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8章萧氏理论
看见萧宸放下电话后脸色不好，旁边的沈月榕便小声问了一句：“有坏消息？”
萧宸长出一口气，微微摇头：“也算不得什么坏消息，不过意料之中罢了。”
沈月榕道：“还是跟…跟风气有关吧？”
萧宸哂然笑道：“你想说的是‘还是跟**有关’吧？直说好了，我不是讳疾忌医的人，更不喜欢掩耳盗铃。”
沈月榕吐了吐舌头，虽然没有承认，但既然不否认，自然便是默认了。
萧宸笑了笑：“你是学工商管理的，该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夏窃据了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对**的分析吧？”
“嗯？”沈月榕觉得萧宸的思维有些跳跃，这话问得有些突兀。
萧宸笑了笑，淡淡地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夏主流经济学家对**的分析，比较早得我们知道樊纲在1988年有灰市场理论，文章反应不错。我现在在读经济学博士，我的博士老师张教授搞学问非常严谨，他写了文章《**与贿赂的经济学》。他说了两种可能性，可以一次性以市场购买权力，但不能转变成为多次性的。另一位社会学家郑先生介绍了外国六种反**措施，一次性清洗、常设反**机构、非政治化手段如军官和道德建设、建设官僚队伍、缩小**行为机会等，认为前三种基本无效，就是说一次性的清洗运动和常设反**机构并没有效果，第六种下放权力，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说小政fǔ大社会可以减少**。我的老师并没有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和贿赂就不会滋生蔓延了？改革就是在不断的下放权力，但为什么**和贿赂反而风行了呢？我老师说，公共权力的存在只是**和贿赂的客观基础，但有客观基础并不一定发生特别大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是公共权力不能太多，就是说能够放给社会的就放给社会，这一点我们大家有共识，政fǔ能不管的就别管，公共权力越多**基础越大，但是基础很大并不意味着就发生那么大。比如在计划经济下**就小，因为整个社会是权力控制的，没有条件做。在市场经济下条件就很多了。所以我的老师做了一个区别，**产生的基础广泛与其滋生蔓延严重的现实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改革提供了实现的机制条件，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到地方分权，权力越分散**的人越多。”
沈月榕听倒是听懂了，但不明白萧宸忽然说这话的意思，便很好奇地看着他。
萧宸则继续解释道：“经济学家假设**和贿赂是理性行为，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前几天我在委里开会，有几位专家和同志跟我讨论了一件事，说现在华夏的**超越底线了，是说华夏**不是理性行为。经济学家设**是理性行为，要受到成本和收益比的限制。**还不是很厉害的时候，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还可以限制，如果变成非理性**，比如一个人贪污上千万就是失去理性。你在一千万以内还叫做理性贪污，超过这个底线，你要这么多钱干嘛？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理性的贪污也不能这么贪污法，因为你要是贪污太多了，既是国家不抓你，很多穷人就整天琢磨，弄的你一家都不敢出门，最后把你儿子也绑架了，那有什么安全？”
沈月榕睁大眼睛：“经济学上还有‘理性**’这么一说？我是学工商管理，跟经济学有差别，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这方面你是专家，我还是当白居易的听诗老婆婆好了。”
“你这个‘老婆婆’未免高端了一点。”萧宸哈哈一笑：“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有一次强大的反**遏制这个势头。现在很多说法，阻挠我们彻底反**，就是说反**也没有用，抓了这一批，新上来一批更加**。但这不行，必须经常性的反**，**还能够让一部分人长期垄断起来吗？有理性的人当一个有实权的处长，**三年赶快跑。比如国家体改委90年代批上市公司，有实权。一个政fǔ部门里面就是你几个部门是肥缺，你这个肥缺的处长就只能干三年，这是潜规则，没有人规定你只能干三年，但是你到了三年自己就得知道差不多，就得走，把肥缺让给别人了。你干到第四年其他人估计就该对你不满了，联合起来告你的状，我看这就是还有点理性，讲究一个谦让，我们都是讲互相谦让的。否则就摆不平了。一百个处长就你一个人贪污，剩下99个人怎么办？肯定会合起来把你抓起来。你差不多了也换着来，这叫做机会均等。现在连这也没有了，一小撮人要**到底，这当然不行，**还能垄断吗？这就叫丧失理性。社会怎么样也是有一定规矩一定平衡的，不可能就一小撮几个人全得。就算老百姓没办法，同僚和各权力部门之间还有关系，不能让一小撮人全得。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太不像话了，超越底线了。”
这个“理论”听得沈月榕目瞪口呆，讶然道：“这…好吧，我承认，我震惊了。”她深吸一口气：“我准备好了，你还有什么骇世惊俗的理论，也给我说说，我长长见识？”
萧宸哈哈一笑，不以为意地说：“行，我sī下跟你讲讲，这没关系。在十年前说**和贿赂是理性的，取决于成本和收益比较，华夏经济学家这种假设比较天真，如果他是理性的，它就自动地会有限制。就是说政fǔ只要出台任何一个反**措施都会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现在比较糟糕，需要非常手段，至少把非理性的**遏制。”
萧宸嘿嘿笑了一笑，也不知道笑什么，然后继续说：“张老师说，‘**的基础是公共权力，但是**的蔓延取决于好多条件，比如政绩法制健全有利于否？道德秩序约束有效，意识形态有利、成功，使人们相信现有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制度是正义的和有效的，并自觉地加以维护和遵守。**贿赂将受到比较严厉的惩处，这样**就会受到抑制较少发生。反**缺乏效力，比如说下不为例，**成本很小，**和贿赂的泛滥就必不可免，所以归根到底就取决于成本收益比。’这是标准的经济学家说的话，所以这样的话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就不推崇一次性的清洗和建立常设的反**机构之类的做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反**也是公共决策，也可能发生**，但是说这些办法基本无效也言过其实，总还是有效的。后一段就是那个自由主义骨子里面的东西了，说改革从计划走向市场，要把一部分公共决策变为sī人决策，公共权力变成sī人权利，所以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这是他们自己说得还说得比较透彻。在人类历史上自愿让出权利的事情是很少的，即使是自愿让出也是迫不得已——别提华盛顿，他那时候的美国总统跟现在的美国总统是两码事，办公都要自己出钱，谁愿意干谁干，实权在财长那儿。实际上权利的转移和再分配通常只有两个方式，一是抢夺，二是购买。既然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家畜他们执掌的权利，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采取交易的方式进行购买，于是就形成了权利和钱的交换，在一般形势下既有法律和政策允许地交换也有不允许地交换，还有法律和政策上未涉及的交换，界限很难分清。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非法的交易往往打着合法的招牌，合法的交换往往借助非法的手段实行，一些变通的非正式的转移中的交换往往有一个从非法走向合法的过程，情况更是错综复杂，这就是由于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无路是由政fǔ还是个人供给都会由于外部性的存在而发生供给不足，特别是要把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变成正式的制度安排，由个人的实施成本很高且还要得到政fǔ的认可，这个时候通过贿赂的方式就可以大大降低的供给成本，于是**和贿赂就不可避免了。而改革中的很多变通措施和非制度安排往往是现有**和贿赂行为涉足在成为正式的安排，在这方面的化肥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用。
这就是张老师从外国制度学派那里介绍的理论。制度学派在外国是左派不是右派，属于非主流。被介绍到华夏解释改革就变成**有理，这是有一套理论的，可解释1995年以前，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权钱交换是破坏改革，人家说得清楚改革就是权钱交换，把一部分经济活动由公共决策变为sī人决策，公权变为sī权，让渡的公共权力非常特别，具体让度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者，而是主体代理人，干部并不是权利的主体，国家把权力委托给干部来行使，所以这个干部是权力主体的代理人，包括国有企业经理也都是国有企业代理人。所有者没法进入直接的权钱交换，只能通过代理人。”
沈月榕这次有些明白萧宸说这话的意思了，问道：“哦，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一些国企产权改革就是类似的情况是吧？干部作为权力主体的代理人，通过一些权钱交易，把国企的利益转给某些个人，因此构成**？”
萧宸嘿嘿一笑，并不承认是或不是，却继续说道：“你看这点儿很有意思，说明我这位老师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学者，他说有两种可能性，‘如果这种交换只是发生在代理人和购买者之间，所有者的权力并不变化，那么代理人就可能重复这种交换，所有者也可以改变代理人，**就不断的产生和具有发散的性质，公共决策就无法变成sī人决策，市场化的改革就无法推进’。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就是所有社会都是权力控制的，那么你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大部分的公共决策权力要转到sī人和社会手里，这个决策的转移过程就要发生**，那么就来一次性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不是一次性的把公权变为sī权，那么就没有第二次了，如果不能这样，只是卖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说你在权钱交换的时候并没有把公共权力去掉，这个**了你抓了上来一个还**，那就是说你换了多少干部也没有用。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根本的还不在抓那个干部，而在于把公共权力给他弄小，但是他们能容忍一次性**，能够在一定时期容忍这一段儿。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代理者和购买者进行权钱交换的同时，或者在交换的背后，所有者放弃了这个权力，那么这种交换就只能是一次性的，代理人就会失去代理人的资格，所有者不需要也不可能再重新寻找代理人。这样以权钱交换的**和贿赂行为就有了收敛的性质。刚才时说具有发散性，这种情况就具有收敛性，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向前推进。可见**和贿赂不仅仅是正负两种行为，还是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结果，认识到这点也许对我们解决改革中的**和贿赂问题有重大意义。他们的意思就是光批判**是没有用的，制度学派的分析在十年前在我这位老师这里是比较客观的。就是说在改革中我们可以容忍一次性的一段时间的**，比如容忍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权力就变成了sī人权利，过去之后改革就完成了。”
沈月榕听得目瞪口呆，心里觉得这说法似乎有些荒谬，却又感觉自己完全无从反驳，只好继续听萧宸讲说这个理论。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体制改革并没有变化，出卖了一次权力，又有新的上来，**有发散的性质就是蔓延。蔓延也有两种解释，按照经济自由派的解释就是你在**的同时没有把公共权力下决心去掉，自由派反**思路很清楚地，认为应该一个阶段忍**，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公共权利向sī人权利转化。
但是越往后说越不像话，变成了鼓吹**。以为华夏可以按照他们设计的路径构建出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他们反对计划经济乌托邦也设计了另外一个市场乌托邦，人为设计理想制度，想的很天真，说咱们容忍十年**吧，十年之后咱就不**了，因为这十年中我们推进了改革，公共权力缩小了，十年之后**不就少了吗？问题在于十年之后并没有少，因为**形成了利益集团，包括理论，路线，干部，社会舆论，不断产生新的**。直到21世纪**只见发散不见收敛！主流经济学家后来说出这样的话：要骗出一套新体制。**不是最优也是次优。
华夏主流派经济学家把**归于公权存在，监督执法费用太高，一个社会把那么多的资源配置在反**上也不是一个经济的事，所以要大力推进非国有化改革，大规模的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中小国有企业，大力发展个体的与sī人的企业。政fǔ性经常性反**的行为称为治表，这些**发生本来应该是sī权但在华夏仍然是属于公权，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反**就应该非常适度，这叫主流经济学。一些吹捧的人这个话说的就更明显：说从经济学角度看只能追求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适度存在，改革是第一位的，**适度存在是次优，最好是又改革又不**这是最优，没有最优怎么办，是要反**还是要改革，只能是改革。**只能容许它适度存在，最大优点就是能够使市场化进一步增强，通过经济基础变化促使治本性的反**推进，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反**如果起不到实效又影响改革进程，是非理性的选择。不反**改革难以顺利进行人民群众会反对影响到安定团结，但是反**也不能严厉到使政fǔ官员人人自危，彻底失去参与改革的动力，反**要适度只能是两害取其轻。这里面公开提出了反**太过份是不行的，官员就不改革了。”
沈月榕听得有些心惊胆颤，怯怯地问：“这，怕是不好掌握吧？”
萧宸嘿嘿一笑：“80年代时我年纪还小，但那时候我因为家庭关系，已经比较关注改革，当时改革派就是这意思，当时**并不严重，说大家要容忍**，因为有权力的人，你必须让他有好处，他才会支持改革，用赎买政策。这话到90年代就成了这样了。还有其它的话：为了改革要牺牲一代工人，为了改革要牺牲农民，要牺牲一代少女，要牺牲环境，牺牲道德。出来一个张五常，说话最清楚：把国有企业送给那些有权人就是了。国有企业效率低怎么办，苏联东欧是一人一份股票，叫公平sī有化，华夏要13亿人，13万亿国有资产按照户口本一个人分一万块钱，叫做sī有化证券，拿这个你可以买股票，任何企业你都可以买，以后国有企业就没有了，在华夏这件事从来没有被讨论过，左派说了国有企业就不能分，右派说了不分早晚让人偷光，但分也不能平分，最后干脆说就送给那些有权力的人算了！那就连平分还不如，张五常就说的很清楚叫做**sī有化，叫做以资产换特权。这几年对国有资产这种m波，就是把国有资产送给经营者。”
沈月榕有些意外地看了萧宸一眼，在她之前看来，萧宸再怎么愿意反腐，可毕竟自己就是所谓“官僚特权阶级”的一员，他怎么也不会“自掘坟墓”才是，但今天听了萧宸这番话，才真的有些震惊：萧宸居然真的有这样的思想，竟然连自己所处的“阶级”都要反。沈月榕心中一动：莫非还真有干部把自己当成“人民公仆”的？她心里有些怀疑，又有些感动，忽然觉得萧宸真不容易。
天下最为难的事，莫过于让一个无比清醒理智的人，甘愿自己给自己挖一座坟墓，亲手把自己活埋。而萧宸，现在却似乎有这样的胸襟——或者傻气。
萧宸却不知道沈月榕心里在想些什么，反而继续说道：“另外那位张先生，就是被媒体捧为‘改革风云人物’的那位，则继续为**势力做事。他要做什么呢？一是华大教改，提为校长助理，许多人预测，很快他就是华大副校长，主导华夏的知识界，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他有什么改革？凡是没有在外国留过学的，没有在外国发表过论文的，不能在华大当教授，一下子把华夏大学的副教授都卡下来了。这个**就不是一般官员贪污，是深层次的，就是**利益集团要影响重大决策，需要文化买办化。
现在有钱有势人的孩子在外国留学回来，先在国家机关做司局长，三年后有了这个经历，就到跨国公司，这是一个趋势，在有些部门比如银行这样的人大量提拨，不留学的不能当干部，用轻化的名义把你去掉了。这些人是学了一些外国的模型会说外语，这样的干部能不能在要害部门，我一直反对，要害部门还有什么机密可言？毫无安全概念，盲目和国际接轨，你不要小看这位张先生设计的华夏大学教改，这套办法一旦实行，是全国推广，知识界和干部队伍全盘西化和买办化，这不叫**吧，但比**还危险，一套概念全是主张**有理的。”
沈月榕感觉自己有些插不上嘴，怕萧宸把自己小看了，好歹自己也是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的硕士高材生，在萧宸这样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高级领导面前，虽然肯定说不上多少话，但也不能完全不说话吧？只是这方面她还真不是很在行，搜肠刮肚想了想，才问道：“最近对国企的争论，就是郎顾之争，你是怎么看的？我感觉郎先生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呢。”
萧宸呵呵一笑，略微思索了一下，可能是组织了一下语言，这才说：“国有企业争论，其实以我的身份来说，真的不该多说，现在我也就是sī底下跟你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政务院、发改委等机构的意见。”
沈月榕白了他一眼：“我又不是记者，你还怕我把你的话泄露出去呀？”
萧宸这才一笑，道：“按照最近的争论而言，我支持郎先生一下，当然我个人对郎先生既没有所谓的好感，也谈不上恶感。实际上郎先生代表了美国的中左思潮，不过在华夏经济学家反而不知道。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也是右派，他们控制华夏经济学比较危险。如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张先生的东西受到国内传媒吹捧，一小撮传媒大款把他评为改革风云人物，这是有人操纵的。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经济学，舆论实际被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操纵。”
说到这里，萧宸感觉自己扯远了一点，止住话题，想了想，继续说：“这次，新自由主义想借我们中央**前后，中央最高领导交接的机会，策动地方政fǔ和金融骗子，联手吃掉国有企业，本质问题是这个问题。产权理论我也知道，国有企业效率大部分确实低，他们说的国有企业所有的毛病即使我都承认，但现在还就是不能分。先在这放着，但是不能给你。经济学家说了，效率第一。现在要改成公平第一。我们这个社会，第一是有道理的，是针对计划经济，针对平均主义，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底线，应该提公平。还有就是基本原则有问题，不是执行的问题。这又涉及我们国家的基本合法性，是不是说效率高的人就可以剥夺效率低的人的财产？他的意思就是，你国有企业效率低，就送给经理算了。那位张先生被捧为企业界代表人物，有吐痰论：要把国有企业变成自己的，就得先把他搞垮，因为他搞得好也不会送给你。好像吃饭，一桌好饭你一个人想吃，怎么办，往里面吐一口吐沫，大家不能吃了，只有你自己还可以吃。”
沈月榕有点恶心地皱了皱眉头：“这个比喻…好恶心。”
萧宸哈哈一笑，也就照顾沈月榕的感觉，把话题转开，说：“这个问题我在委里跟几位同志也讨论过，当时我就说了：各位学中央精神这么多，是不是也注意一下真正控制我们社会的是些什么思想？真正影响思想的就是这类话，信不信这是一个实际判断。国有企业要再不整顿，肯定比民营企业还惨，最想**的就是国有企业经理层，这些年看到**有好处，不**反而不行。一部分人就是能搞好也成心把他搞坏，我们没法判断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就是说你要变产权，把国有股份送给他。
这件事能干吗？我告诉你，我是九十年代中期下放到地方上工作的，实际上九十年代初期已经把乡镇企业的产权给了那些经营者了。经营者一定要送一部分给基层的政权，本身乡镇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原来什么都没有，改革开放之后和地方官员有关系的能人，官员能人一体化，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要明晰产权，干脆就送给他们，经营者又送给一部分利益给地方官员。实际上是他们帮着搞起来的，这也是真的，天下是人家打的嘛，所以最后就给他了嘛，也就给了，不能再追溯了。那咋办啊，是不公平，但是钱有钱的来处。
国有企业就不行。国有企业是用革命打出来的，怎么能分呢。集体企业或许可以分，这跟效益问题无关，是涉及国家的基本合法性。
国有企业经理，打个比方，比如你们派我到宝钢去做了一把手，我带了几个学生，我们去一百个，我们一去就把宝钢给分了，一亿资产，本来挺好，我们说不行，国有企业改制，来个内部人控制，成心把宝钢给搞坏了，然后说制度不好，把几亿股份就分了。分完以后我一定给大家偷着送一份，我敢不送吗！我们几个一下变成亿万财产，你们这儿还是一个月一两千块钱？这天下也不是我们打的，这宝钢也不是我们建的，人家还有老厂长，还有老技术员，现在就分给我们几个人了，且不说老百姓能不能答应，当官的能高兴吗？假设我们是冶金部，部里干部就没人干活，都说我们下去当厂长。国有企业送，我估计会造成按权力系统在瓜分，经营者会把公有资产送部分给背后支持他权力层。
我在吴城工作的时候就琢磨过，在苏南的乡镇企业是可以这么做的，在国有企业绝不可以这么做。但地方的中小国有企业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我的个人意见是把它纳入反**框架，追溯到1995，本厂工人都可以告。要普遍清查，侵吞得过份的让他退出来一部分，也不一定要判他的刑，改制中有不公平，我们把它纠正过来。现在经营中的国有企业资产还有十几万亿，非经营性资产还有很多呢！还有荒山，荒地，森林。还有传媒和文化产业是一大块，事业单位，关键在地皮和无形资产。
所谓资产经营，现在实际上赚的是地皮钱。有误导说国有企业这么便宜，是你预期不好，预期决定价格。但是地皮预期很好，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金融骗子和地方官员勾结倒卖地皮，把工人给赶出来。要追溯到至少1995年。其实我一直希望人大通过一个条例，但是不要陷入国有企业和sī有企业争论，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要纳入反**轨道，订立侵害国有资产法，重新查一遍，最后这个争论就会有答案。总得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认为国有企业有他一份，这涉及革命的合法性，宪法也是这么说的。
很多人包括青年人思想都变了，他们说华夏老百姓真不是东西，说国有资产根本就不是老百姓的，为什么要关心国有资产？
所以他们就特别恨网络，还开了个会：传媒的社会责任，说网上过多反应老百姓的意见，政fǔ怎么不管呢？——这可是自由派说的话，自由派是讲究自由的。政fǔ已经管得很严了，他们认为还不够，网络也要管，就是不能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的不满不能发泄。华夏的所谓自由派，搞的这一步是非常可悲的，他们的自由主张原来是在华夏是主张**。这次的讨论是大家帮了郎先生一下，掀起了讨论，根本不是学术问题，就是在网上形成全民反对少数人**，权力瓜分的一个社会浪潮。现在有了网络，可避免社会动乱。中央开十六届全会的时候，网上有一次群众性的反对权力瓜分，是非常非常好的，说实话华夏的形势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我觉得还可以更好一点。”
沈月榕又震惊了一把，赶紧跟着问：“你这个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觉得对老百姓的舆论监督可以放得更宽，让老百姓可以发牢骚，发更多的牢骚？”
萧宸摇头道：“不是发牢骚就够的，是要给群众以监督政fǔ和国企的权力，这个话我们说了几十年，其实群众真的能监督政fǔ吗？是有些时候有一点，但太少了，真正重要的地方根本监督不了，现在能‘监督；的都是小事，属于放出来给你监督一下，表示我还是受监督的，其实说到底就是作个秀而已。”
“你这话要是真传出去，我估计你就得变成反动派。”沈月榕抿嘴一笑：“我是真想不到，你居然会这么想。”
“反动派倒不至于，但被很多人忌恨却是肯定的。”萧宸微微摇了摇头：“其实中央很多领导都是持这个态度的，我这么想也不是很稀奇，只是你以前不了解罢了。”
沈月榕有些不信：“中央领导们也这么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下面从来没有看到一点变化？”
萧宸苦笑道：“中央领导也不是万能的，他们是怎么上来的？还不是从下面这几千万党政干部里面一步步走上来的？如果整个党政基层都不支持，中央领导也不可能强来，得一步步走，慢慢来，稳中求进。”
沈月榕揉了揉眉心：“你们这些大领导，想问题太复杂了，我头都晕了…总之就是时机不成熟是吧？”
萧宸摸了摸下巴：“要这么说也差不多，事实上华夏目前的**是特殊历史问题，需要高度华夏智慧，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现在是华夏加大反**力度的最好时机，从国内国外，都有这么一种形势。我们学了很多经验，你要真想有所了解，我建议你看看汉朝汉武帝，再看看宋朝。华夏最辉煌的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再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时期。两个时期对外打仗全是打赢了的，用战争来衡量一个国家才是硬指标(注：萧宸的观点不代表无风的观点，这是剧情需要)。华夏的疆土从秦始皇打出来以后，到汉武帝时期，文景之治20年繁荣，闹个八王之乱，就是**造成的，平定了之后汉武帝上来了，很年轻，就要打匈奴，没有军费就清**。汉武帝时期搞了一次非常大规模的清**，就是收6%的所得税，大家申报财产。重奖鼓励揭发，揭发之后赏一半，诬告的就抄那边的家，不诬告的就抄这一边的家，反正抄一边，一年就有钱了，他说停不能再抄了，下边人说干嘛要停，我们抄得正来劲呢！汉武帝说你以为我真想抄啊，我不就是没军费嘛；
二十年最后打走了匈奴，才有华夏的疆土。汉武帝这次反**，打匈奴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把匈奴打走了，匈奴把把欧洲人打到美洲，杀光了那边的印第安人，崛起了，从那边打到印度，从印度重新打到华夏，这是两千年的人类历史。
准备打宝岛，要准备军事斗争。不独立也不一定就能打，独立了也未必就死打。这是内战，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什么方式都可以研究。这也不是谁侵略谁，纯属内战。国共打了八十多年，现在来了个民进党，只要是内战就用不着任何理由。军方已有些忍耐不住，其他人还是有点害怕。我上次听几位军方的朋友聊天，他们说咱们学毛主席，小打，一点一点打，只要小打一开始，我们这边就可以反**了。历史经验嘛！
北宋，和我们现在状况非常相像。宋朝是华夏经济、科技和文化非常辉煌的时期，gdp，铁产量，白银储备，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总合。北宋才是超级大国，而且是自由贸易中心，丝绸之路。经济比现在还自由，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马上出现土地兼并，所以有方腊和宋江的故事。经济很繁荣，妓女到处都是，代表人物是李师师。宋朝要是外部没有敌人，就是长期的世界超级大国了。但很不幸，外部有敌人，是北方的蛮族，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文化，辽国、西夏、女真、蒙古到后来的满族，你说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的gdp高？那边没有gdp，都是骑马打仗，有些连房子都不盖。但是那时候往往是落后的生产力灭掉先进的。gdp越高越没有国防，gdp越低，才符合竞争，符合成本收益。
我们现在经济学家有误导，讲竞争讲交易。交易还得平等交换，那还不如抢呢！他那边交易不过你，拿大刀把你砍了，东西枪走，是不是收益最高，成本最低？双赢听多了，竞争起来一般没有什么双赢，只有国防力量相等的时候才有双赢。人类历史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不要听什么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给我们洗了20年脑子。他们一边骂毛泽东和计划经济，说那时候叫洗脑子。难道这20年没有新自由主义洗我们的脑子吗？很多概念就让他们洗了！很多人都不明白啊！什么叫竞争啊！竞争根本是冲突，一个打倒一个，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交易和双赢，那就是双方力量平等的时候。如果你有枪，我没枪，你不就抢我了吗！难道学一点经济学的供求曲线就忘掉了历史？北宋那个时候就是抑制军人，军人不能有文化，出了狄青和岳飞，打仗到一品，因为有文化就给杀了。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皇帝赵高本人。既定的国策就是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鼓励军人**，当兵的可以随便出去抢老百姓。岳飞二十八岁就文功武治，老百姓给他立了一个活碑，岳飞这个人没打过一次败仗，你要用欧洲名将跟他比，这不好比，欧洲少有一辈子不吃败仗的名将，就算拿破仑也不行，真要比的话，相当于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大帝。当然我们华夏国内有比的，白起李牧之类，都属于一辈子无败绩…嗯，扯远了，说回来。
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咱们从北宋以后，华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断被蚕食肢解。到明朝、清朝也没有恢复世界相对地位。最强大时忘记国防，纵容**，明明外患不断，偏要假设外边没有敌人，但偏偏外边是有敌人的，而且是文化非常落后的敌人。北宋亡国时候是真惨啊，那么大一个文明开始走向衰败，很多人不能接受。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跑到深圳蛇口那儿跳的海，当时有十万人跟着跳。那你十万人就不能打一仗？也许就把蒙古人挡在了湖北呢？看看汉武帝是怎么兴起的，北宋是怎么灭亡的。这话我跟我的同事们开会时提过，我说我看就不用再学什么乱七八糟的西方经济学了，至少我们在座的都是**的嫡系，嫡系就不能接受那些瓦解党和国家的理论。”
听到这，沈月榕噗嗤一下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