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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欢囚在《当代》，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管后了又后，倒比前楼热闹开放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饭店里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处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道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感觉爽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我的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头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出席，我却吊儿郎当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鸡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一穿，裤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三条腿。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道，“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尿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领带，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济济，终于从发行部来了一位青年，翘起指头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这样他们不怕麻烦，把我捯饬成了一个干部，翘着尾巴出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当代》就是这样一帮不会打领带的当代文人在打造经营，脱略形骸的文人习气，从容自若的处世姿态，让他显得开放而松弛。你瞧他一身正装，有板有型，脖子上却是没有拘束的，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所以像我这个粗放的、直率的、独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还说领带，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学太正式，像场合里的朗诵；不西装不领带的文学太随便，好比插了葱的猪嘴，被厚道的人们说成了象；有西装不领带的文学似乎刚刚好——要先锋那是怀旧的先锋，要时尚那是积淀的时尚，要历史那是当下需要的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发行的文化，这大概就是《当代》的模样。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道即佛道。
喜欢囚在《当代》，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羞于见人。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约见和约稿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让我歉疚，有时是见了面吃了饭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办杂志、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写得太慢，总不能老是许愿而不兑现。想做一个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许愿，老老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许了第一个，就勇嫁到底。朋友们，我是得罪了你们的，在这惨淡动人的恳挚里，有你们的宽宥和谅解，那就是我的阳光。
就在囚于《当代》的某一天，昌义问起我《藏獒3》之后的计划，我谈到了仓央嘉措，谈到了“伏藏”，但当时我并没有确定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义听了很激动，比我激动多了，一上午都在说这个话题，吃了盒饭送我去机场时还在说。我很想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却没有时间，上了飞机再记，发现许多细节已经随着激动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就是那个香音无敌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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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但这并不是我写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精神冲突。
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伏藏》是一本关于人与灵魂的书。灵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一个有神论者，这本书也是表现佛教的作品。但我无意于奉劝大家皈依佛教，因为我并不认为信仰就等于宗教，并不认为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说既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只要你积德行善，你就是佛。作为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里，信仰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无主正在成为刈害生命的帮凶，炸药呛人的热息正在销蚀所有的凉爽，人心在义无反顾地走进黑夜之后却没有迎来朝暾与云光。
没有道德约束，没有良心发现，没有神，没有魂，没有救赎，没有主宰，自然就没有诚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与人为善已是难上加难。当世界性的精神危机电掣而来时，当无数人不能用信仰保证自己拥有灵魂时，当早已沉入渊谷之底的“底线”仍然被我们践踏得七零八碎时，我找到了写作《伏藏》的现实理由。
《伏藏》中我试图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其实也是事实：用仇恨消除仇恨，永远不是我们的需要。世界的力量，能够撼动我们的力量一定是友善与高尚，是爱的思想。信仰的表现最不掺假的方式就是爱。在文学的范畴里，那些被苦难培养而超越苦难的精神追求，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最美好的风景，就像流淌之于江河、葱茏之于林木。雨果告诉我们：完美的人生不是没有罪孽的人生，而是有了罪孽就忏悔就赎罪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与罚”的命题拷问了人类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的灵魂，然后得出结论：有爱就有一切。而托尔斯泰却让我们幡然醒悟：当生存的危机、不公的待遇、贫富的悬殊已成事实，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爱一切包括爱敌人的博爱。为了爱的死亡是再生，为了恨的再生是死亡。爱是情感的、精神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甘地的不抵抗是爱，他因此赢得了一个独立的印度。马丁·路德·金的不抵抗也是爱，他因此实现了一个种族的梦想：平等。曼德拉的不抵抗更是爱，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可以达到的宽度，看到了一个和平的南非。
还有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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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是阿尔巴尼亚人，她十八岁到印度，每天所做，就是推着小车，去垃圾堆里、水沟中、教堂门口、公共建筑的台阶上，拣回奄奄一息的病人和遗婴，以及垂死的老人，然后四处奔波，为他们寻找食物和药品。很多人把她当成乞丐和疯子，骂她打她赶她走。但当他们看到她从水沟里抱起被蛆虫吃掉一条腿的乞丐，看到她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脸上，看到她从一只狗的嘴里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看到她把爱滋病患者紧紧搂在怀里时，他们终于被感动了。她救援的人大多数是和她信仰不同的印度教徒，她尊重他们，按照他们的信仰处理他们的后事。
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四亿多美金的资产，全世界最有钱的公司都争相给她捐款。但她一生却坚守贫困。她的住处只有两样电器：电灯和电话。她的全部财产是一个耶稣像、三套衣服、一双凉鞋。她努力使自己成为穷人，她的修士修女们也都把自己变成了穷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有一丝尊严。她认为，给予爱和尊严比给予食物和衣服更重要。
她在全世界一百二十七个国家有六百多个分支机构。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发展机构，仅1960年一年，就在印度建起了二十六所收容中心和儿童之家。但是她的总部只有两个修女，一台老式打字机。她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来访者总是在她的工作岗位——贫民窟、弃婴院、临终病房、麻风病院、爱滋病收容所等。来她这里服务的有银行家、大企业家、政治家、大学校长、大学生、演员、模特、富家小姐等。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特蕾莎修女身边，做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洗碗、给病人穿衣服、喂水喂饭、洗衣送药、搬运尸体。之后才认识到：“我们一直在躲避着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特蕾莎修女的影响能使巴尔干战场交战的双方立即停火，她来了，爱来了，她要把妇女儿童从枪林弹雨中带走。尖锐的战争突然有了柔软的抒情，枪炮等待着，直到她和那些被救者离开。
1979年，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穿着一件仅值一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领奖台，因为她没有别的衣服。她对台下的珠光宝气、显赫人等视而不见，说：“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当她知道颁奖大会的宴席要花七千美金时，便恳求主席取消宴席。她说你们用这么多钱只宴请一百三十五个人，而这笔钱够一万五千个穷人吃一天。宴会被取消了，特蕾莎修女拿到了这笔钱。同时拿到的，还有被她这句话感动后的四十万瑞币捐款。她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从来不穿遮体御寒意义之外的衣服，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穿不起衣服。她一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牌就问，去什么地方可以卖掉它，因为那些穷人需要的不是奖牌而是食品和衣物。
特蕾莎修女去世后，印度人说：“我们的母亲去世了。”所有人都跪了下来，跪下的人群里还有印度总理。当遗体经过大街时，两边楼上的人都奔跑下来，因为他们——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谁也不敢站得比她更高。印度总理说：“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她抹去了千千万万人苦难的眼泪，她给世界带来了荣誉。”人类固有的罪恶：贪婪、虚伪、享乐、骄傲、虚荣等等，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没有一丝痕迹，有的只是被她一生奉行的名言：“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把特蕾莎修女的故事讲给一个喇嘛听，喇嘛说：“你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修女，她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啊。”所以，《伏藏》中，“七度母之门”的第七门是践行之门，我盼望有更多的“菩萨转世”，走出殿堂，泽被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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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体现，让佛教闪烁人性之光，是现代佛教光大自己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一直在寻找，希望有一种改造世俗而不是投身世俗、洗涤罪错而不是再造罪错的精神支柱，能从浑浊而盲目的崇信之中，清醒而健朗地挺起。虽然没有找到，但毕竟有了曦光。那就是仓央嘉措，是仓央嘉措宁死肉体不死爱的无量之情和牺牲自己从而消弭新仇旧恨的天然佛性，是他用纯情博爱对冷冷的世界给予的热热的拥抱，是“伏藏”提供给我们的走向崇高的无限可能和再造心灵的努力。它在我的小说中变成了“七度母之门”。
“伏藏”就是把信仰或经典埋藏起来，让千百年后的信徒发掘而成为当代的精神资源。“地伏藏”是埋藏在岩石、湖泊、寺庙中的伏藏，“意伏藏”是埋藏在后人灵魂、内心和意识里的伏藏。从2007年底告别“藏獒三部曲”之后，我就投入《伏藏》之中，断断续续历时两年多。我以为这是一种发掘，作为责任编辑的周昌义以掘藏师的执着和热情在我心灵深处发掘出了先人或先圣的伏藏，他的督促关心以及各方面的帮助、他的洋洋八千言的建议、他晚上从家里打来的连续三小时的电话、他“夜半醒来”，“豁然开朗”的邮件，如同灌顶的醍醐，激醒着我的愚钝，又似刚猛的经咒，总让我的精神时时坚挺。画上句号的时候，我发现《伏藏》是我迄今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长篇。时间长是因为难写，最难的是我必须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思考那些宗教文化的密码，共同经历那些危难和恐怖以及所有的未知，几乎每一步我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走，直到写出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领带。《伏藏》出版的时候，我依然不会打这玩意儿。这说明我的生活一如既往，不喜欢应酬，不喜欢会议，不喜欢社会活动，不喜欢热闹场合。也不应景文章，不公众人物——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是十分不幸的，恍然之间便把自己疏离在了遥远而没有杂草的光丘上，而我向来以为平凡、平淡、平和、平静是最好的状态。——我是草，一棵迎风摇曳的无花之草，而且是杂草。孤云野鹤，老子婆娑，在寂美守拙之中独立着也清洁着，和仅属于自己的世界缱绻缠绵，歌哭而恸。对朋友们曾经和即将的邀请，对我曾经和即将的拒绝，我只能表示歉意，并诚挚鞠躬，唯愿他们因为我的缺席而更加称心满意。
最后我要郑重感谢给了我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的老师们：于道泉、曾缄、牙含章、葛桑喇、李雪琴、刘家驹、刘希武、王沂暖、索朗嘉措、周良沛、黄颢、吴碧云、潘知常、何训田、陈庆英、降大任、段宝林、毛继祖、于乃昌、王振华、胡秉之、杨恩洪等等，正是他们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其中庄晶老师搜集翻译的一百二十四首仓央嘉措情歌，因其数量超过他人，成为我欣赏、学习、参照、引用的主要蓝本。尤其重要的是，让我从其著作中获益匪浅的著名藏学家诺布旺丹先生，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学之余，“较长时间斟字酌句地研读”了拙作，最终给了我鼓励并以“审慎的态度”提出了意见，这些中肯的意见成为《伏藏》最后的修改。可以说，没有以上各位老师的“授记”，就没有我的《伏藏》。再次感谢。另外我在小说最后引用了不少人都在传抄的《那一日，我听了一夜梵呗》，这是一首现代版的仓央嘉措情歌，是转世者或代言者的美丽作品，也是我借以传述的发自肺腑的祈愿——祈愿朋友们如意，祈愿所有人吉祥。
杨志军
2010年2月28日于青岛长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