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商店里走动，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但是玛丽仍然留在靠近宽阔的前窗的地方，不断注意玛黛琳大街斜对面的银行入口处。
“我给你挑了两条围巾，”伯恩说。
“何必，这里的东西太贵。”
“差不多四点钟了。如果现在还没有出来，下班前不会出来了。”
“也许不会。如果他准备去见什么人，早就该去见了。可是我们要弄清楚。”
“相信我，他的朋友们在奥利，在区间航班中乱转。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我在哪一航班，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用什么名字。”
“他们靠苏黎世来的那个人来认你。”
“他只是寻找一个跛足黑发的人，不是我。来，咱们到银行里面去。你指给我看哪个是达马克。”
“不能这样干，”玛丽说，摇摇头，“天花板上的摄像机有广角镜头。如果他们放映录像带，就能认出你来。”
“金发戴眼镜的人？”
“或者我。我当时在那里。那个接待人员或他的秘书会认出我来。”
“你是说他们有经常性的阴谋活动。我不相信。”
“他们可以想出很多理由去放那录像带。”玛丽停了嘴，握紧贾森的手臂，眼睛注视着窗外面的银行，“他在那儿！那个穿黑丝绒领大衣的——达马克。”
“在拉衣袖的？”
“是的。”
“我记住他的模样了。我们回头在旅馆见。”
“多加小心，要十分小心。”
“围巾钱你付一下，后面那柜台。”
贾森走出商店，在顶篷外边的太阳下躲到人群里，等候车辆暂停的间隙穿行马路。可是过不去。达马克向右转，随意漫步。他不是急于去会什么人。恰恰相反，他一副纨袴子弟的悠闲派头。
伯恩到了拐角，按交通灯指示过了马路，走在那位银行家后面。达马克在一个报摊前停下买了份晚报。贾森站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前，然后又跟随银行家继续朝前走。
前面是一家咖啡馆，深色玻璃窗，入口是厚厚的大门。不需要任何想象力就可描画它的内部，它是男人们——以及由男人带进去的女人，别的男人见了不会议论——饮酒的地方。这里是同达马克进行安静讨论的好地方。贾森加快了步伐，大步走到银行家身旁，用刚才在电话上的那种古怪的英语式法语开了腔。
“午安，先生。我……想您……是达马克先生。我想我是对的，您说呢？”
银行家站住了，冷漠的眼睛显出惊慌，在回想着。这妄自尊大的人进一步蜷缩在他剪裁讲究的大衣里：“伯恩？”他喃喃说。
“你的朋友们现在一定给搞糊涂了。我想他们现正在奥利机场到处乱跑。也许在纳闷，怀疑你给他们提供的情况是错的，也许是故意的。”
“什么？”惊慌的眼睛鼓了出来。
“到里面去谈，”贾森说，紧紧抓住达马克的手臂，“我想我们应该谈谈。”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按照账户的要求办事。我与这件事不相干。”
“对不起。我第一次同你谈话的时候，你说你不能在电话上证实我提到的那类账户，你不能同你不认识的人谈论业务。但是二十分钟之后你说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那就是确认，不是吗？进去吧。”
这家咖啡馆有些方面象是苏黎世的“三家农舍”的缩影，厢座很深，彼此有高高的板壁隔开，灯火幽暗，但究竟有所不同：玛黛琳街上的咖啡馆完全是法国式的。玻璃瓶的酒取代了玻璃杯的啤酒。伯恩要求找个角落里的厢座，侍者遵命办理。
“喝点什么，”贾森说，“你需要先喝点儿。”
“你很不客气，”银行家冷冷回答，“我想喝杯威士忌。”
酒很快就送上来了，在这短暂的间歇中达马克紧张不安地从他那全身的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伯恩划着一根火柴，将它贴近银行家的脸。贴得很近。
“谢谢。”达马克吸了一口，拿开他的烟，一口喝下了半杯威士忌，“这事你不该找我谈，”他说。
“那该找谁？”
“银行老板，也许。我不清楚，可肯定不是我。”
“解释一下。”
“都已经安排好了。私人银行比有股东的公众银行灵活些。”
“怎么会？”
“可以说对某些客户和同业间的要求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不象在证券交易所登记的公司核查得那么严格。苏黎世联合银行也是私人银行。”
“这要求是联合银行提出的？”
“请求……要求……是的。”
“谁是瓦洛阿的老板？”
“谁？许多——一个财团。十到十二人，连同他的家族。”
“那我必须同你谈，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跑遍整个巴黎到处去找人，那未免有点愚蠢。”
“我只是个办事人员，一个雇员。”达马克把杯里剩下的酒喝完，熄掉手上的香烟，又换了一支。还有火柴。
“安排了些什么？”
“我可能丢掉我的职务，先生！”
“你可能丢掉你的性命，”贾森说，十分不解为什么这些词句来得这么容易。
“我的数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大。”
“也不象你讲的那么天真，”伯恩说，他的目光望着坐在桌子对面的银行家，“你这种类型的人到处都有，达马克。你的衣着，你的发型，乃至你的走路。你太装模作样了。象你这样的人要不是了解底细也不会当上瓦洛阿银行副总裁。你要保护自己。你干丑事无非是要保住自己的屁股。现在，告诉我是些什么安排。你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达马克划着一根火柴，伸到香烟下面，眼睛看着贾森：“不必威胁我，先生。你是阔佬，为什么不给我些报酬？”银行家紧张地笑笑，“顺便说一句，你说得很对。我是问了一个问题。巴黎不是苏黎世，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必须掌握情况。”
伯恩往后靠了靠，转动着手中的酒杯，里面冰块喀喀相撞的声音显然使达马克心烦意乱：“说一个合理的数，”他最后说，“可以商量。”
“我这人通情达理。按照价值来决定，由你自己去定。全世界的银行家都是从得到他们指点的客户那里获得报酬的。我愿意把你当作客户。”
“我相信你会，”伯恩微笑说，这人的厚脸皮不禁使他摇头，“那么我们从贿赂转到了赏金。私人咨询和服务的酬报。”
达马克耸耸肩：“我同意你这个定义。如果有人问，我就重复你的话。”
“什么安排？”
“从苏黎世转到我们这里来的款子带着一张秘密卡片——”
“一张卡片？”贾森打断说，回想起在联合银行了芙尔的办公室里，康尼希走进来的时候也说过这话，“听说过一次。那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句注明日期的条件。从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做法，那时一些大银行——主要是罗希查尔银行——用来记录国际资金调拨的最常用的方法。”
“谢谢。这次具体说些什么？”
“当账户启用时，要打开并执行另行密封的指令。”
“‘启用’？”
“就是存款或提款。”
“如果我去找出纳，出示存折要求付款？”
“一个双星号会出现在交易电脑上，你就会被送到我的里来。”
“不管怎样，我已经送到你这里来了。电话接线员告诉我的是你的办公室。”
“巧合。海外服务部另外还有两个负责人，如果你同其中一个联系，这张卡片也会指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我是主要负责人。”
“我明白了。”但是伯恩并没有把握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在这连续发生的事件当中有一个间隙，一个需要填补的间隙，“等一等。你叫人把账户送到你办公室的时候对卡片一无所知？”
“我为什么去要账户？”达马克打断了话题。他正等着这个问题，“要讲道理，先生。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一个人打电话来说明身份，然后又说他谈的是四百万法郎的事。四百万。你难道不急于为他效劳？不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灵活迁就些？”
看着这不愉快的银行家，贾森意识到这在他所说的事情里是最无关紧要的：“那指示，是什么？”
“从一个电话号码开始——没列在电话薄里，当然。要先挂个电话，把所有情况通知对方。”
“记得那号码吗？”
“记住这些东西是我一定之规。”
“我相信。什么号码？”
“我必须保护自己，先生，要不然你怎能弄到手？我问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说的？只是反问，无需回答。”
“这就是说，你已有了答案。我是怎样弄到的？如果答案已经有了的话。”
“答案在苏黎世，用极高的代价收买某个人，使他不仅违背火车站大街上最严格的规章，而且违反了瑞士法律。”
“我知道是谁了，”伯恩说，康尼希的脸出现在他眼前。“他已经犯了这罪。”
“在联合银行？你在开玩笑？”
“一点也不。他的名字叫康尼希，办公桌在二层楼。”
“这一点我会记住。”
“肯定你会。号码呢？”达马克告诉了他。贾森把它写在一块纸巾上。“我怎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一个合理的保证。你还得付给我酬金。”
“很好。”
“既然价值大小看我们谈话内容，我要告诉你，这是第二个电话号码，头一个给取消了。”
“解释一下。”
达马克探身向前。“一份卡片原件的影印本由账户的信使一起带来。它封在一个黑色匣子里，交给负责档案的管理员签字验收。里面的卡片由联合银行的一名合伙人证明生效，由一名普通的瑞士公证人副签。指示很简单、明确。所有与贾森·伯恩账户有关的事都要马上挂长途电话到美国通知联系人……下面卡片作了改动，纽约的号码销掉了，换上了个巴黎的电话号码，上面还有首母签字。”
“纽约？”伯恩插话。“你怎么知道是纽约？”
“写在括号里的电话地区号，在电话号码前面，没有改掉。它是212。作为海外部第一副总裁，我每天都打这样的电话。”
“改动的时候很草率。”
“可能。可能改的时候太仓促，也可能没有彻底明了。另一方面，指示的主体未经过重新公证是不能取消的。纽约电话多，改动一下，风险小。无论如何，这一改换给了我问一两个问题的机会。银行家最讨厌改动。”达马克喝干了杯子里剩下的酒。
“再来一杯？”贾森问。
“不，谢谢。那会处长谈话时间。”
“谈到哪儿停止由你定。”
“我在想，先生。在我开讲之前你脑子里应该大体有个数字。”
伯恩端详了下对方。“它可能是五，”他说。
“五什么？”
“五位数。”
“我就开始。我对一个女人说过——”
“女人？你一开始怎么说？”
“实话实说。我说我是瓦洛阿的副总裁，按照苏黎世联合银行的指示办事。还能说什么别的？”
“说下去。”
“我说我同一位自称贾森·伯恩的人联系了。她问我多久以前，我回答说几分钟前。于是她很想了解我们谈话的内容。这时我说明了我和顾虑。卡片上明确说该打长途电话给纽约，不是巴黎。自然，她说这用不着我担心，改动是经过签字授权的，因此如果告诉苏黎世说瓦洛阿有位负责人拒绝遵守联合银行的指示，我愿意吗？”
“停一下，”贾森打断说。“她是谁？”
“我不清楚。”
“你是说这么长时间都是你在说话，她没对你说什么？你也没问？”
“卡片的规矩。如有姓名给你，很好。没有，不去问。”
“问电话的事你并没犹豫。”
“只不过是种策略，的需要信息。你转来四百五十万法郎，数目可观，是位的势力的客户，也许后面还有更强有力的线……先犹豫，再同意，再犹豫，再同意，这就是人们了解事物的方法，特别是当一方在谈话中表现出焦急的时候。我向你保证，她当时挺着急。”
“你了解了些什么？”
“应该把你看作危险人物。”
“从哪方面说？”
“还不能下定论。可是既然用了这个字眼，已经足以使我问她为什么不找安全部门。她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已经越出安全部门的范围，越出国际刑警组织的范围。’她说。”
“你认为这说明什么？”
“事情十分复杂，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最好还是私下处理。可是，从我们谈话以来，这事现在给了我某种启发。”
“什么启发？”
“就是你真应该好好酬谢我。因为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那些寻找你的人也许都是越出安全部门和国际刑警组织范围的人。”
“可以商量。你对那女人说我正在去你办公室的路上？”
“一刻钟就到。她叫我在电话上等一会儿，她马上就回来。她显然又打了个电话，回来告诉我她的最好指示，要我把你留在办公室里，直到有人找到我秘书那里询问一件有关苏黎世的事，然后，当你离开的时候，点下头或做个手势把你指给那人看，因为不能出差错。那个人当然来了，然而，当然啦，你根本没来，所以他和他一个同伴在出纳的柜台前等候。听了你的电话说你准备去伦敦，我便走出办公室去找那个人。我的秘书把他指给我看了，我就去告诉了他。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啦。”
“你有没有因为还得有人来辨认我而感到奇怪？”
“不是奇怪，而是觉得过分。卡片是一回事——电话，不见面的联系——可是直接参与。公开的，就象这件事现在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对那个女人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
达马克清了清嗓子。“她明白表示，她所代表的一方——实际上卡片本身已经证实了那一方的地位——会记住我的合作。你看，我什么也没保留……他们显然不认识你的相貌。”
“一个曾在苏黎世见过我的人在银行里面。”
“然而他的同事们不相信他的眼力，或者也许不相信他认为他所看到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
“只是一种观察，先生。那女人的固执。你必须懂得，我坚决反对任何公开的插手，那不符合卡片的规矩。她说没有你的照片。显然撒谎，当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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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的护照都有照片。哪有移民局官员不能收买或者欺骗的？在护照管理室十秒钟，一张照片的照片。办法是有的。不，他们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
“我想是的。”
“而你，”达马克继续说，“刚才还对我些别的事。是的，你应该给我很好的酬谢。”
“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你护照上的名字不是贾森·伯恩。你是谁，先生？”
贾森没有立即回答，他又在转手中的酒杯。“是一个可能给你一大笔钱的人，”他说。
“完全足够了。你只是位姓伯恩的客户。而我必须谨慎行事。”
“我想要纽约的那个电话号码，能给我弄到吗？会给你一笔可观的赏金。”
“但愿我能，我看没有办法。”
“卡片上可能有痕迹。用低倍的放大镜就行。”
“我说了消掉，先生，不是划掉，是消掉——它被裁掉了。”
“那么还在苏黎世的什么人手中。”
“或者已经毁掉。”
“最后一个问题，”贾森说，现在他已急于离开。“它正巧关系到你，是唯一能使你得到酬金的途径。”
“这个问题当然只好听一听。是什么？”
“如果我不打电话就在瓦洛阿露面，事先也没有告诉你说我要来，你是不是要再打个电话？”
“是的。不能不理睬，那张卡片，它是有权势的董事会会议室发出来的。谁不理睬它就丢掉饭碗。”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拿到我们的钱？”
达马克噘起嘴。“有个办法。缺席提款。填好表格，书面指示，由一家正式的法律事务所证明和鉴定，那时我就无权干涉了。”
“然而你还是要打那个电话。”
“那是时间问题。如果一位曾同瓦洛阿多次打过交道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譬如说要求我准备若干张支取一笔他已经证实手续完备的国外汇款的本票，我一定照办。他会说他即将把填好的表格和不记名支票送来，这在税收太高的今天并不是罕见的做法。一个信使会在业务最繁忙的时间带着那信件前来，我的秘书——一位可尊敬和可靠的多年雇员——会直接把表格拿进来给我副签，信由我签名。”
“毫无疑义，”贾森打断。“同另外一些需要签字的文件一起。”
“对了。然后我才打我的电话，也许在打电话的时候目送那信使带着他的公事包离开。”
“你是不是凑巧想起巴黎哪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或者某位律师？”
“巧了，我正好想起了一个。”
“要多少钱？”
“一万法郎。”
“很贵。”
“一点也不贵。他从前是法官，有身份的人。”
“你呢？我们来商量一下。”
“我说过我这人通情达理，由你来决定。既然你提过五位数，从五开头，五万法郎。”
“太棘手了！”
“你干的事也一样，不管你干了什么，伯恩先生。”
“秘密卡片，”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的玛丽说，黄昏的夕阳正好反射在蒙帕奈斯大街漂亮的建筑物墙上。“原来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方法。”
“精采的在后面——我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贾森从柜子上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走到床边坐下，面对着她。“你想听吗？”
“没有必要，”她回答，望着窗外，若有所思。“我完全知道它来自何处，意味着什么，它使人愤慨，仅此而已。”
“为什么？我以为这是你料想得到的。”
“结果不奇怪，但是手段没想到。卡片是对合法性的一种古老的侵犯办法，现在几乎只有欧洲大陆的私人银行还在使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早已在法律上禁止使用。”
伯恩回想起达马克的话，重复了一遍。
“‘它是有权势的董事会会议室发出来的’——那是他的原话。”
“他说得对，”玛丽望着他说，“你知道吗？我知道在你的账户上有个记号。我推测有人受贿提供情报。那不是不寻常的事，银行家们并不是封在圣徒之列的人。但这情况不一样。在苏黎世的那个账户从一开始建立就把卡片作为部分活动办法。你凭自己的常识也可以想到。”
“纹石七十一号，”贾森说。
“是的。银行老板必须同纹石配合一致。从你的存取权限看来，你可能本来也知道这个内情。”
“可是有人被收买了。康尼希。他用一个电话号码代替了另一个。”
“他拿到的钱不会少，我敢肯定。他可能坐十年牢。”
“十年？够严的。”
“瑞士法律就是这样严格。他至少是发了一笔小财。”
“卡洛斯，”伯恩说，“卡洛斯……为什么？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人？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个名字，但什么结果都得不到，什么也没有。只是……嗯……我不知道，什么也没有。”
“可是有一些，是不是？”玛丽探过身去，“是什么，贾森？你在想些什么？”
“我没想什么……我不知道。”
“那么你感到了什么。是什么？”
“我不知道。恐惧，也许……愤怒，紧张。我不知道。”
“集中思想！”
“该死的，你以为我不在集中？以为我没有集中？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伯恩板着脸，对自己的发作感到恼火。“对不起。”
“不必。这些是你应该寻找的提示和线索——我们必须寻找。诺阿港里你的医生朋友说得对，有些事情会令你联想起一些情况，象你自己说过的，一板火柴，一张面孔，或是餐馆的店面。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事发生。现在，是个名字，一个你躲避了将近一星期的名字。你把过去五个月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了，直到最微小的细节，可是你从来没提到过卡洛斯。你应该提到，可是没提。这一点的确对你有意义，你不明白吗？它在搅动你的内心，你内心有东西想冲出来。”
“我知道。”贾森喝了一口酒。
“亲爱的，在圣日耳曼大街有一家有名的书店，是一个杂志爱好者开的。店堂里堆满了过期的杂志，成千上万册。他甚至象图书馆管理员一样把它们的刊名编成目录和索引。我想查查卡洛斯是不是也在索引里。你愿不愿意去查？”
伯恩感到他的胸部剧痛起来。这与他的创伤无关，是恐惧。她看到了，而且也有所理解，他感觉到了，但是不理解。
“在巴黎大学里有过期报纸，”他说，抬起头注视着她，“其中有一份使我在一段时间里高兴得上了云端，直到我思考了之后。”
“发现了一个谎言。这很重要。”
“可是现在我们不是要寻找谎言。是不是？”
“对，我们要寻找真相。不要害怕，亲爱的，我不怕。”
贾森站起身来：“好，把圣日耳曼排上日程。现在，给大使馆那个人打个电话。”伯恩从衣袋里拿出写着电话号码的纸巾，上面还添上了从玛黛琳路银行开走的那辆小汽车的牌号，“这是达马克给我的号码，还有汽车牌照号码。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行。”玛丽拿了纸巾走到电话旁边。电话机边上放着一个活页笔记本，她拿起来翻开里页，“在这里。他叫丹尼斯·考勃利尔。彼得说他今天中午打电话给他，巴黎时间。这人可以信赖，是大使馆里最能干的参赞。”
“彼得认识他，是吗？不是只知道名字而已？”
“他们是多伦多大学的同学，我能不能从这里给他打电话？”
“当然，可是不要说你在哪里。”
玛丽拿起电话：“我对彼得怎么讲，对他也怎么讲。我正要搬旅馆，可是现在还不知道云哪一家。”她要了外线，拨了座落在蒙塔古路睥加拿大使馆的电话。十五秒钟后她同丹尼斯·考勃利尔参赞通话了。
玛丽几乎立刻就谈到了她打电话的意图：“我估计彼得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可能需要你帮忙。”
“还不止这一些，”考勃利尔回答，“他说你在苏黎世。他讲的话我不敢说都明白，可是我领会了他总的意图。似乎当今金融界手法又多又复杂。我能帮你些什么忙？”
“我有个牌照号码和一个电话号码，都是巴黎的。这个电话号码没有列入电话簿，如果我打电话过去可能尴尬。”
“念给我听。”她说。
“男子汉就是男子汉。”考勃利尔引用他本国一句老话，“我们在几处极好的地方有几个好朋友。我们经常彼此帮忙照顾，通常是在麻醉品方面，可是我们大家都很灵活。明天同我一志吃午饭好吗？我尽量把所有的材料带来。”
“我很愿意，可明天不行，要同我一位老朋友一起。另找时间吧。”
“彼得告诉我，我如果不坚持就是傻瓜。他说你是位了不起的女士。”
“他人很好，你也是。我明天下午再给你打电话。”
“好。我这就去办这件事。”
“明天再谈。再次谢谢。”玛丽挂上电话，看看表，“我再过三小时打电话给彼得，别让我忘了。”
“你真的认为他这么快就有了消息？”
“他会的。他昨晚就挂电话给华盛顿。正象考勃利尔刚才说的，我们彼此之间有来有往，给予方便。这里一条消息换那边的一条消息。我这里一个人名换你那里一个人名。”
“乍一听象是出卖。”
“恰恰相反。我们是同金钱打交道，不是导弹。那些不法流动资金和避开保护我们大家利益的法律，除非你要让阿拉伯酋长拥有格鲁曼飞机公司，那么我们就要谈论导弹……在他们离开发射架之后。”
“我反对，谨此声明。”
“明天早晨第一件事是云找达马克的人。考虑一下你要提取多少。”
“全部提光。”
“全部？”
“对。如果你是纹石公司的经理，在知道公司户头上短了六百万法郎，你会怎么做？”
“我明白了。达马克说可以用不记名支票。”
“他说的？支票？”
“是的。有什么不妥吗？”
“当然不妥。支票的号码会打印在伪磁带上分发到各地银行。你必须拿支票去银行提款，那时定会遭到拒付。”
“他是赢家，是不是？他从两面收钱，我们该怎么办？”
“同意他所说的一半——不记名那一部分。但不是支票，债券、不同票面价值的不记名债券，通过经纪人卖掉它们容易得多。”
“该酬劳你一顿晚饭，”贾森说，伸手触摸她的脸。
“我努力挣我的生活费，先生，”她回答，抓着贴在她面颊上的他那只手，“先吃晚饭，然后彼得……再到圣日耳曼街的书店。”
“圣日耳曼街的书店，”伯恩重复一遍，疼痛又出现于胸部。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这样害怕。
他们离开卢阿士贝街上的一家餐馆，走到弗季劳路的电话局。大厅内有许多用玻璃隔开的电话间，中央一个很大的圆形柜台，那里的办事员给填单子并指定打电话的人进哪一个小间。
“线不忙，夫人，”办事员对玛丽说，“您的电话只要等几分钟就可接通，第十二号，请。”
“谢谢。十二号？”
“是的，太太，就在正对面。”
他们横跨拥挤的大厅走向对面电话间的时候，贾森挽着她的胳膊：“我知道了为什么人们要使用这些地方，”他说，“它们比旅馆的电话不知道要快多少倍。”
“那只是原因之一。”
他们刚走到电话小间，点着香烟，就听到里面呼起两下短促的铃声。玛丽开门进去，手里拿着她的活页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她拿起听筒。
六十秒后，伯恩惊讶地看到她盯视着墙壁，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面色惨白。她开始惊呼，手提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在电话间地面上，笔记本钩在壁架上，铅笔折断在她手里。他急忙冲进去，她几乎晕倒地地上了。
“我是玛丽·圣雅克，在巴黎，丽沙。彼和在等我的电话。”
“玛丽？啊，我的天哪……”这秘书的声音渐渐变弱，代之以她背后其他人的声音——激动的声音，可是有只手捂住听筒，不让它太响。随后又是一阵衣服的沙沙声，听筒给另一个人接了过去。
“我是阿伦，玛丽，”部门的第一助理局长说，“我们都在彼得的办公室。”
“怎么回事，阿伦？我的时间有限，我可以同他讲话吗？麻烦你了。”
片刻的沉默——“我希望减轻这件事给你的痛苦，可是我不知怎么说好。彼得死了，玛丽。”
“他……他什么？”
“警方几分钟前打电话来，他们正往这里来。”
“警方？出了什么事？啊，上帝他死了？怎么回事？”
“我们正在综合各方情况。我们正在研究他的电话本，可是不能动他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
“他的办公桌？”
“笔记本或者备忘本，诸如此类的东西。”
“阿伦！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就是这些——我们不知道。他没告诉任何人他当时在做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今天早晨收到两次美国打来的电话——一个从华盛顿，另一个从纽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告诉丽沙说他要去机场接一个人，没说是谁。一小时前警方人员在一个货运隧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非常可怕，他被枪杀了。在喉部……玛丽？玛丽？”
那凹眼睛白胡子的老人跛行到昏暗的忏悔间，不停眨着眼睛，尽力注视半透明帘幕背后戴着头罩的身影。这个八十岁的送信人视力很差，但是头脑清楚——那是最重要的。
“安吉勒斯·多米尼，”他说。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戴头罩的黑影低声说，“日子过得安逸吗？”
“日子不多了，可是过得很安逸。”
“好……苏黎世？”
“他们找到了贵山码头那个人，他受了伤。他们通过黑道上熟悉的一个医生找到了他，追问后他承认想强奸的女人。该隐回来找她，他是该隐打伤的。”
“那么这是预谋的，那女人和该隐。”
“贵山码头那个人不这样认为。他是在列文大街带走她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
“他是个蠢货，是他杀了守夜的？”
“他承认了，为自己辩护说，为了逃脱对方没有别的办法。”
“他不必辩护，那也许是他所干的最聪明的一件事，他的枪有没有丢？”
“您的人找到了它。”
“好。苏黎世警察局有个总监，那把枪一定要给他。该隐不容易找，那女人好找得多。她在渥太华有同事，会联系的。找到她，也就找到了他。铅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卡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