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s/blog_）
一、关于官场小说的概念
我没有能力定义或廓清这个概念，而是想就这个概念的某些暧昧意味谈点看法。评论界和新闻媒体一直在有关官场和政治题材的小说概念上纠缠，试图找到一种更具学术意义，又能为官方认可的说法。作家们也似乎在回避某种东西，愿意或不愿意被叫做某类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政治文化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官场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反腐小说，有的不愿意贴任何标签。我分析评论界也好，媒体也好，作家们也好，在此类小说概念上的考量、游移或取舍，大抵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上的原因。官场小说没有被赋予学术上的相应地位，或者说还没有被定义为某种堂皇的概念。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的批评，所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这是鲁迅先生对清末民初官场小说的评价，几乎是否定的。这是对其艺术价值上的否定。而对官场小说内容上的否定，鲁迅先生认为“官场伎俩，本小异而大同”此类小说也没有多大意思，“仅足供闲散者的谈笔之资而已。”而通常人们把清末民初的官场小说同今天的官场小说看成源流关系，因而也就评价不高。二是政治上的原因。官场小说容易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很为当局警惕。人们在正式场合谈及官场小说，似乎也有些讳莫如深。这个原因不必多说。我敬仰鲁迅先生，他对清末民初官场小说的评价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并不能拿这种评价来概括当前的官场小说。现在的官场小说，在总体艺术成就上比清末民初要高些，这是我的判断；而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我认为目前的官场小说，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非清末民初可比。当今中国，政治或官场对社会生活和国民生活的渗透、控制和影响，超过任何时代。过去还有宁静的远离政治和官场的乡村，现在没有；过去还有远离政治和官场的隐士高人，现在没有；过去还有可以不问政治和官场的生活，现在没有。政府空前强大，古人讲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过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现在却真是如此。如果文学需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当今社会，就离开不了对官场的反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作家们没必要躲躲闪闪，如果需要贴标签，不妨承认反映政治和官场的小说，就叫官场小说。这掉不了价。相反，温文尔雅地叫什么政治文化小说，添上文化二字也添不了什么油彩。要紧的是把小说写好。至于文学理论界爱怎么说，那是文艺批评家们的事，作家完全可以不对此负责。做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们，有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我们表示尊重。但可以不以为然。比方他们考证的一百多年来官场小说的源流关系，其实就是在一种想当然的理论框架里自说自话，未必就是事实。总体意义上做研究下判断，似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放在个体作家身上，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二、关于官场小说的意义
我觉得人们对官场小说的认识普遍存在局限，认为官场小说无非就是反映官场那些事儿，胆子再大些无非是碰碰现行体制方面的某些问题。我认为其实不然。真正好的官场小说，除了可以全面深刻地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实际上还反映了中国普遍的国民性问题。
目前的官场小说，其显著特点就是其批判性。这不是作家故作姿态或故意同现实对抗，而是生活本身使然。官场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地方，写官场而只有莺歌燕舞，肯定是粉饰太平的伪现实主义。但是，官场小说所批判的，并不仅仅是官场，而是普遍的国民性问题。
所谓国民性是个老话题，说起来并不新鲜。但是，关于国民性的批判，我并不认为是个过时的话题。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很有问题的，这在官场或同官场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反映出来。比方在对待**问题上，官场中人一边抨击**，一边忙着搞**；老百姓既痛恨**，又宽容甚至羡慕**；没权时痛骂**，有权时自己马上**。可以说，官场中很多问题，不仅仅是体制或时代的原因，也是国民性固有的劣根性的原因；换言之，很多问题并不仅仅是官场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或全体国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源远流长，从来如此，仍将如此。不久前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接受**案调查而自杀，就在社会上引发很多相关讨论。最强烈的声音就是：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的大贪官很少自杀？因为他们没有羞耻感！中国固然也偶尔有自杀的贪官，但他们往往不是因为羞耻而自杀，他们要么是为了逃脱罪责，要么是为了保护同党，要么仅仅因为感到自己前程无望，要么是因为逼迫而不得不自杀，有的也许还是“被自杀”没有羞耻感，这是很多中国人身上存在的问题。贪官窃取非分之财，比小偷小摸可耻可恨千万倍，但中国人普遍认为宁做大贪污犯，不做小偷小摸，似乎大贪比小偷体面和高级。一个官员贪污，肯定全家人都知道。很多官员出了问题，往往全家都是同案犯。但一家人可以毫无廉耻地处在一起，齐心协力干着卑鄙勾当，非中国人做不到。
中国人的道德界限是模糊的、游移的、善变的，严格说来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感。抽象地说，中国人都承认滥用权力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这种权力滥用对自己或家人、朋友有利，就被认为是顾家、豪爽、义气，这时候滥用权力而谋私的人则有了很好的道德形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人之常情，而且具有道德上的光环。相反，如果一个人手握大权而铁面无私，不给三亲六眷和朋友们带来好处，则被认为是六亲不认的白眼狼，只顾自己往上爬而不肯给朋友帮忙的自私小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不会得道，发达不了。蝇营狗苟，沆瀣一气，要坏大家一起坏，才能走大运。目前中国民间也好，学术界也好，有很多声音在鼓噪，尤其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一种盲目自大和自豪的民族情绪在急剧膨胀。但是，我听不一种声音是自省的、自我批判的。中国人不解决自己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于民族本身的发展，或于全人类的发展，都不是好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场小说应当在国民性批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换个角度来思考，中国人所谓的国民性问题，很多又是人性的普遍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在中国人身上更突出一些而已。所以说，官场小说也具有人性批判（不仅仅是国民性批判）的普遍意义。
三、关于官场小说的真实性真实是小说创作的命根子，这似乎是无容置疑的。我想从十年前自己碰到的问题谈起。我的小说《国画》出版迄今为止整整十年，当时我受到的责难就是某位高层领导说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这种批评的话外之音，就是说我的小说没有真实地反映生活。而所谓的不真实，就是说我的小说夸大了生活的阴暗面和消极面。我从来没有同意过这种批评。事实上，我的所有小说都未能原原本本地真实地再现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面。我甚至也并不认为小说必须把生活中的恶的东西不打折扣地、残酷地反映出来，才是真实的文学。这一点，我们可以探讨。
鲁迅先生曾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又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还说“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先生的这些话，今天似乎并不过时。我们可以自省一下自己的勇气到底有多少。当代官场小说之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多少反映了现实官场中某些真实，这些真实官场之外的人无缘窥见，身在官场中的人又讳莫如深，官场小说因此多少有些“揭秘”的因素。但官场小说到底反映出了多少官场真实，到底能反映出多少真实，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些官场小说备受诟病，就是说它过多地渲染了生活的阴暗面。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的官场小说离真正揭露生活的真实，真正通过官场透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国民劣根性，真正深入剖析官场中人性的异化和缺失，还有相当的距离，还远远做得不够。事实上，我们笔下所能写出的，远远少于和肤浅于我们所看到和悟到的；而我们能够看到的和悟到的，又远远少于和肤浅于官场中、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真实的阴暗面不仅远远超过我们的见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正视现实中的恶，睁着眼睛看清楚，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看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生活的信仰和信念。正视了，又能把它客观艺术地形诸于笔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更是一种勇气和挑战。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勇气彻底面对生活的真实的。人性之恶在生活的任何空间都在释放，我们往往有意无意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自觉地闭目塞听而屏蔽掉很多恶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顾虑，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自己讳、为现实环境讳、为教化影响讳，等等。不光是人们的胆量和价值观等遇到挑战，而且生存本能也需要我们如此。人们需要有乐观精神，多看光明和温暖，不然我们的生活就是人间地狱，我们会丧失生活的勇气。
坦率地说，我就没有这个勇气。我做不到毫无顾忌地写出我对生活的真实思考和认识，这一方面是客观写作环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有对自身利害的权衡，也有自我保护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常常有意识不去看，不去想，知道真相就在那里，就是那样，我也不敢、不忍去看。然而我又清楚地知道，小说，无论是不是官场小说，对生活真实反映的深度，对人性、对民族文化心理的透视深度，对生活本质的表现深度，是决定作品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标准。所以我认为，官场小说真正要做到反映生活的真实，是需要大勇气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当代官场小说的很大一部分，看似在揭露和批判现实，其实还是在伪饰现实。
关于官场小说的真实性，我总的看法是：我们在文学中可以忽略掉有些恶，但不应该向恶妥协；文学应该呼唤光明和温暖，但文学绝不能奉上虚假的光明和温暖。
四、关于官场小说的艺术性
我们必须承认，人们对官场小说有所微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人指为艺术性不够。我们作家们可以不服气，但人家这么批评总有其理由。据我观察，艺术性上存在的差距，也许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艺术创新不够。写官场小说的作家，多是现实主义作家，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对现实的观察、分析和批判上，不太注意在艺术创新上花更多的功夫。
二是现代性不够。现代性是个一句话说不清的概念，我这里指的是官场小说的作家们多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习惯、思想观念思考和评判生活，屏蔽了某些现代眼光。包括有些作家思想资源贫乏，仅仅在好与坏、善与恶、清廉与贪腐等表面问题上逗圈子。
三是简单地处理生活。这又大致表现为三种倾向：一种是貌似还原生活，所写小说看上去非常真实，尤其对生活负面的提示可谓针针见血，但这类小说太流于生活现象的实录，缺乏艺术提炼和深入思考。一种倾向是“配方式”写作。这是我发明的一种说法，就是为了表现所谓人物或人性的复杂性，在好人身上加点坏，在坏人身上加点好，而不顾艺术规律本身的需要。这本质上同过去的高大全写作一样，又是一种新的概念化写作。三是新式高大全写作。这种小说往往生硬地把人物分成好人和坏人，非常地脸谱化，里面的好人好比神仙下凡，不食人间烟火。（凤凰联动举办政经小说笔会，此为本人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