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得住清贫，来自社会的金钱、物质和多种形形色色的诱惑力就小；耐不住清贫，上述诱惑力就自然增大。
几乎所有贪婪的领导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他们认为，自己受的苦要有所补偿。这是一个多么滑稽而幼稚的逻辑，到最后自然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天干事业需要耐得住清贫，要以平静的心境，正视现实，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多看看下面这些人：
周敦颐著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蜀相诸葛亮，鞠躬尽瘁，粗衣素食，死无余帛；
宋相司马光，“食不敢常有肉，穿不敢有纯帛”，当官四十余载仅剩“薄田”，其妻死时，手头拮据，只好“典地葬之”；
明代海瑞一腔正气，两袖清风，终生节俭，去世时“家仅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其后事需由门人发动募捐，方能办理；
清代郑板桥身为县太爷，嫁女竟买不起嫁妆，只好“赠尔春风几笔兰”；
……
这些官员，他们终其一生，都与清贫为伴，最终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
当领导要不贪便宜。
1995年，北京一家单位驻长沙办事处的一位朋友到我家来，看到我家里十分简陋，立即提出帮我装修房子。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我在简陋的房子里住习惯了，装不装修，其实都无所谓。我是个耐得住清贫的人。
后来，这位朋友的单位与上级脱钩了，并且被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兼并了。他处于一个有职无权的状态。一次，为了搞一个项目，在单位领导同意但要他自己融资的情况下，他找了一个香港老板合作。这个老板根据合同付了50万元作为前期开办费用后，又反悔不愿投资了，并想将原付的50万元收回。合作已经开始，因此，开支了一些费用，这位朋友一时无法偿还，但双方签了还款计划，还有担保单位。香港老板因担心要不到钱，遂以涉嫌诈骗将他告到公安机关，并将他刑事拘留。因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没有批准逮捕被取保候审。其间，他家人已借钱退还了香港人的投资款。但是，公安机关还是以诈骗罪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当时，我正好管刑事检察。市院经检察委员会讨论，认为不构成犯罪并作了批复。然而，香港人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那朋友的所在单位倒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为此，他们将我作为他的保护也搭了进去，到处告状。省院检察委员会讨论该案之后，也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不构成犯罪。
案子结后，一次过年，这位朋友带了自己家乡的土特产来看我。他爱人进了屋，他却在楼下不进门。我将他接进来后，他十分内疚地说——我红火的时候，从未帮过你，年都没给你拜过，我落魄的时候，你却不顾别人告状为我主持公道，我不好意思见你。
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说，举贤不避亲，我们为主持正义也应该不避朋友呀。幸亏我以前没接受你帮我装修房子，不然，我不仅帮不了你，可能还会把我带进去。
假如当时我要他帮我装修房子，在后来他出事时，我就说不清了。由此事看出，当领导，绝对不能贪小便宜，否则会误了大事的。
在有些问题上，我也没有超凡脱俗，我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但我绝对不利用职权来谋取个人利益。
我曾经多年主管政治部，其中的干部工作是一项极为敏感的工作。我绝不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让私欲使自己的心理失衡，坚持调进干部、招录干部按政策规定一碗水端平，提拔、任命干部按实际表现和成绩一碗水端平。有些干部跟我聊天时问我，你管干部时怎么那么实在？
我跟他们说：无论你们是找事业，还是来找饭碗，我都希望你们昂首挺胸进来。我不能让你们还没有踏进这个门槛，或者在进取过程中因为我而留下一个阴影在脑海里，你们若是自己或者亲属送了钱给我，请我到好地方吃了饭，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第一，潜意识里，你们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无论你们是进入或者是提拔都不认为是自己办事能力的作用，而是红包的作用。第二，你们会想，进这个执法单位时，领导都收红包，那整个社会该是何等的肮脏。第三，领导有权利收红包，到时你们有了权力，你们也可以收呀。第四，我若收了你们的红包，每天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如何与你们面对和相处呀。我脸皮再厚，我也不敢干这种事。
所以，我不断告诫这些检察官，做人一定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清贫才能正派，才能不搞那些歪门邪道。
“打铁就要比钢硬，搞反贪就要自己先戒贪，无欲则刚，无欲无畏”。说这话的人叫王书田，参加工作32年，先后担任过派出所所长、公安局政委、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他严于律己，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以案谋利，从不拿法律、原则做交易。他常说，正是有了这样的职业操守，他才能冷静地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平静地与家人过着俭朴淡然的生活，克勤克俭，清廉如水，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和执法者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王书田在临潼区公安局当政委时，就是个口碑很好的领导。1997年10月，王书田的父亲病逝，干警们按照习俗，凑了9000元作为行礼送了去。
王书田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一回到单位就把这些礼金交给了政工科，要求逐人逐份退回去。政工科科长为难地说：“王政委，你对自己要求也太严了，婚丧嫁娶，随个份子，这是人之常情，你这不是让大家难堪吗？”王书田却对政工科科长说：“你告诉大家，心意我领了，我不是别人，我是政委，这钱我不能收！”
王书田先后三次住院，摘掉了脾脏，他自身的机能已不能合成蛋白，为了维持生命，按医生要求，每周要注射两次血白蛋白，一支200多元。一个月下来，他的工资收入几乎就用完了。为给王书田治病，耗光了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还借遍了亲戚的钱。无奈之下，妻子李玉琴只得卖掉了王书田工作大半生唯一落下的一套房子，全家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王书田的岳父，也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养老钱为女婿治病，自己竟拄着拐杖在离家不远的菜市场捡拾别人丢下的菜叶。王书田住院时，女儿王楠欣每天到医院给父亲送饭，却舍不得坐公共汽车，为的是节省五毛钱的车票钱。妻子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和生活，完全待在了家里，为维持家庭生计操碎了心。王书田对妻子说：“下次我要是再犯病，你就别救我了，我不忍心让你、老人和孩子为我活得这么苦、这么难。”
按说王书田是副检察长，有困难完全可以向单位开口，妻子几次劝他申请补助，但王书田却说：“医保是国家的政策，我作为一名领导更不能提这个特殊要求。咱宁为公穷，不为私富。”这就是王书田！
谈到王书田的生活习惯，王书田的妻子李玉琴说：“他简直太节俭了，我和女儿也深受他的影响。我和书田结婚22年来，他只有三件T恤衫，全是我给他买的。最贵的一件T恤，是2003年夏天，他第一次大出血住院摘除了脾脏后回到家我拉着他上街买的，花了240多元。当时他还死活不让买，嫌太贵了。我火了，就说他，你现在都什么样了，还能穿多长时间呀。其实我心里有些话，不愿当他面再说下去。那是他那次大出血把我吓怕了，我是担心他哪一天要是真的去了，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穿过。”
王书田在针织厂当工人时，他最爱穿的衣服就是工作服。当警察、当检察官时，他最爱穿的衣服还是制服，连过年过节都舍不得脱。他常常对家人说：“制服最好看了，穿上它让自己什么时候都记得自己是干什么的，什么时候都不忘自己身上的职责。”
七十多岁的刘老太太，是王书田的一个老邻居，她常对人说，王书田这领导，没一点架子，真是个好人。当王书田生病后，刘老太太坚持到家里看望他，看到王书田简陋的家，老太太更是感慨万千：“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书田这么好的人，这么穷的领导。”
王书田自己说：“守得清贫，工作踏实，吃饭踏实，睡觉也踏实。”“谁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生活要看自己的条件，条件达不到，就不要硬求。”王书田豁达地说。
常言道：“难耐清贫莫当领导。”能不能以平静的心态耐住清贫，是考验每一个领导干部的修养品位、思想道德的重要尺度。
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无数事实证明，我们所以能够逐步走向富裕，获得新生，也正是安贫乐道、艰苦创业的结果。
当今的领导者，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有耐得住清贫，才能守一方乐土。只有耐得住清贫，才能舒两袖清风。耐得住清贫，是一种超然于物的自制力，是一个领导干部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诚然，耐得住清贫，并不是厮守清贫、甘于受穷，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贫贱不移，矢志不改，以清贫养平静的心态，以清贫求发展的空间，以清贫砥砺青云之志，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当领导。
清贫不是贫困，而是富有。清贫是精神的富有，物质的适中，是物质和精神在一个人心中的协调统一，是摆脱了物欲缠绕，主动放弃对多余物质享受的追求，是自由、充实、舒展、向上的生活理念。
清贫也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伴，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伍。清贫还是人生的一种动力之源，它所产生的动力，能战胜人生路上艰难困苦的阻挡，也能排除横在人生路上的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当今社会，各种诱惑频向我们的干部招手，因此，“清贫”两字不可丢弃。纵观近年来落马的贪婪的领导，哪个不是因私欲膨胀、贪图享受而堕落？
有一贪婪的领导东窗事发后，在监狱写下了“忏悔录”。他提到腐化变质之前，也曾因看电影《焦裕禄》而感动涕零，也曾立志要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奈何领导当得越大，越与清贫背离，道德底线崩溃，沦为财色的奴隶。
欲望的沉迷与心灵的清明难以并存，就好像拔河比赛的绳索两端，执于物质的一端，心的清明也就输掉了。又像是天平的两边，一边重，另一边自然轻浮。为了使我们的心一直处在清明的一端和停在重要的一边，对物质欲望的放下，就成为必然。
对领导来说，清贫是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恪守清贫，才能坚定信仰，与时俱进；清贫是一种品德修养，只有恪守清贫，才能廉洁奉公，乐当公仆；清贫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恪守清贫，才能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甘于清贫、乐道清贫也是长久幸福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