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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银行平房支行的信贷科长岳振阳决定抽出一部分精力来，写一篇关于企业体制改革和银行贷款关系的调查报告。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因为参加工作几年来，金融研究一直是他乐此不疲的业余爱好之一，时常总要写一些文章在各类专业出版物上发表，以沾沾自喜地显示一下自己的专业才华；另一方面，他也觉得确实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现代商业银行深入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了。
1988年在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岳振阳被分配到商贸银行平房支行做信贷工作。平房支行——听听这个名字就会知道，这是一家位于城市边缘的小银行。品学兼优的岳振阳因为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只好蜗居于这家像储蓄所一样的支行里。当时这家银行是城区中规模最小、条件最差的支行，那时岳振阳是该行惟一的信贷员，惟一的大学生。
八十年代中后期，商贸银行重点支持外贸进出口企业，那时的外贸企业火得不得了，好像随便捡一根稻草装上货轮送到国外，就能换来花花绿绿的美元。但是岳振阳通过大量的国际金融信息和资料了解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已经蕴藏着潜在的危机。国际贸易市场各种商品价格越来越低，进口商对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国内的出口产品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市场发展的需要了。如果再盲目地向外贸企业提供贷款，将会给银行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他及时形成高水平的调查报告，上报省行领导，充分论证了及时停止向外贸企业发放贷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他的文章在省级和国家级的金融理论刊物上得以发表，但是他的观点却没有人采纳——毕竟外贸行业红红火火的发展形势已经冲昏了人们的头脑，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小信贷员的高深理论。
岳振阳看到通过理论的方式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只好把他仅有的一点儿小小的权力用在了工作中。每次项目贷款，他都认真审核项目可行性方案，一旦发现有潜在风险的贷款项目，他就拒绝在贷款合同上签字。银行内部规定，贷款合同上必须有行长、主管行长、信贷科长、信贷员的签字才能生效。而他这个小小的信贷员如果不在贷款合同上签字，就意味着这笔贷款发放不出去。当时无论外贸企业经理如何哀求他，行长和科长怎样批评他，岳振阳就是拒绝在有风险的合同书上签字，宁可背上“里外不是人”的骂名。虽然五十多岁的老行长十分喜欢他这位名牌高校毕业的高才生，但是也被他这种倔强而不合常理的行为气得拍桌子直骂。
然而没过几年，岳振阳的经营决策就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外贸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滑坡，收购的产品根本无法出口到国外，只能烂在手里。不仅创汇成为泡影，甚至连收购款项也血本无归。所有用于收购产品的银行贷款全部形成坏账，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大幅度上升，开始形成巨额亏损。岳振阳根据自己正确的判断和经营理念，及时停止了对外贸企业贷款的发放，从而保护了平房支行的信贷资产。当其他几家银行正在为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甚至八、九十的不良资产而欲哭无泪时，平房支行的不良资产只有百分之十几，一跃而成为商贸银行全省效益最好的单位。全行上下这才理解了岳振阳的良苦用心，也更加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老行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孩子，好好干，有发展！”那亲切的样子就好像是爷爷在对孙子说话。
不久，各家银行纷纷开始对个人办理小额消费贷款业务。商贸银行因为曾经吃了外贸企业贷款的大亏，对贷款谈虎色变，以致于对个人消费贷款业务也不敢问津，裹足不前了。但是岳振阳却早就发现了个人消费贷款业务中的无限商机，他不遗余力地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甚至远远超出了省行给平房支行下达的消费贷款规模，搞得行长们每次开会都遭到省行的严厉批评，行长气得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平房支行的“丧门星”。但是没过几年，平房支行的消费贷款业务完全占领了平房地区乃至全市的消费贷款市场，个人消费贷款业务收入已经成为平房支行的主营业务收入。用这笔钱，他们不仅翻盖了办公大楼，还购买了高级轿车，职工福利待遇大幅度提高。直到这时，全行员工才明白过来，原来岳振阳并不是“丧门星”，而是一个“大救星”，大家整天围着他团团转，俨然他已经是平房支行的行长了。老行长看见他也总是笑眯眯的，决意退休后将自己的位子传给他。
虽然工作上一帆风顺，可是岳振阳却因为参加工作晚，不具备分房条件，一家三口还蜗居在十几平方米的“插间”里——两房一厅的住房，硬是被单位安插进两个年轻的家庭，大一点的房间里住的是省行信贷处的一个科员马力，虽然自己是城区支行的信贷科长，也好像低人一等似的。更糟糕的是，对门的科员马力是一个十分纯粹的回族人，这就使两家的生活习惯乱了套。经过协商，两家终于达成如下协议：每天晚上下班后，回族科员先做饭，汉族科长后做饭，汉族科长做完饭后必须彻底打扫厨房，开窗放净气味，以备第二天早上回族科员使用厨房。这样的协议充分体现了尊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大团结的美德，却苦了岳振阳六岁的女儿，几乎每天晚上孩子都要被饿哭一回，这还不包括回族科员因为有应酬而晚回家、晚做饭的时候。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岳振阳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银行，仅仅依靠个人消费信贷业务来获取利润，那么它将会陷入“高利贷”式的经营误区之中，永远无法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商业银行，也就不能在日益激烈的同业竞争之中站稳脚根。岳振阳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决不能仅仅满足于经营管理平房支行这样一家小小的城区支行，自己的能力远不止于此。自己要学会经营、管理和控制一家比平房支行大得多的银行，要站在更高的层次，全盘考虑一家现代化大型银行的经营和管理。但是，实际工作中自己所处的小小的信贷科长的位置，还不足以使他践行自己的一整套金融管理理论，所以他只有用论文或调查报告的形式来抒发自己的主张，在文章里面过一把做行长、“管理”一家大银行的瘾。
下定决心之后，岳振阳就开始寻找选题。最近几天从业内人士那里听说，省汽车工业集团要投产三十万辆载重卡车生产线，而汽车工业集团的外汇贷款账户正是在商贸银行开立，搞调查搜集资料一定会很方便。但是汽车工业集团的账户开立在省行，自己怎么才能接上头呢？这时岳振阳想起了住在对门的回族科员马力，虽然生活上两家有一些矛盾，但是工作上互相配合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想到回族科员马力非常热情，而且更巧的是，他正好管着省汽车工业集团的外汇贷款账户，于是两个人约好立即见面。
在省行熙熙攘攘的办公大楼里，岳振阳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回族科员马力。马力兴奋而又十分得意地向他透露，据说省行已经准备给汽车工业集团三十万辆载重卡车生产线贷款2.5亿美元，现在正是搞调查报告的最好时机。于是两个人便决定，直接找负责该项目贷款的汽车工业集团李小强副总经理了解情况。
下午两点整，岳振阳和马力敲开了李小强副总经理办公室的大门。这是一间足有二百平方米的办公室，装修极为豪华、考究，清一色的红木办公桌椅、书柜、衣橱和沙发，办公桌上摆着一台配有液晶显示屏幕的IBM商用电脑，地上铺着厚厚的纯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会像老鼠一样悄然无声。从房门到李副总经理的办公桌，差不多有二十米的距离，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还没有走到办公桌前，自信心就丢掉了一半。也许这位李副总经理故意设计了这样一段超长距离，就是为了让所有来拜访他的人都产生一种望而怯步的心理效应。而此时，李副总经理正端坐在宽大的黑色老板椅里，他身着高档的深灰色休闲西装，白色的衬衣上没有系领带。由于深色外套的映衬，使他本来就很白净的面孔显得更加苍白。他双手交叉着放在腹部，脸色凝重，似乎在思考着问题。面前的办公桌上干干净净，连一个纸片也没有，仿佛他整天就是这么坐着，思考着。
因为曾经跟马力打过交道，李小强还算热情，在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和两个人握了握手，说：“我对商贸银行的人有特殊的好感，尤其是你，小马。”
一句话使马力放松地坐在了沙发上，回过头对岳振阳说：“李总就是这样和蔼可亲。他当汽车工业集团财务部经理时我们就认识了，这么多年来，不论职务高低，他总是这样平易近人。”言语中不乏谄媚之意，同时也向岳振阳炫耀了他同李小强的关系。
“三十万辆卡车生产线项目，是省政府樵民省长亲自抓的工程，也是我省今年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一揽子’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李小强故意省掉了“车樵民副省长”的“车”字和“副”字，意思不言自明。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对这个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搞一点调查，也为我行给贵公司的贷款提供一点理论依据……”马力躬身说道。
“但是，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市场对中型卡车的需求量已经开始下降，而且据专家预测，这种下降的幅度会越来越大。如果贵公司现在投产卡车生产项目，有可能会带来经营风险。不知李总对这件事怎么看？”岳振阳单刀直入。
“我对生产和销售的事情并不感兴趣，”李小强笔直地向岳振阳竖起了手掌，表现出绝对的权威，“说句实话，关于该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我是在向樵民省长汇报时才第一次读过。具体的方案，生产部和销售部的经理们早已经做好了放在我的案头——我更关心的是银行的贷款——像我这样的总经理，要为全集团三千多名职工的衣食住行操心，只要一个月发不出工资，肯定就会有人出来闹事，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钱——用你们的话说，就是贷款。”
“早就听说汽车工业集团经济效益连年滑坡，已经到了用银行贷款给职工开工资的地步，原来果真如此。”岳振阳暗想，不过李小强下面的话更让他感到吃惊。
“钱，不，贷款，不仅是维持一个企业正常经营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维持企业经营的润滑剂。看见它，企业的职工会笑逐言开，有了钱的刺激作用，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中去。有了它的润滑作用，企业同客户的关系会更为融洽，他们可以大批量地采购我们的产品，而不再过多地关心这种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有了它的润滑作用，企业同政府的关系会得到进一步改善，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们可以继续搞来更大的一笔贷款，并维持我们更大规模的再生产，如此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我认定的经济循环规律。”李小强好像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在给学生上课。
“我没有读过大学，更不懂得经济金融理论。我知道你们都是经济金融专业的高才生，但我相信，你们的那套理论在我这个汽车工业集团里行不通，而且我也相信，在我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也决不会行得通。”李小强自负地靠在老板椅的靠背上，俯视着他们俩，双手始终保持着交叉的姿势放在腹部。
岳振阳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这位李副总经理的一套“理论”，真的使自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是把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同最高深的社会学相结合之后，才发明出这套独特的理论的。虽然这种观点听起来如此地不合逻辑，然而它在具体实践中却一定能够发挥出无穷的威力。
“那么，根据您的预测和评估，这个生产项目大约需要多少资金？”愣了好半天，岳振阳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已经不自觉地称李小强为“您”了。
“据我的生产部和投资部估计，大约不超过2亿美元。”
“可是你们却申请了2?5亿美元和5千万人民币啊！”马力瞪大了眼睛，而这时李小强却把椅子扭向了另一个方向，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是啊，如果把所有上下打点的费用——也就是李小强所说的“润滑剂”的费用包括在内，需要的数目也差不多是这些了，岳振阳心里暗自捉摸着。
“李总，不知您想没想过这样的问题：假设您用2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于生产，估计产值不会超过2?5亿美元，而您却要归还银行大约3个多亿美元的贷款本金和利息。这中间的差额您将怎么解决呢？”到了这样的时刻，岳振阳似乎并不关心贷款本身的问题了，如果按照李小强的经营理念，这样的贷款到期势必无法收回，进而就会给银行造成巨额坏账。
“那是你们银行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李小强再次笔直地竖起了手掌，似乎已经知道了岳振阳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小伙子，你想过没有，”李小强又饶有兴趣地俯过身子，直视着岳振阳，“银行管理的资金是什么？你当然知道——是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给银行管着也好，给企业用着也好，它都不会改变自身的性质——都是共产党的钱，只不过是从左边的衣兜里掏出来，再放到右边的衣兜里，决不会有一分钱跑到国民党那里去——那么，有谁还会关心这些钱是给谁用了、怎么用了、何时归还等等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呢？！”
“我经常跟银行打交道，所以非常熟悉你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你们做信贷员的，每天总是埋头在成堆的数据里面，对什么贷款投向啊、资产质量啊、利息回收啊这些东西纠缠不清，甚至还时时刻刻监视着企业的资金流向。但是，请问你们想过没有，企业关心的是什么？——企业什么也不关心，只关心自己如何生产，如何赚钱，如何把自己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需要土地，需要厂房，需要国家的优惠政策，需要更大数量的资金，尤其需要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而这种支持甚至比企业生产本身还重要得多。往往总是这样：用来自政府的一条信息或者一项优惠政策所换来的经济价值，要比你辛辛苦苦埋头干一年赚得还要多！所以完全把资金投入到再生产中去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生产经营的利润往往来自于生产经营之外，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往往要投入到生产经营之外。这就是我多年在企业做领导工作的经验之谈。而你们还一味地抓住什么资金流向啊、贷款质量啊，死死不肯放手，试问又有多大意义呢？你们真的能控制企业的资金流向吗？——不能。你们真的能挽回不良资产迅速上升的局面吗？——不能。你们真的能通过经济手段改变大批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的局势吗？——还是不能。那么你们又有什么必要整天埋头在那些废纸堆里搞什么资产质量分析、什么经济效益预测呢？所以，我劝你，在实际工作中不要只想着银行啊、贷款啊这样的局部利益，而要把眼光放远，放到更广阔的社会上去！只有这样，你才能充分地理解银行存在的真正意义，才能彻底弄明白银行同企业之间的微妙关系！”
李小强的一番话彻底惊呆了岳振阳和马力，他们反复琢磨着他的话，咀嚼着这番话背后更深层次的意思，沉默了下来。
“好啦，我还有个会议要参加，就不久留你们了。”李小强站起身来，“不过，我也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一会儿我让戴秘书领你们去生产部和财会部，那里有你们需要的所有资料。”
说着，李小强拉开办公桌左边的抽屉，按了一下里边的一个按钮，很快门口出现了一位十分漂亮的小姐，李小强简单地向她交代了几句，这位戴秘书就领着两个人走出了李小强的办公室。
走在走廊上，岳振阳才发觉自己的内衣几乎湿透了。不得不承认，李小强给自己上了无比生动的一堂课，如果给李小强的理论取个名字的话，就应该叫做“建立在社会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理论”。在李小强看来，银行已经完全成为他的企业的银行了，他随时用钱，随时就可以到这里来拿，也决不会对按期偿还贷款做出任何承诺。让岳振阳惊讶的是，李小强竟然对目前金融系统的管理漏洞一览无余，他极为聪明地发现了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误区，这就是，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产状况，正像李小强说的那样，“都是共产党的钱，只不过是从左边的衣兜里掏出来，再放到右边的衣兜里”，于是大家就对企业不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进而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这一十分严重的经济现象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而像李小强这样的企业负责人竟然对高达数亿美元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潜在的风险毫不关心，这就难怪这些年银行出现巨额不良资产，坏账率大幅度上升了。岳振阳相信，今天看到的这种怪现象，在目前中国的企业界决不是个别现象，它代表了一群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他们的存在必将导致中国金融界的混乱局面！
“然而，我们的行长们是否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呢？”岳振阳在扪心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