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的色关、金钱关，就是人生最大的两道关卡，尤其是对一个权力场上的人来说。钱财固然是一“关”，权其实也是一“关”。
中国是一个十分崇拜权力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人人都想当王的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
许多人认为，能在中国当上领导，就等于拥有了一切。你看，为什么考公务员的人是如此之多，不都是为了一个铁饭碗，不都是想当领导吗？！过去，在中国人的眼里，当领导与发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叫“升官发财”。这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只有发财的人才更有可能当领导是正好相反的。
由于我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我具有了传统军人的个性，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我从部队回到长沙后，按政策可以安排个一官半职，但我却一无所有，做了一个（正团的）一般干部。我能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件事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在地方上我更加没有当领导的瘾了。
我这人是从不求人的，更不要说送钱买官了。我一直处于无钱阶级，我的钱都是用来吃饭养家的。我决不会干那些不正当的事。何况，我这种性格的人，直接上级一般来说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也没那个必要搞关系了。
我当点小领导，可以说是捡来的。几次都是如此。
我在部队任正团职干部多年，但转业到长沙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我是一筹莫展。一起转业的别的军人，都在8月份前后落实了单位，我一直到12月份，才分配到在市检察院担任一名未经人大任命的检察员。当时因为没有通过任何熟人关系进入这个单位，有人问我在部队是当营长还是当连长，我回答别人，我啥职没任过。因为我想过去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无论成功或失败，幸福和痛苦，荣誉与耻辱，特别是地位职权都不能把它当做包袱背在身上，让自己累得趴下。其实轻轻松松做一名普通的干部，面对现实，勤奋学习，执著敬业，也别有风味。
在单位，因为我群众关系好，工作上发挥了我在部队的职业特征，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人又好管理，所以，在科室办案半年多之后，我被选举到检察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位子上。到单位一年，根据推荐，我又担任了纪检组长。
我当到副检察长也是“捡”来的。1991年，我被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副检察长搁浅后，没有把做领导揽权作为自己的追求，能心态平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在1993年组织上准备将我调任公安局副局长时，换届后的新任检察长认为我能力还行，将我留下，提请人大任命为副检察长。就这样，又捡了个领导。
我是对“领导”“权利”已经看开了的人，几十年来组织要我当，要我尽点义务，我会乐意接受，不要我当，我也坦然处之，绝不强求。
不过，我对工作是十分负责的。在位期间，我是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的。我在位10多年，没有玩弄权术，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财谋物。我是对得起这个职位的，我是没有给这个职位抹黑的。
平时，我爱看各种各样的书，我曾经看过关于民国“清白的军阀”段祺瑞的生平逸事，颇有感触。
别的且不说，单说在钱财方面，段祺瑞确实做到了清廉。他家的门人从来都不敢向求见者索贿，否则会被枪毙，下属送来的贵重礼品，段祺瑞总是留下其中不值钱的一两件，然后将余下的都退回去。他收到的最重的礼品，是冯玉祥送的一个南瓜，这在当时贪污腐化成风的年代里极为罕见。
段祺瑞不爱钱，不爱玩，不爱鸦片，也不爱女人，那么他是木头人吗？他不是，他也有醉心的东西，那就是权术。段祺瑞的一生，是不断地争权的一生，先是逼走黎元洪，独揽大权，后又对曹锟、徐世昌、冯国璋等总统多方挟制，甚至一时曾任“总执政”，民国肇始，百业待兴，段祺瑞对国家重建毫无建树，却忙于争权，上行下效，弄得全国烽烟四起，军阀争战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一人贪权而导致天下大乱，其为祸之烈，远远超出千百个贪于财货的败吏。
遍阅史书，可以发现，古往今来的大独裁者往往视钱财如粪土，却无一例外贪权。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临死前，还要指定其儿子接班，难道举国之大没有一个堪当国运的贤者？至死都要贪权，难怪国家贫弱如斯。
贪权是古今中外独裁专制者的共同特点，秦代儒生在关于秦始皇的议论中，有一条就说到他“贪权专断”。为什么贪权呢？因为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权力远远比财富更重要。都说皇帝富有四海，就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威加海内，所有的人都得服从其意志，自然所有的财富都归其所有，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生活俭朴的皇帝是一个穷人。朱元璋出身贫农，做了皇帝后生活也很俭朴，然而，他却有资格傲视天下一切的富人。明代的首富沈万三曾经在朱元璋面前抖了一下富，要出资帮他犒军，结果差点被朱元璋砍了头。掌握了权力，不仅拥有了财富，更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强制力。
权力的魔力，不仅在于控制财富和广大的臣民，还是得遂己意的利器。很多关于希特勒的传记中都提到，希特勒对财富根本就不屑一顾，然而，正是由于拥有了权力，希特勒得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第三帝国，其荒谬的思想与意志曾经在一个广袤的空间里一度得以实现。
实际上，很多人贪权，非但是贪恋荣华富贵，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欲望或意志，最典型的是无数的暴君和乱世枭雄。为了让自己“流芳千古”，紧紧地抓住权力，至死不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必然会对那些有才华的人进行打压，以防止其过于耀眼。在一个当权者嗜权如命的社会，自然是人才凋敝，万马齐喑。一人得以纵横天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就此成空。
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从王宝森，到李纪周、李嘉廷，一批位高权重贪婪的领导干部落马，这固然表现了我们反贪污腐败的决心，但主要矛头还是对准贪财，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贪钱才算贪，殊不知贪权是最大的贪，是一切贪的鼻祖。
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狮子楼事件，就是一些干部贪权的结果。要说为了钱财，据说在事件中没有人贪污，但狮子楼就是在某些人“老子想怎样就怎样”中倒闭，而正是权力，给了这些人一个实现“想怎样就怎样”的平台。一些祸国殃民的形象工程、拍脑袋工程，在其兴建之初，决策者不见得是为了贪财，可能更多的人是为了能体验“青史留名”的狂想，以及一言九鼎、俯瞰众生的霸王之气。
如此看来，很多人贪权，上升到精神层面说，是为了体验那种意气纵横，俯瞰众生的病态思想。历史上有些皇帝生活俭朴，却一样的意气昂扬，一大堆人围在脚下三呼万岁，我叫向东没人敢向西，如此得遂人意，别说去贪污，就是吃草根也愿意，精神上的优越岂是财富能买来的。这种残存的腐朽封建思想，便是一些人贪权弄权的深层动机。贪权者逞一己之意，却要以众多人遭受苦难为代价——一人快意而千万人壮志未酬，实在是大贪特贪。
过分的贪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财产虽然宝贵，却具有再生性，被人贪去了，还可以通过流血流汗再创造出来；公共权力却没有再生性，权力被一家一姓垄断了，其他人便失去了权力。财产暂时的遗失，未必导致政权变质；政权被私人垄断了，公权便蜕变成了私权。失去财产的人仍是人，失去政治权利的人则不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工具。
而且，公共权力被私人所垄断，必然导致两种严重后果：
一是导致不可避免的腐败。这种腐败，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肆无忌惮地侵占，也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随心所欲地挥霍。从集体积累中拨出数千万元研究永动机，这种荒唐无稽的愚昧行为，便发生在某个闻名遐迩的农村。
其次，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唯我独尊的专制，专制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的权利。在某个著名的农村，失去权利的农民只剩下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即对掌权者一家一姓的“忠心”；表面上人们拥有汽车、别墅、大笔存款，但是当他们的“忠心”变色时，这一切都将失去。
最大的贪，是贪权，贪婪的专权者为了贪图个人意志的得逞而毁灭众多人的梦想，实在是祸大无穷。远甚于贪财好色的败吏。
《菜根谭》告诫后人云：“多种功德，勿贪权位”，如果一个有身份有学问的人，为了追逐地位和权利，享受荣华富贵，而不顾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捞取资本去讨好比他权力更大的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甚至不惜出卖人格，而不是为了行善积德，比如说陷害岳飞的秦桧，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有权势有地位，可是他的心灵却充满了罪恶，他的人格却是卑鄙无耻的，所以他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一个乞丐都不如。
因此，只有“多种功德，勿贪权位”，才能够真正体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