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至五月二十二日
公元六九七年有一条爱尔兰法律禁止女性从军——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有女性士兵。数百年来募集过女兵的民族包括阿拉伯人、北非的柏柏尔人、西亚的库尔德人、北印度的拉其普特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毛利人、巴布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麦克罗尼西亚人与美洲印第安人。
古希腊关于可怕女战士的传说极为丰富，讲述女性从小接受战艺训练，诸如武器的使用、如何应对体力不支等等。她们与男人分开生活，自己组军队去打仗。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她们在战场上征服了男人。例如公元前六百年，荷马所写的希腊文学作品《伊利亚特》中便出现了亚马孙女战士。
“亚马孙”一词是希腊人发明的，本义为“没有乳房”。据说女子为了便于拉弓，若非在童年便是在成年后以炽热铁块除去右侧乳房。虽然据说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与盖伦都认同这项手术能增进使用武器的能力，但究竟是否有人确实执行却令人怀疑。在此还有一个语言学之谜：“亚马孙”(Amazon)的前缀“a”是否果真意味着“没有”？有人认为恰恰相反，亦即亚马孙指的是胸部特别大的女人。而且无论在哪个博物馆都找不到任何描绘少了右胸的女人的素描、护身符或雕像，倘若有关割除右胸的传闻属实，这理应是十分普遍的创作主题。
五月一日 星期日 至 五月二日 星期一
电梯门开时，爱莉卡深吸一口气，走进《瑞典摩根邮报》的编辑办公室。时间上午十点十五分。她穿着黑长裤、红色套头毛衣和深色夹克来上班。今天是个地道的五一好天气，穿越市区途中，她发现劳工团体已经开始聚集，这才忽然想到自己已经二十几年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游行。
她在电梯门边独自隐身站立片刻。上班第一天。从这里可以看见一大半编辑办公室，编辑台就在正中央。她还看见总编辑办公室的玻璃门，如今那是她的了。
她一点也没有把握自己是领导《瑞典摩根邮报》这个庞杂组织的适当人选。她可是跨了好大一步，才从五人杂志社迈入一间拥有八十名记者、九十名行政人员，外加IT技师、美编、摄影师、广告业务与报纸发行所需一切人员的日报。除此之外还有一家出版社、一家制作公司和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员工超过两百三十人。
她站在那里扪心自问，这整件事会不会是个天大错误？
这时两名柜台接待人员当中年纪较长那位发现了刚刚走进办公室的人是谁，连忙起身走出柜台，伸手相迎。
“贝叶小姐，欢迎加入《瑞典摩根邮报》。”
“叫我爱莉卡就好，你好。”
“我是比阿特丽斯，欢迎。要不要我带你去找总编辑莫兰德？或者应该说是即将卸任的总编辑？”
“谢谢，我看见他就坐在那边那个玻璃笼子里。”爱莉卡微笑着说：“我可以自己去，但还是谢谢你。”
她快速地走过编辑室，也察觉到噪音量陡降，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射在她身上。她来到半空着的编辑台时停下脚步，友善地向大伙点点头。
“待会儿我们再正式自我介绍。”她说完便走到玻璃室前面敲门。
即将离职的总编辑霍肯·莫兰德已在这间玻璃笼里待了十二年。他和爱莉卡一样，都是从外面挖掘来的人才——所以他也曾在上班第一天和她走过同样一段路。他抬起头，有点茫然，随后立刻站起来。
“你好，爱莉卡。”他说道：“我以为你星期一才开始上班。”
“我不能忍受再在家里多待一天，所以就来了。”
莫兰德伸出手，说道：“欢迎，你能接手，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你还好吗？”爱莉卡问。
他耸耸肩，柜台的比阿特丽斯正好端着咖啡和牛奶进来。
“感觉上我的运作速度已经减半，其实我不太想谈这个。一辈子自以为像个长生不老的青少年跑来跑去，却忽然惊觉所剩的时间不多。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可不想在这个玻璃笼子里度过余生。”
他说着揉揉胸口。他有心血管的毛病，这也是他之所以要走、爱莉卡也得比预定时间提早几个月开始上班的原因。
爱莉卡转身望着外头编辑室的景象，看见一名记者带着摄影师朝电梯走去，可能正要去采访五一游行的新闻。
“莫兰德……如果我会妨碍你或是你今天很忙，我可以明后天再回来。”
“今天的工作是写一篇关于示威游行的社论，我在睡梦中都能写。如果左倾分子想和丹麦开战，我就得解释他们错在哪里。如果左倾分子想避免与丹麦作战，我也得解释他们错在哪里。”
“丹麦？”
“没错。五一的信息必须触及移民融合问题。当然了，不管左倾分子说什么都是错的。”
他说完开怀大笑。
“向来这么愤世嫉俗吗？”
“欢迎加入《瑞典摩根邮报》。”
爱莉卡对莫兰德从无任何想法。在杰出的总编辑群中，他是个不出风头的权力人物，他写的社论给人单调而保守的印象，很善于抱怨税务，论及媒体自由时则是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不过她从来没见过他本人。
“你有时间跟我说说工作内容吗？”
“我六月底走，我们会一起工作两个月。你会发现一些好事和一些坏事。我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所以看到的大多是坏事。”
他起身走到她旁边，透过玻璃望向编辑室。
“你会发现随着这份工作而来的是，外头有一帮和你作对的人——日间主编与编辑老鸟们都会自成一个小王国，他们有自己的圈圈是你无法加入的。他们会试图扩张版图，试图让自己的标题和观点强行过关，你得奋力一搏才能站稳立场。”
爱莉卡点点头。
“你的夜间主编是毕林耶和卡尔森……各自都有很多搞头。他们互相憎恨对方，重要的是他们不值同一个班，不过这两人都是一副发行人兼总编辑的架势。另外还有新闻主编安德斯·霍姆，你们接触的时间会很多，我想冲突也少不了。事实上，他是每天让《瑞典摩根邮报》出刊的人。至于记者，有些根本不受约束，还有些真的应该扫地出门。”
“难道就没有一个好同事？”
莫兰德又笑了。
“有啊，但你能跟谁处得来得由你自己决定。外头有一些记者非常优秀。”
“那么管理阶层呢？”
“马纽斯·博舍是董事长，也就是网罗你的人。他很迷人；有点老派却也有点前卫，但最重要的，他是决策者。有些董事——包括拥有报社的家族中的几人——似乎多半是坐在那里消磨时间，有些则是跑来跑去，一副专业董事的模样。”
“你好像不太欣赏你们的董事。”
“必须要分工。我们出报，他们负责财务，所以不应该干涉报道内容，但总会有突发状况。爱莉卡，我私下老实跟你说好了，你会很辛苦。”
“怎么说？”
“自辉煌的六十年代至今，发行量减少了将近十五万份，《瑞典摩根邮报》可能很快就不再获利。我们已经进行重整，从一九八〇年起裁减了不下一百八十份工作。我们改采小型报版面，这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做了。《瑞典摩根邮报》仍在大报之列，但很快就会被视为二流报纸，说不定现在已经是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选上我？”
“因为我们读者的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而二十多岁读者的成长率几乎是零，报纸需要重新注入活力。董事们的理论是找来他们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总编辑。”
“一个女人？”
“不是随便一个女人，而是击垮温纳斯壮帝国、被视为调查报道女王并且以强悍闻名的那个女人。想想这个画面，他们怎能抗拒得了？如果连你都无法让报社起死回生，就没有人办得到。《瑞典摩根邮报》聘请的不只是爱莉卡·贝叶，而是和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所有神秘魅力。”
布隆维斯特走出霍恩斯杜尔街区戏院旁的科帕小馆时，刚过下午两点。他戴上太阳眼镜，转上贝松斯特兰路前往地铁站。他一眼就发现街角停了一辆灰色沃尔沃，但经过时并未放慢脚步。车牌相同，车里空无一人。
这四天来已是第七次看到这辆车。他不知道车子在这一带停了多久，会留意到它纯粹是巧合。第一次是星期三早上，车子停在他贝尔曼路公寓大门附近，是出门上班时看见的。他无意间瞥见车牌号码是“KAB”开头，之所以特别留意是因为那是札拉千科的公司名称“卡尔·阿克索·波汀有限公司”的缩写。但若不是几小时后和柯特兹、玛琳在梅波加广场吃午餐时又发现同一辆车，他也不会多作联想。这回沃尔沃停在《千禧年》办公室附近的一条巷子内。
他怀疑可能是自己的妄想，不料当天下午到厄斯塔的康复中心造访潘格兰时，那辆车又出现在访客停车场。不可能是巧合。布隆维斯特于是开始留意身边的一切。第二天早上再看见同一辆车便不感到讶异了。
但从未见过驾驶员。
打电话到监理处得知车主是住在威灵比维坦吉路的约朗·莫天森。接着搜寻了一小时，发现这个莫天森拥有商业顾问的头衔，名下有一间私人公司，地址则是国王岛佛莱明路的邮政信箱。莫天森的个人资历倒是很有趣。一九八三年十八岁，在海岸巡防队服兵役，后来成了职业军人。一九八九年晋升为中尉之后，转而进入索尔纳的警察学校就读，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间在斯德哥尔摩警局服务。一九九七年的外勤名单中已经没有他的名字，而一九九九年他便登记成立自己的公司。
如此说来，是秘密警察。
即使比这个更小的事都足以让一个勤奋的调查记者倍感猜疑。布隆维斯特认定自己遭到监视，但手法实在太拙劣，要他不注意到都很难。
但真的是手法拙劣吗？最初他之所以留意这辆车，是因为车牌号码刚好对他有特殊意义。若非“KAB”三个字母，他根本不会多看一眼。
星期五，KAB很明显地不见了。布隆维斯特虽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当天似乎有一辆红色奥迪在跟踪他。他没能看见车牌号码。星期六，沃尔沃又回来了。
布隆维斯特离开科帕小馆正好二十秒后，克里斯特在对街罗索咖啡馆的遮阳棚底下举起尼康相机，对准跟在布隆维斯特身后走出咖啡馆、经过街区戏院那两名男子，连拍十二张照片。
其中一人看起来约莫四十岁左右，有一头金发。另一人显得年纪大一些，微红的金发已渐稀疏，并戴着太阳眼镜。两人都穿着牛仔裤与皮夹克。
那两人走到灰色沃尔沃车旁分手。较年长那人上车，较年轻那人则尾随布隆维斯特前往霍恩斯杜尔地铁站。
克里斯特放下相机。布隆维斯特并未多作解释，只是坚持要他在星期日下午到科帕小馆附近晃一晃，找一辆车牌号码开头是KAB的灰色沃尔沃，并吩咐他找个好位置，以便拍下上那辆车的人，而且很可能就在三点刚过。布隆维斯特还要克里斯特睁大眼睛留意任何可能在跟踪他的人。
听起来很像典型的布隆维斯特历险记的序曲，克里斯特从来不敢肯定他是天生偏执，或是天赋异禀。自从哥塞柏加事件发生后，布隆维斯特的确变得自闭且难以沟通。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只不过每当布隆维斯特在写一则复杂的新闻时，就会变得特别明显——温纳斯壮事件爆发前几个星期，克里斯特便曾见过同样异常而神秘的行为。
但话说回来，克里斯特自己也看见了，布隆维斯特确实遭人跟踪。他隐约感到忧虑，不知又有什么新的噩梦正在酝酿。而不管是什么，都会吸光《千禧年》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此时杂志社的总编辑才刚脱队投奔大报社，《千禧年》好不容易重建的安稳状态转眼间又再度变得混沌不明，克里斯特觉得布隆维斯特实在不应该展开什么疯狂的计划。
但克里斯特已经至少十年没有参加游行——除了同志光荣游行之外。反正这个五一节的星期日也无事可做，还不如迁就一下任性的发行人。尽管没有接到进一步跟踪的指示，他还是悠哉地跟在尾随布隆维斯特那人的身后，但到了长岛街却忽然不见人影。
布隆维斯特发现自己的手机被监听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柯特兹去买几只二手机子。柯特兹以极低价格买了一大堆爱立信T10s，布隆维斯特又买了一些Comviq电信公司的预付卡，再将手机分发给玛琳、柯特兹、安妮卡、克里斯特、阿曼斯基，另外自己也保留一只。这些手机只有在进行需要绝对保密的对话时才使用，至于日常话题，可以也应该用原本的手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得随身携带两只手机。
周末轮到柯特兹值班，因此傍晚进办公室时，布隆维斯特又看见他。自从札拉千科遭杀害后，布隆维斯特便排出二十四小时的班表，让办公室随时有人在，每晚也会有人在里头过夜。值勤名单包括他自己、柯特兹、玛琳和克里斯特。罗塔是出了名的怕黑，死也不肯独自在办公室过夜。莫妮卡不怕黑，但她工作得太卖力，所以让她下班后回家休息。桑尼已经有点年纪，而且身为营销主任与编辑工作无关。他也快去度假了。
“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什么特别的，”柯特兹回答：“今天全是五一的新闻，再自然不过。”
“我会在这里待几个小时，”布隆维斯特告诉他：“你去休息一下，九点左右再回来。”
柯特兹离开后，布隆维斯特拿出匿名手机打给哥德堡的特约记者丹尼尔·欧森。这些年来，《千禧年》刊登过他的几篇文章，布隆维斯特对他搜集背景资料的能力很有信心。
“欧森，我是布隆维斯特，你方便说话吗？”
“当然。”
“我想找人作个调查。我们可以付你五天的劳务费，而且调查结束不必写报告。当然，你愿意的话还是可以用它写一篇文章，我们会刊登，但主要是调查的部分。”
“好，说吧。”
“这很敏感，除了我你不能和任何人讨论，而且只能透过热邮和我联络。你甚至不能提到你正在替《千禧年》调查事情。”
“听起来很有趣。你想知道什么？”
“我要你到索格恩斯卡医院做一份工作场所报告。我们就把报告简称为‘ER’，目的是观察真实场所与电视剧之间的差异。我要你到医院的急诊室与加护病房观察几天，和医生、护士、清洁工……总之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谈谈。问问他们的工作情形，问他们确实都做了些什么等等。当然还要拍照。”
“加护病房？”欧森问道。
“没错。我要你把焦点放在针对重伤病人进行后续护理的一一C病房区。我要知道整个区的规划格局、有谁在那里工作，还有他们的长相与背景。”
“除非我记错了，不然一一C区应该有个病人叫莉丝·莎兰德。”
欧森果然不是刚出道的菜鸟。
“那可有趣了。”布隆维斯特说：“找出她住哪间病房、隔壁住了什么人、那一区的例行公事为何。”
“我觉得这应该完全不是这则报道的重点。”欧森说。
“我说过了……我要的只是你调查的结果。”
于是他们交换了热邮信箱。
护士玛莉安进来的时候，莎兰德正仰躺在地板上。
她“咦”了一声，对患者在加护病房的这类行为是否恰当表达质疑。但她也承认，这是病人唯一的运动空间。
莎兰德汗流浃背。她听从理疗师的建议，花了三十分钟做举臂、伸展与仰卧起坐。其实她每天都有一长串的动作要做，以强化三星期前动过手术的肩膀与臀部肌肉。她呼吸粗重，只觉得身体状况奇惨无比。虽然很容易疲倦，左肩很紧，而且稍一用力就痛，但确实正在逐渐复原。手术后不断折磨她的头痛已经减缓不少，现在只偶尔才会发作。
她认为自己已经好了八九成，有可能的话，应该可以大步——或至少一拐一拐地——走出医院，但实际上却不然。首先医生尚未宣布她痊愈，其次她的房门始终都上锁，门外走廊上还坐了一个安保公司派来的该死打手看守着。
以她的健康状况其实可以转入普通康复病房，但经过反复讨论后，警方与院方一致同意让莎兰德暂时留在十八号病房。这个房间看守较容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在附近走动，而且是位于L型走廊的尽头。札拉千科命案发生后，一一C病房区的人员都提高警觉，加上对莎兰德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最好不要让她搬进以新程序运作的新病房。
无论如何，再过几星期，她在索格恩斯卡的住院生活就要结束。医生一旦宣布她可以出院，她就会被送往斯德哥尔摩的克鲁努贝里看守所等候审判。而决定这个时机的人正是约纳森医师。
哥塞柏加枪击案发生十天后，约纳森医师才准许警方首度进行正式问讯，依安妮卡之见，这对莎兰德有利。只可惜连安妮卡要见当事人也难如登天，这可就很讨厌了。
经过札拉千科命案与古尔博企图自杀等事件的纷扰后，约纳森评估了莎兰德的状况，并考虑到莎兰德涉嫌三起凶杀案，还几乎受到父亲的攻击致死，想必承受了极大压力。他不知道她是否清白，而身为医生，他对这个答案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断定莎兰德受到压力、被枪击三次，还有一颗子弹射进大脑差点要了她的命。她高烧不退，又有严重的头痛。
他不敢大意。无论是不是嫌犯，她毕竟是他的病人，让她痊愈是他的职责。于是他填了一张“禁止探视”的表格，这与检察官的那张禁止令毫无关系。他开了各种药方，并嘱咐她彻底卧床休息。
但约纳森也明白隔离是一种不人道的处罚方式，事实上几近于刑囚。不得与任何朋友接触，谁也高兴不起来，所以他决定让莎兰德的律师代替朋友的角色。他和安妮卡进行了一番恳谈，解释说她可以每天和莎兰德会面一小时，这段时间内她可以和她说话，也可以只是静静坐着陪她，就是不能谈论莎兰德的问题或是即将展开的法律之战。
“莎兰德头部中弹，伤势非常严重。”他解释道：“我想她已经脱离险境，但随时还是可能出血或出现其他并发症。她需要休息，需要时间复原。只有当她完全康复了，才能开始面对法律问题。”
安妮卡能理解约纳森医师的论点。她会和莎兰德聊一些普通话题，偶尔也会暗示她与布隆维斯特所计划的策略要点，但莎兰德吃了太多药、太疲乏，往往听安妮卡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阿曼斯基端详着克里斯特所拍下从科帕小馆开始跟踪布隆维斯特那两人的照片；焦距调得非常清晰。
“没有，”他说：“从来没见过他们。”
布隆维斯特点了点头。此时是星期一上午，布隆维斯特从车库进入米尔顿大楼后，便和阿曼斯基待在他的办公室。
“年纪较大的是莫天森，沃尔沃的车主。他像是有愧良知似的跟了我至少一个星期，说不定还更久。”
“你认为他是秘密警察？”
布隆维斯特提到莫天森的经历。阿曼斯基犹豫着。
秘密警察老是出糗，这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不只是瑞典秘密警察，全世界的情报单位恐怕都是如此。法国秘密警察甚至派蛙人到新西兰炸毁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老天爷！那肯定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一次情报运作，但也可能排在尼克松总统疯狂地闯入水门大厦的事件之后。有这么白痴的领导人，也难怪屡屡发生丑闻。秘密警察的成功事迹从未被报道过，但一旦做出任何不当或愚蠢之事，媒体就会发挥事后诸葛的本领大加挞伐。
一方面，媒体将秘密警察视为绝佳新闻来源，几乎每一次政府出的政治错误都会上头条：“秘密警察怀疑……”秘密警察的说辞在头条新闻里举足轻重。
另一方面，各党派的政治人物与媒体一得知有哪个曝光的秘密警察曾监视瑞典公民，总会特别严厉地谴责。阿曼斯基觉得这实在很矛盾。他完全不反对秘密警察的存在。因为总得有人负责看着那些民族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那些读了太多巴枯宁著作的人——其实谁管这些新纳粹读了谁的作品——以免他们用肥料和油拼凑成炸弹，放到罗森巴特外的某辆货车内。秘密警察是必要的，阿曼斯基并不觉得稍为偷偷监视一下有何不妥，只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当然了，问题是被指派监视公民的组织必须受到严格的公共监督，必须遵守高标准的宪法原则。然而，国会议员几乎不可能监督秘密警察，即使首相指派特别调查员，多半也只是名义上可以插手一切。阿曼斯基手上有布隆维斯特复印的黎波姆所著的《一项任务》，他愈看愈感惊讶。假如发生在美国，将会有十来个资深情报员因为妨碍司法而遭到逮捕，并被迫出席国会的公共委员会。但在瑞典，这些人显然碰不得。
莎兰德一案显示该组织内部似乎乱了套。但是当布隆维斯特特地送来一只安全手机时，阿曼斯基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有妄想症。直到听完详细过程，审视了克里斯特的照片后，他才勉强承认布隆维斯特的怀疑有理。这并非好预兆，反而显示出十五年前企图除掉莎兰德的阴谋并非过去式。
若说一切都是巧合，也未免太多了。且不论札拉千科可能是被一个疯子杀死的，命案发生时，布隆维斯特和安妮卡手上要用来举证的最重要文件竟也同时被窃。这已经够惨的了，没想到关键证人毕约克也跟着上吊自尽。
“说好了，我可以把这个交给跟我接头的人对吗？”阿曼斯基边整理布隆维斯特的资料边问道。
“你说这是你信得过的人？”
“一个拥有最高道德名望的人。”
“在秘密警察界？”布隆维斯特的口气难掩怀疑。
“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我和潘格兰都接受了你的计划，也愿意和你配合。但我们无法独力厘清整件事，如果不想最后以灾难收场，就得在政府机关里找盟友。”
“好吧。”布隆维斯特勉强点头同意。“我从来不会在文章发表前透露数据。”
“不过在这个案子里，你已经透露了。你已经告诉我、你妹妹还有潘格兰。”
“话是没错。”
“你会这么做是因为连你也明白这绝不只是你们杂志社的一篇独家。这一次，你并非客观的报道者，而是实地参与了逐渐展开的事件，所以你需要帮助，单凭一己之力，你是赢不了的。”
布隆维斯特投降了。反正他也没有对阿曼斯基或妹妹说出完整的事实。他和莎兰德之间还有一两个只有他们俩知情的秘密。
最后他和阿曼斯基握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