“而你来找我是因为不信任秘密警察的领导阶层。”
“不完全是。”艾柯林特说：“我决定直接找首相您是因为这类行为违宪，但我不知道该阴谋集团的目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误解了什么。说不定这是政府所批准的合法活动，那么我可能会依照错误的或是误解的信息采取行动，进而破坏了某个秘密任务。”
首相看了看部长，两人都明白艾柯林特是为求自保。
“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事。你知情吗？”
“完全不知道。”部长回答：“秘密警察交给我的报告里头，完全没有和此事相关的内容。”
“布隆维斯特认为秘密警察内部有派系，他称之为‘札拉千科俱乐部’。”艾柯林特说道。
“我甚至从未听说瑞典曾收容并保护一个如此重要的俄国叛逃者。”首相说：“你说他是在费尔丁执政期间叛逃的？”
“我不认为费尔丁会隐匿这种事。”部长说道：“像这种叛逃行为事关重大，应该会移交给下一任政府。”
艾柯林特轻咳一声清清喉咙。“费尔丁的保守派政府由帕尔梅接手。有件事其实众所周知，我们国安局有些前辈对帕尔梅有些特殊看法……”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忘了告知社会民主党政府？”
艾柯林特点点头。“请各位别忘了费尔丁曾两度执政。每一次联合政府都垮台。第一次他将政权交给于一九七九年组成少数党政府的乌尔斯腾。后来温和党弃守，政府再度垮台，费尔丁于是与人民党联合执政。我猜在那些交接时期，政府内阁应该是一片混乱。也可能只有一小群人知道札拉千科的事，费尔丁首相并不真正知情，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移交给帕尔梅。”
“那么负责的人是谁？”首相问道。
除了费格劳拉之外，其他人都摇头。
“我想媒体一定会风闻。”首相说。
“布隆维斯特和《千禧年》就打算刊载。换句话说，我们陷入了所谓进退维谷的困境。”艾柯林特刻意用了“我们”一词。
首相点头认同。他明白事态严重。“那么我得先谢谢你这么快就来告诉我这件事。通常我不会答应这种没有事先安排的会面，不过部长说你是个谨慎的人，既然不通过正常渠道来见我，想必是有重大事情。”
艾柯林特稍稍松了口气。无论如何，首相的怒火是不会延烧到他了。
“现在我们得决定该如何应对。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也许可以算有。”艾柯林特试探地说道。
接着他沉默许久，费格劳拉只好清清嗓子说道：“我可以说几句话吗？”
“请说。”首相说。
“如果政府真的不知情，那么这项行动就是非法的，行动负责人因为逾越权限而成了犯罪的公务员。如果我们能证实布隆维斯特的所有说辞，就表示国安局内有一群警员长期以来都在从事犯罪活动。那么问题将分为两个部分。”
“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得问问：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谁要负责？一个组织完善的警察机构怎么会发展出这种阴谋？我本身在国安局工作，也很引以为傲。这种事怎么可能持续这么久？这种行动如何隐瞒又如何获得资金？”
“说下去。”首相说。
“将来很可能会出版很多书讨论这第一部分。但有一点很明显，他们一定有资金，而且每年恐怕至少有几百万克朗。我查过秘密警察的预算，并没有发现任何像分配给‘札拉千科俱乐部’的额度。但你们也知道，有些秘密资金由秘书长和预算主任掌控，我无法取得资料。”
首相沉着脸点了点头。为什么管理秘密警察总是有如一场梦魇？
“第二部分是：有谁涉入其中？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应该逮捕哪些人？依我之见，这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您在接下来几分钟内所作的决定。”她对首相说。
艾柯林特不禁倒抽一口气。要是可以的话，他真想往费格劳拉的胫骨踢一脚。她完全省略委婉的客套话，直指首相本人应该负责。他自己也打算最后要作出同样结论，但事先可得迂回曲折地兜好大一圈。
“你认为我应该作出什么决定？”
“我想我们关心的事是一样的。我在宪法保障组工作三年了，我认为这个单位对瑞典民主制度非常重要。近几年来，秘密警察都在宪法体制内恰如其分地工作，我当然不希望丑闻影响到国安局。我们必须知道这起案例只是少数个人犯下的罪行，这点很重要。”
“这种行动绝对不可能是政府批准的。”部长说。
费格劳拉点点头，想了几秒钟。“在我看来，最要紧的是不能让这件丑闻牵连到政府，但如果政府企图掩盖，就可能受牵连。”
“政府并没有掩盖犯罪行为。”部长说道。
“对，可是假设，只是假设，政府可能会想这么做，那么将会引起莫大的公愤。”
“接着说。”首相说道。
“我们宪法保障组为了调查这件事，不得不执行一项本身就违规的行动，也导致情况变得复杂。所以我们希望一切都能合法合宪。”
“我们都这么希望。”首相说。
“那么我建议您以首相的身份指示宪法保障组尽快厘清此事。”费格劳拉说：“以书面下令，授予我们必要的权限。”
“我想你的提议恐怕不合法。”部长说。
“绝对合法。只要有违宪之虞，政府就有权力采取极大范围的措施。如果有一群军人或警察开始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瑞典实际上已经发生政变了。”
“外交政策？”部长不解。
首相忽然点了点头。
“札拉千科背叛了外国政权。”费格劳拉解释道：“据布隆维斯特的说法，他将信息提供给外国的情报单位。如果政府不知情，就等同于政变了。”
“你的论点我明白。”首相说：“现在换我说说我的看法。”
他站起来绕桌子一圈，最后在艾柯林特面前站定。
“你有个非常有才干的同事。她可说是一针见血。”
艾柯林特咽了一下口水，点点头。首相接着转向司法部部长。
“把你的国务秘书和法务司司长找来。明天早上，我就要看到一份特别授权宪法保障组处理此事的文件。他们的任务是确认我们刚刚讨论的事究竟是真是假、搜集证据证明其牵连范围有多广，并找出负责或涉及的有哪些人。文件上不得注明你们在进行初步调查，我也许弄错了，但我以为在这个情况下，只有检察总长能指派初步调查的负责人。但我能授权让你进行个人调查，因此你要作一份正式公开的报告，你懂吗？”
“我懂，不过我想声明一下，我自己以前也当过检察官。”
“我们请法务司司长看一看，究竟该如何措词才正确。总之，调查工作由你一人负责，但可以挑选你需要的助手。如果发现犯罪证据，必须交给检察总长，由他决定起诉事宜。”
“我得查一查究竟有哪些适用条款，不过我想您得告知国会发言人和宪法委员会……消息很快就会泄漏出去。”部长说。
“换句话说，我们的动作得更快。”首相说。
费格劳拉举手示意发言。
“有什么事？”首相问。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千禧年》的出刊会和我们的调查冲突；第二，莎兰德一案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开庭。”
“能不能问出《千禧年》打算什么时候刊登？”
“可以问，”艾柯林特回答道：“不过我们最不想的就是和媒体打交道。”
“至于这个叫莎兰德的女孩……”司法部部长起了个头，随即住口停了一会儿。“如果她真受到如《千禧年》所说的不公对待，就太可怕了。真的有可能吗？”
“恐怕是真的。”艾柯林特说。
“那么我们非得弥补她所受到的这些伤害，尤其绝不能让她再次遭受不公的待遇。”首相说。
“要怎么做呢？”部长问道：“政府不能干涉已经起诉的案子，否则就是违法。”
“能找检察官谈谈吗？”
“不行，”艾柯林特说：“您身为首相，绝不能影响司法程序。”
“换句话说，莎兰德只能上法院碰碰运气。”部长说：“只有当她打输官司后上诉，政府才能插手，或是特赦她或是要求检察总长审查是否可能重新开庭。但这也只有在她被判徒刑时才适用，假如她被判入精神疗养院，政府便无计可施。那是医疗问题，首相无权判定她是否正常。”
星期五晚上十点，莎兰德听到门上钥匙转动的声音，立刻关掉掌上电脑并把它藏进床垫底下。抬头一看，约纳森正要关门。
“晚安，莎兰德小姐。”他说：“今天晚上感觉怎么样？”
“头痛得要命，好像还发烧。”
“听起来不太好。”
莎兰德似乎并不特别因为发烧或头痛感到困扰。约纳森花了十分钟替她作检查，发现晚上这段时间她的体温又急剧窜高。
“你过去几个星期复原情况那么好，现在却得强迫卧床休息，真是遗憾。很可惜你至少还得多待两个星期才能出院。”
“两个星期应该够了。”
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陆路距离约一千九百公里，理论上开车约需二十小时，实际上二十小时只能到达德国北部与丹麦交界处。星期日天空乌云密布，当化名“三一”的男子来到连接丹麦与瑞典的俄勒海峡大桥中央，天开始下起倾盆大雨。他于是减慢车速，启动雨刷。
三一发现在欧陆开车真是要命，因为路上每个人都坚持开在错误的一边。他在星期五上午将行李装上货车，从多佛搭渡轮到法国加来，然后经由列日横越比利时，在亚琛通过德国边界后，由高速公路北上汉堡，再继续前往丹麦。
他的同伴“巴布狗”在后座睡觉。他们轮流开车，除了有几次暂停一小时休息外，一直都维持九十公里的时速前进。这辆车已是十八年的老车，开不了更快。
虽然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有更便利的方法，但要带着三十公斤的电子仪器上飞机似乎不太可能。他们总共越过六个国界，却一次也没被海关或护照查验人员拦下。三一是欧盟的热情支持者，他们的规定让他造访欧陆的行程简化许多。
三一出生于布拉德福德，但从小就住在伦敦北区。他没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后来上职业学校拿到一份通讯技师的证书，满十九岁后，在英国电讯公司当了三年工程师。当他了解电话系统如何运作，也明白该系统已经老旧得无可救药之后，便转行当私人安保顾问，为人安装警报系统防范盗窃，还会为特别的客户提供监视录像机与电话窃听设备。
现年三十二岁的他熟知电子与计算机理论，而且远远超越该领域的任何教授。他从十岁就与电脑为伍，十三岁便成功侵入第一部计算机。
他从此胃口大开，十六岁已经进阶到足以与世界顶尖人士相抗衡。有一段时期，他只要醒着就待在电脑前面写自己的程序，在网络上散布垃圾邮件。他还入侵过BBC广播公司、英国国防部和伦敦警察厅，甚至曾经成功地(短时间)支配一艘在北海巡逻的核子潜艇。好在三一只是好奇，而非恶劣的电脑掠夺者。一旦破解了电脑防线，入侵后得知了秘密，他也就不再着迷。
他是黑客共和国的创建人之一。而黄蜂则是共和国的公民。
星期日晚上七点半，他和巴布狗已逐渐接近斯德哥尔摩。经过凯尔岛孔根斯库瓦的宜家家居时，三一打开手机拨了他背下来的电话号码。
“瘟疫。”三一叫道。
“你们在哪里？”
“你不是说要我们经过宜家家居的时候打电话？”
瘟疫已经在长岛的青年旅馆为英国的伙伴们订了房间，于是他便向三一报路。因为瘟疫几乎从不离开住处，他们说好第二天早上十点在他家碰面。
瘟疫决定破例作一番努力，洗了碗、大致打扫一下并打开窗户，迎接客人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