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19日,一篇名为《瑞金医院惊现奇迹,致命绝症莫明康复》的新闻刊登在上海《晨星报》社会版后的第二天上午。

杜琴去为这篇报道的主角查房,在她的感觉里,老头子已经完全好了,难怪他这几天总是吵着要出院。

特护单人病房的门关着,杜琴扭了一下门把手,锁上了。

她敲了敲门。

里面没动静。

她敲得更大力,开始用力转门把手,并且开始叫喊,病房里依然寂静一片。

杜琴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她回忆了一下,确定病人没有出院,就准备去找护士长拿钥匙。

她的手刚放开把手,门就被猛地向里拉开了。

杜琴吓了一跳,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庞大的身躯。

她认得这个胖子,是程根的儿子,叫程伟平。

“查房。没事干吗锁门啊!”在医院里,她可不用顾忌这些使用特护病房的人有什么贵气的身份,她尖着嗓子大声说。

“不用查房了,再也不用查了。”程伟平低低地说着。

“你让开。”杜琴皱起眉毛。

程伟平往旁边让了条缝,杜琴推了一把,挤进去。

程根躺在床上,瞪着眼睛,脸色铁青,张着嘴巴,吐出半截舌头。

杜琴用她能发出的最尖厉的声音高叫起来,程伟平抱着脑袋,慢慢地蹲了下去。

警察很快赶来,铐走了这个掐死自己父亲的儿子。

旁边病房的病人说,先前听见过激烈的争吵声,但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

中午,警方的事情告一段落,护士长让杜琴把尸体先推到太平间里去。杜琴照做了。

20日早晨9点,杜琴护理的另一个病人也死了,那是个肝癌晚期病人。她觉得自己很触霉头,两天居然跑了两次太平间。要知道瑞金医院的病死率还是挺低的。

太平间平时的门是锁着的,杜琴把钥匙插进去,转了几圈,才发现锁开着。

“哪个家伙忘了锁门。”她骂着,声音回荡在昏黄暗沉的走道里。其实她心里有些怕。

她把门拉开,打开灯,把车推进去。

突然,她的心脏猛地收缩,她张开嘴,却骇得叫不出来。

有一个放尸体的冰柜被拉开了。

杜琴松开推车的把手,向后退了几步。这时,她心里只是想着,赶快再叫个人来。

可是就这样叫人来,万一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谁忘了关,岂不是在小姐妹中落下笑柄。她心里隐隐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但,总得先上去看一看。

她拿起门边的一把扫帚,慢慢地朝拉开的冰柜走去。

好像就是昨天她把程根推进去的那个位置!

杜琴停下脚步,她想起了程根拖在外面的舌头。

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她对自己反复说着,双手握紧了扫帚的竹柄,举到额前,微微猫着腰,又开始一点点往前走。

那上面躺着人,头冲着杜琴,她看见了,那怎么都闭不上的眼睛,已经变成青色的舌头。是程根。再往前一点,看见他的脖子,光着的胸膛和肚子。

哦不!那是什么!

杜琴退了一大步,一屁股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扫帚早掉落在前面。然后,她又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

程根的胸口被锋利的刀划开,直到小腹,肌肉组织被往两边拉开,露出肋骨。肋骨里面是空的,心脏、肝、肺还有腹部的所有脏器,连肠子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空壳。


说到这里,杜琴的脸色已经惨白。

“好了,你先停一停。”我说。再说下去,她大概真的会把刚才那半份卤肉饭吐出来。

“谢谢。”杜琴拿起红茶,另一只手也扶上了杯子,捧到嘴边喝了一口。

“你很快就报警了吧。”我说。

杜琴点点头:“后来警察一直在调查,还没什么结果。听说程根和程伟平父子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没准是程伟平让人干的,古时候要是恨极了一个人不是还要鞭尸的吗。”

“等等,你刚才说那是哪一天?器官被盗是哪一天?”何夕问。

“8月19日的夜里。”

“8月19日。”何夕轻轻地念着。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何夕摇了摇头。

“那今天就先这样,谢谢你接受采访,万一还有什么要问的,再打你电话。”我对杜琴说。

“那多,我想见见程伟平,你有办法吗?”走到外面,何夕对我说。

“你见他干什么?”

“噢,我想,我想问问他程根好转时的情况。”

“那该问护工,当时程伟平不在程根身边。”我说。

“我个人的原因,对这个案子很关心,想多了解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何夕坦白地说。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确认她不准备再告诉我些什么,才说:“好吧。但你见程伟平的时候,我要在旁边。”


“怎么想起我来了,是不是有了需要我们特事处出马的事情?这段时间真是太无聊了。”郭栋在电话里说。

“是有事找你帮忙,不过目前看来,和你们特事处还扯不上关系。”我把程伟平的案子告诉他。

“我去了解一下案情,一般来说安排你和犯人见一面还是能办到的。”

“那就麻烦你了,怎么,最近你们警局没什么稀奇案件让你们忙吗?”我随口问。

“我们现在是最清闲的部门了,原本还以为能接到更刺激的案子。稀奇事是有一件,莘庄有个小区小莘、莘……”

“莘景苑。”

“咦,你怎么知道?”郭栋大为惊奇。

“你先说你的事。”

“四天前,110夜里接到报案,说那里有人死了,去了两个警员,结果再没回来,随后那儿就被部队接管,别说到底出什么事,连两个警察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局里后来居然不再过问,你说这事是不是有问题。你是怎么知道那里的?”

“我父母住在那里,那被封锁了我当然知道。”我心里想着,禁口令是不能对无关者说,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个刚成立的特事处以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我还会和郭栋打很多交道,现在瞒得死死的,以后他知道一定心里有想法。

“不过,我现在是特批唯一进入那里的记者。”我说。

“啊,你还真是神通广大,那里怎么回事?”郭栋兴奋起来。

“是一种传染病。具体你知道,我不能多说。那两个警察一定是被隔离了。”

“哦……这样啊。”郭栋显得有些失望,但他没追问下去。

“对了,上次你说起的,特事处接手的第一个案子,老洋房里的骷髅头,现在破了吗?”

“还没。案子我没管,扔给下面人去做了,你知道情况,所以我也没给他们限期。那屋子的主人是医生,所以应该是医用的,人出国有三四十年了,嘿,慢慢找吧。”


下午还是在莘景苑里,伦勃朗给我看了一份刚整理出来的病情一览表,主要是亢奋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何时死亡。中午这段时间,又死了一个人。

我问起那两名警察的事。

“已经死了一个,另一个很幸运,目前还没有症状,不过还需要观察。”他这样说着的时候,步话机突然想起来。

声音很响也很杂,语速又快,我只听清“亢奋”两个字。

伦勃朗把步话机慢慢放到桌上。

“又有人发病了?”我问。

“是方玲,方玲进入亢奋期了。”他说。

是那个护士。

“你和何夕处得不错?”伦勃朗忽然问。

“昨天在酒吧里偶然碰见,一起喝了点酒。”

“那可真不容易,她是个优秀的女孩,但总是把人赶得远远的,朋友太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眉头却微微皱着,似乎有什么话憋在肚子里。

难道他喜欢何夕?我心里猜测着。

“这两天你还没进过病危区吧,要不要去看看。”伦勃朗问我。

“病危区?”

“当然,一般意义上进入亢奋期实际上就病危了,不过我们把结束亢奋期的人再隔离出来,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死亡,和亢奋期病人混在一起很不妥当。”

“好。”我觉得自己现在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战地记者,再残酷再危险的地方也不能逃避。

伦勃朗陪着我走下楼梯,穿过亢奋期病人的隔离区。

篮球场和网球场之间本来是一整面钢化玻璃幕墙,让在两个场地上运动的人可以相互看见对方的身姿。现在这面墙被黑色的绒布遮住,把两边完全隔绝开来。

门在我后面关上了。我本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第一波的冲击不是来自视觉,而是嗅觉。

连密闭防护衣都无法阻绝的血腥气,从经过三道过滤的呼吸口毫不客气地钻进来,之浓烈刺鼻,好像空气里所有的分子都沾着血珠,黏稠得让我每一个动作都迟缓起来。

地是暗红色的,和外面一样是用简易材料搭起的一个个单间,面积比外面大些。这些单间是没有顶的,我看见有些单间外面的墙上还有斑斑印记,那一定是从里面喷溅起来,落到外面的墙上。我抬头向上看,果然,3米多高的天花板上,密密麻麻全是红斑。

我简直怀疑自己到了屠宰场!

“最后阶段病人是很痛苦的,我们能做到的最有效的手段,是给他们注射最大剂量的麻醉药,或者说毒品,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可是在死前的一刻,病人会突然清醒过来,注射再多的药都没有用。”

伦勃朗领着我走向那些小间。

“等会万一发生什么,千万要镇定。方玲是前车之鉴!”

我跟着伦勃朗察看着一间间病房,那些躺在床上的人都已经肿胀得不成人形,虽然处于麻醉中,但都发着抖,并且不时地抽搐几下。

医护人员翻看着他们的瞳孔,听着他们粗重如牛的呼吸,徒劳地帮他们注射抗生素。床边,心电图曲线在屏幕上发了疯似的窜动。没有呼吸机,用不着心脏起搏器,更不用输血,传统挽救病危者的手段都用不上,那只会让他们死得更快。

我看着一位护士为病人换上盐水瓶,问伦勃朗:“为什么还要帮他们挂生理盐水,这不是给体内亢奋的内脏增加营养吗?”

“你说得没错,可是如果完全停止能量摄入,其结果不是让内脏平缓下来,而是迫使它们从其他地方摄入养分,比如肌肉、皮肤。那样的话,外观会变得多惨不说,肌肉皮肤松弛萎缩后,能承受的体内压力变得比之前小,人会死得更快。”

“啊!”一声嘶吼响起。

床上的人突然睁开眼睛,他的眼珠外凸,脸扭曲着,鼻孔张大,咧着嘴。刚才那一声叫喊很快就哑了,现在从他嘴里发出的只有“嗬嗬”,像野兽一样。

护士立刻向后退去。

“快退出去。”伦勃朗挡在我身前,反手推我。

我刚退到门外,就听见“砰”的一声闷响。

血从门里冲天而起,化作红雨落下来,淋在我身上。一团不知什么东西在我肩头碰了碰,弹落到地上。

“拖把,需要三根拖把。”

“先拿扫帚和簸箕来,地上要扫一扫。”

“水龙,水龙在哪里……”

我听见叫喊声响起,身边人来人往,变得热闹起来。

我只是呆呆站着,看着血从面罩上慢慢往下流,木然无语。


那天回到家,我洗了两小时的热水澡,还是觉得身上有血的味道。

接下来的日子我再没去过那块黑布的后面。这样的经历有一次就已经足够了。只是我在对着外面隔间里的人时,也总想到那篷血雨。


“为什么你总是不喜欢笑?”我问何夕。

还是那个酒吧。我天天都会来这里,每次也都会看见她。

其实自从我进了莘景苑,也很少有笑容了。每次看到外面的人来去匆匆却不知道巨大危险近在咫尺时,我的心里百味杂陈。不过和何夕在一起的时候,心情又有不同,要放松得多,也容易笑出来。

我知道为什么。

“就是对着那些快要死去的病人,我也没见你笑过。虽然大多数时候我已经麻木了,但总还是尽量挤出笑容给他们看,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

“没有希望。”何夕喝了一小口啤酒说。自从那天之后,我们就都只喝啤酒,并且适可而止。

“可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就是给病人希望,哪怕是虚假的。”我坚持。我希望何夕在工作的时候可以给病人一些安慰,我想她如果愿意对他们笑的话,作用会比我大得多。

何夕保持沉默。

我们之间总是我说得多,她说得少,相处了几天,反而是第一天晚上最融洽。可能是酒精的缘故。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继续。”何夕站了起来。

我点点头,拿起外套披上。我总是陪她走到瑞金宾馆,今天也不例外。

“这几天时间过得特别快,算上今天,我在莘景苑已经待满一周了。”

“你已经习惯了吧。”何夕说。

我笑了笑:“今天早上我走到救护中心门口的时候,在想,这个建筑就像一头张开嘴的巨兽,被送进去的,没一个能活着出来。”

“那你呢,你算什么?”

我想起了黑幕后那一堆布片发红的拖把。

“我们就像帮巨兽剔牙搞卫生的小虫子。”

“不知所谓的比喻。”何夕说。

“喂!”

“喂!”

一个人在旁边的小巷里招手,见我们停下来看他,手招得更急了。

“干吗?”我问。

“谁是何夕,你们谁是何夕?”他焦急地喊着。

“找我?”何夕向他走去。

黑糊糊的看不清那人的脸,我赶忙跟上去。

“有人让我把这个瓶子给你。”那人晃了晃手里的东西,走上来。

“什么东……”何夕话还没说完,那个小瓶里就喷出一团气雾,何夕晃了晃,倒在地上。

那人又冲我喷了几下,我捂着口鼻,还是不小心吸进一丝,顿时头发晕。

眼前的景物开始旋转,我忙往后退,头上却被人从后面重重砸了一下,前面的人赶上来又喷了一记。


醒过来的时候,头比那天醉酒更痛十倍。

一个人摇着我的肩膀,暂时看不清是谁。

叠影慢慢清晰起来,是何夕,她蹲在我面前,一脸焦急。

“别摇,头痛。”我制止她。

“你流血了。”

我摸摸脑袋,有点黏,旁边地上是两块残砖。

“好多年没被板砖拍了。没事,脑袋没破。”我扶着墙站起来。

“被抢了吗,你少东西了?”我问。

“我也刚醒,还没察看。”何夕说着摸了摸领口,又检查自己的口袋。

我打开包,皮夹还在。

“好像没少东西,项链和钱都在。”何夕说。

“我也没少钱。”我捂着头皱眉说,“不为钱,又没劫色。”说着看了眼何夕,她衣冠还算整齐。

“看什么呢,他们什么都没干。”

我看了看表,晕了不到半小时。

“你真的什么都没少?他们是冲着你来的。”我说。刚才分明听那人叫何夕的名字。

何夕摇头。

“那就只能先回去了,我和警局的朋友说一声,让他们帮着查查,刚才你看清那家伙没?”

“背光,看不清。是不是有两个人?”她问。

何夕先晕倒,没看见动手砸我的那个人。

“是的,背后还有一个。你惹过谁没有?或许这代表某种警告。”

“警告?”何夕用极低的声音重复了这两个字。她抬起头,看见我询问的眼神,又慢慢摇了摇头。

我想起她对程伟平的异样热心。

“这几天你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小心点。”我说,“明早我来接你吧。”

“不用,倒是你,找家医院包扎一下吧。”何夕看着我的额角,我忙伸手把那里的一道血迹抹去。


第二天我戴了顶帽子遮住头上的纱布后,去瑞金宾馆接何夕。从她以往到莘景苑的时间我能算到她大概会在什么时候离开宾馆,而敲开门的时候她脸上并没有惊讶的神色,确切地说她的面部表情一贯沉静,很少有什么事让她动容。

之后每天的接送变成一种默契,然后晚上我们会在酒吧里再次碰见。坦白地说,我已经完全被她迷住了。她那么聪明,一定觉察到了。可是我的精神一直很疲惫,积蓄不起足够的能量向她挑明。

再等几天吧,莘景苑里的情况正往好的方向发展,我心里原本绷紧到不断割伤自己的弦也渐渐松弛下来。虽然死亡人数已经达到足以让不知情者震骇的70人,但疫情被牢牢控制在三幢楼里,没有蔓延开。

还有13人住在地下一层里,先期发病的两幢楼已经连续两天没发现新感染者,第三幢楼的感染速度也大大下降,目前那三幢楼里还有38个幸存者。欧阳的精神比前段时间稍好一些,近些天他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一家家走访莘景苑居民上了,我陪着他走过几家,这也是采访的一部分。他特意先去了我家,好生安慰了我父母,并大大夸赞我一番。这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先到家里小坐,所以父母也知道一切都在好起来,母亲也没像第一天那么担心我了,只是看到我明显瘦下来,免不了叮嘱一番。

类似那天晚上的情形再没出现,何夕的行踪我基本上也了解,没什么异常迹象。虽然我心里对此一直存着疑惑,却也无法可解。对这样的袭击,警方不可能花大力气调查,所以并无结果。

郭栋前段时间到外地进行封闭培训去了,我托他的事情也拖了下来。特事处的副处长到底接受的是怎样的培训,谁来作的指导,我对这些很感兴趣,郭栋却不能告诉我。

这天我依然直到傍晚才离开莘景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郭栋的。

“所托已经办妥。”

他白天多半打过电话,但我在莘景苑里接不到。

我把短消息给身边的何夕看。

她盯着这六个字看了很久,嘴唇渐渐抿成一线。


“这个案子很特别,国际刑警已经介入调查。”郭栋说。

我和何夕坐在他的警车上,往提篮桥监狱去。

我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何夕,她神情相当专注。

“死者生前生意做得比较大,加上不定产身家几亿,但他和嫌犯……哦,上周已经判无期,应该说是犯人,他和案犯的关系却一直相当恶劣。这个父亲对儿子的表现向来不满,动辄打骂,而程伟平又是个典型的花花大少,无法从老爹那里拿到足够的钱,就动了杀心。”

“听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啊,怎么又要扯上国际刑警?”

“程伟平是在医院里和他父亲发生激烈口角,冲动之下当场把他父亲掐死的。但在这之前,他还有一次谋杀未遂。”

“谋杀未遂?”我奇怪地问。

“你知道‘匕首’吗?”郭栋反问我。

“匕首?扎人的那个匕首?”我莫名其妙。

“是杀人的‘匕首’。”郭栋说,“这是一个国际暗杀组织。”

“不会是程伟平找上了这个组织来杀他老爹吧,这个组织听起来很牛的样子,可怎么他老爹毫发无损,反而要他最后自己动手呢?”我想起了他之前说过国际刑警组织,一时间狐疑起来。

“你猜得没错,程伟平的确找上了‘匕首’。他在澳门的赌场里认识了一些黑道分子,其中一个告诉了他‘匕首’的情况,并且以一种极曲折的方式帮他联系上了这个组织。至于他老爹一开始未受伤害,倒不是‘匕首’名不副实,而是程伟平钱不够,他最恨他爹的一点就是总不愿多给他钱。”

“钱不够?‘匕首’没接他的单?”

“不是,就现在国际刑警组织了解到的情况看,‘匕首’是由很多小组织组成的,‘匕首’其实是一个平台,你可以理解为在这个平台上有多种商品,有的贵一些,有的比较便宜。”

“这么说他选择了最廉价的一种?”我恍然说道。

“差不多是这样的。是自助式的。”

“自助?”我瞠目结舌,“买凶杀人还带自助的?”

“据这个程伟平说对方提供一种毒药,保证吃完24小时后才会见效,72小时左右死亡,对下毒者而言相当隐蔽。最重要的是,对方保证死者是死于一种罕见疾病,不会有任何医疗机构在死后能检验出毒药成分。”

“啊。”我轻呼一声,何夕也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范氏病毒!此刻我们心中所想必然是一样的。

“怎么了?”郭栋问。

“哦,我是惊讶怎么会有这样无声无息还查不出的毒药,简直像武侠小说里的故事。”

“这个毒药……”郭栋嘿嘿一笑,“这毒药是够古怪,下毒之后,程伟平特意离开上海出差,好躲开老爸的死亡时间,他绝对想不到回来之后,程根比吃毒药之前更活蹦乱跳了。讽刺的是,他老爹原本得了绝症,吃了他的毒药,居然好了。”

我想起那天在医院里见到他时,他的古怪神情。那是他在事后得知程根得了绝症之后,一肚子邪火却发不出来的表现吧。

“这么说来,国际刑警现在是打算顺着他这根藤来摸‘匕首’了?”我说。

“哪有这么容易。‘匕首’既然能把那么多组织拧到一起,就想好了某一个组织曝光后的应对。国际刑警此前也打掉过挂靠‘匕首’接单杀人的几个组织,都没能撼动‘匕首’的根基,这次他们也只是想再剁掉‘匕首’的一根触须罢了。就是这样也相当不容易,程伟平和给他毒药的组织是通过一个临时注册的网上邮箱联系的,现在那个邮箱已经废弃,我们的网络专家无能为力,已经把资料移交给国际刑警方面了。依我看,没有进一步的线索,光凭这些是抓不住人家的。”

“那毒药怎么交到程伟平手上的?”一直默不作声的何夕突然发问。

郭栋转头看了何夕一眼,颇为赞许。

这是个关键问题,可是……

“喂,你专心开车!”我被他的动作吓了一大跳,忙提醒他。

“通过邮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东西是装在小玻璃管里的几毫升液体,埋在长风公园一处花圃的泥土下。没留下一点可供追查的痕迹。”

“程伟平付了多少钱?”我没问能不能通过付款途径追查,其他保密工作都做得这么成功,不可能在这点上出疏漏。

“一万美金。这还是他问朋友借凑出来的,他自己根本拿不出这些。”

“不多啊。里面应该还会扣掉‘匕首’的提成。”

“对。”

我摩挲着冒出一点点胡茬的下巴,沉吟着说:“这样算起来,那个组织实际到手的不会有多少,他们应该是全球接单的,还要负责安排给货主送货,那他们干这样的勾当才赚这么点,似乎……”

“这点是让我们有些想不通,可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并且成功地让我们一筹莫展。哦,现在已经轮到国际刑警头痛去了。哦,另外有点不太寻常的地方,作为低廉价格的一个回报,毒药的提供方要求接受者在成功实施谋杀后,把被害者抢救期间的完整病历和尸检报告放到那个邮箱里去。”

“这倒真是个古怪的要求,听起来似乎是他们确认毒药的有效性似的。”说了这么一句,心里模模糊糊地掠过某种感觉,却想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程伟平这次当然没什么尸检报告好传上去,相反他发了一封邮件大骂他们给的毒药是狗屁。哈哈。”

“内脏被盗这件事,是程伟平干的吗?”何夕问。

听上去她是顺口接着问些案情,可我觉得并不简单。这是我的直觉,何夕因为一个不愿告诉我的原因,使她对程伟平案的某个方面特别感兴趣。这个方面就是内脏被盗吗?

她是从事医学研究的,或许会和内脏打交道,嗯,器官移植,还是别的什么?我胡乱想着各种可能性,郭栋已经在回答何夕了。

“程伟平对此矢口否认,他说没找人干过这件事,不是警方告诉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好像挺惊讶的。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的伪装。”

“会不会是做黑市器官生意的?”我问。

“有这个可能,毕竟程根不是病死的,相反他死前内脏器官的状态非常健康。可是……”

“可是再健康他也是个老人,同样冒风险,为什么不去偷那些二三十岁死者的内脏,那样更能卖得出钱。”何夕接口说。

“是的。”郭栋承认,“这是个疑点。另外,负责这案子的刑侦员还有个大胆的推断,从要求程伟平提供病历和尸检报告这点看,毒药提供方对药效比较关心,所以也有可能是他们所为。可如果是这样,必然有一个我们猜不到的原因使他们对此如此关心。哦对了,其实医院的监视录像可能拍到了偷内脏的人。”

“哦?”何夕和我同时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是门诊大厅的监视录像拍到的,时间是早晨8点30分左右。有一个穿着连帽风衣的可疑人,你知道那时天气还很热。他低着头,提着两个方型手提箱往出口方向走,这两个手提箱非常像是专用存放人体器官的箱子。可惜录像上分辨不出他的面目。当时在他的旁边走着一个医院的清洁工,但他事后也回忆不起来穿风衣的男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郭栋这么说的时候已经把警车开进提篮桥监狱停好,他熄了火,看了看表,对我们说:“下车吧,程伟平应该已经在探望室等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