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水无痕
网上无意中找到这篇论文，也不知道是谁所写，拜读之后，同舟深深感慨。居然有人对一个人的小说研究这么深，更让同舟佩服的是，后面注释中，还有那么多人写论文，真是佩服。（阅读此文网页上的作者就是秋水无痕，那同舟也就这样标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官场小说呈现繁荣景象，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种转变中，中西文化及思想观念发生了猛烈的冲撞。这种冲击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也在这种转变中表现出了各种姿态。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大抵是围绕着市场经济下的社会转型展开的，对政界、商界等领域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及矛盾冲突进行了揭示，揭示政治体制的弊端、价值观念的颠倒和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它的繁荣是社会现实和文学追求合力形成的结果。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在九十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脱颖而出。他的小说展示了当前转型时期官场生活的复杂多样性。小说主要表现官场与人的失调关系即人对官场的态度和官场对人的强制性改变。作家从世俗的官场生活中发掘出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东西，把官场中的混沌、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揭示官场**的现象中，王跃文的批判倾向是非常明确的。其批判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体制的批判
我们的各级政府有相当庞大而复杂的行政机制，它已经自成体系，体系之间互相磨擦、牵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与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已渐脱节。王跃文的多部小说都表现了这一严重的主题。在写人物的活动中，王跃文把笔的触角伸向体制改革问题。体制问题主要是因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越出轨道和权力建构中权力法则的不合法、不正当的行使而导致的。《旧约之失》中的向处长之女差五分考上一中。而一中规定一分一万元，也就是说他的女儿必须交五万元才能上一中。向处长的女儿上了一中，但这五万元并非掏自他的腰包，而是他巧借教师节慰问教师的名义，代表厅里向一中送五万元节日礼物。他做得很艺术。实际上，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牟取权利，利用公款为自己办私事，这揭示出权利**的一面。再如《国画》中的曾俚几次迫于朱怀境的苦苦劝说而放弃公开朱怀境在乌县当副县长时的假种案。该案给农民造成两千多万元的巨大损失，牵涉到许多领导。曾俚出于一个记者的职责预备把此事揭发于报端。但受朱怀镜的劝阻，最后他无奈地放弃了。这体现出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权力的暗中运行掩盖了一段沉重的事实。而朱怀境在作品开始时谎称自己在向向处长汇报情况，趁下面派出所不清楚市政府领导层的情况从而去赢得宋达清等人对他的刮目相看和尊重。这一谎话改变了后来他的命运。从这里看出我们的行政机制是独立运行的，上下之间互不明了，失去民主监督，滋长**。
体制本身的不严密也给了许多钻营投机者可乘之机，他们便有意无意地使用权术去钻体制的空子。如《国画》中的黄达洪的起落过程就说明我们的体制问题。黄达洪原任乌县公安局局长、县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可他嗜赌如命，结果被对手告发。最终被撤职。而职务一撤，他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他当起“鸡头”做起**生意。他从一个专门抓流氓的公安干部变成流氓头子。然而，滑稽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在市公安厅厅长严尚明等的帮助之下再回乌县，而且是以一个成功商人的身份去投资的，并得到县委书记的陪同，警车为其开道，并且还挂靠市公安厅，人的编制也在市公安厅里，而且是警衔。黄达洪从被除名到成为市公安厅的干部的过程说明我们的体制漏洞太多；向吉富在贪污税款案中“牺牲”后，其案件就平息了。而真正的贪污人张天奇却依然逍遥法外，而且越活越潇洒，官运升迁至县委书记。一个巨贪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升官，说明了什么？我们的体制疲软，缺乏法律约束和民主监督。于是，在官场中，大官员破坏**律，小官员破坏小法律，在不同的职务上，他们充分利用职权，破坏法律，为自己牟权取利，给我们的体制建设带来巨大的阻力。
民主选举问题一直是我国体制改革的重点，但改革效果却迟迟难以尽如人意。人民选举的代表若不是按组织安排的则久久不能上任的事，现在屡屡见诸报端。王跃文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把笔尖锐地触及于此。如《夜郎西》中黎南县在人大会议上以绝对多数票选举关隐达为县长，而地委提名的候选人却落了选，于是，郑隐达陷入了尴尬和困境之中。
《国画》中的柳秘书长在向朱怀境透露朱即将当副厅级调研员时，强调他们的用人程序是坚持民主路线。而在实际的操作之中，干部投票进行的所谓的“民意测验”纯粹是走过场。这个“民意测验”实际上是领导意志。“当领导不想提你，你哪怕有百分百的支持率都枉然的。”每当选举之前，领导就已经在自己关系范围之内定好人选，然后施于某种隐形的压力使广大投票者尽量“服从组织”实际上，这个组织与人民的利益是相违反的。《国画》中的龙文就发了这么一番牢骚：“他妈的有些人口口声声组织，什么蝇营狗苟的事都可以借组织的名义来做。冠冕堂皇！”他们口上说的堂而皇之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似乎他们用人都毫无私心，完全公道。其实组织最后就是一个人！这些真实地反映出了组织民主的**，它已被腐蚀。因此，民主体制若不是以法律作为保障手段而是人的情感道德的话，我们致力于民主建设，道路将是何其艰难！王跃文正是借作品表达了这种忧患。
人才是一个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人才选拔应该是任人唯贤。而现在的官场用人却让人十分失望。亦如王跃文《夏秋冬》中所写，现在当官的“谁都知道做实事比做虚事难，所以很多人就专拣虚事做”张兆林的“两走工程”（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使他走向了副省长的职位，宋秋山的“梧桐工程”又使他得到了省里的高度重视，而向在远又紧步后尘搞了个“公仆形象工程”其实，这“工程”那“工程”往往只是一些避实就轻的务虚行为，是专门做给上级看的，而这竟成为了他们升迁的一种途径。而《国画》中与朱怀镜同处的副处长邓才刚有才华、有能力，事业心强却只因与同事开几句玩笑被传到领导耳中留下不好印象；在反腐倡廉征文中提出治理**的十点建议被认为带有针对性，得罪了市委书记。结果被调到保卫处这个偏角落。真正的人才被打发到角落里滞留，相反那些会阿谀奉承之徒却官运亨通。朱怀境的升迁是厅、市级领导的直接提拔任用，人民的权利旁落，而且人选一般是与已有利的。这样的用人机制不产生**才怪！王跃文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体制的弊端，极具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对文化的批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反作用。中国的**问题制度性因素很大，但是，我认为文化因素是根本性因素，是影响性最大的。**的文化土壤倘若一直存在，**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因此，反**最终是要发现**源头，才能针对根本。王跃文的小说敏锐地发掘出了文化对反**的制约因素，那就是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的。”1它对民族未来的政治方向、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
1。对“官本位”文化的反思
“官本位”是一个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古老的话题。它的本义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就有了一切。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僚制度，使社会上形成了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图画》把当代社会光怪陆离的世相和各种人物的脸谱都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官场中各种身份的人脸跃然纸上。作品对主人公朱怀境的官场沉浮和身心状态作了细致的描写，从全面角度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的官本位性质。朱怀境在官场中最初的生活原地踏步，让他觉得十分郁闷。小说中他的出场职务是市办公厅综合处的副处长。他完全具备“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条件，但他因为既无政治靠山，又不会请客送礼，所以总是得不到领导的关注和重用，他十分苦闷。使他真正领悟官场之道和提拔“诀窍”的，是“表弟挨打”之后的一连串事件，他在基层派出所所长和酒店老总面前拉皮条，把自己扮演成皮市长的得用之人，就立竿见影地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奉承和畏惧，表弟的挨打竟使他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于是，他领悟到了官场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妙处所在。他意识到升官意味着就会拥有一切：金钱、美女（情人梅玉琴）及别人的尊重。他充分把握这种升迁机遇，利用朋友关系，促成了县长张天奇、神功大师袁小奇与市长的见面。他为了走进高层、中层领导的视野，并得到他们的赏识，千方百计地讨好皮市长和柳秘书长。给市长、秘书长巧送家庭服务员，为市长儿子出国上学两次送礼钱等等。这些其实正是朱怀境“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正是这种“官本位”思想使他渐渐地萎缩了自我人生的风华和进取精神，而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投机钻营、甘为人驱使的奴性和阴险而蛮横的霸气，完全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儒雅和涵养。“官本位”思想让朱怀境最终自食其果。他在官道中越陷越深，表面上似乎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其实他的灵魂早已沉沦；表面来看越是春风自得，内心就变得越阴暗和孤独，人生坦荡磊落的品格和光明正大的快乐早已荡然无存。再如，张天奇向领导家送女服务员时同样按官职大小排漂亮的次序，作者揭示了官位大小与占有女色权力强弱的联系，把官场和大小官员给予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2。对“人治”的揭示
社会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但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以封建家长**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经并且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古往今来，中国人敬畏官，服从官，这体现了官场中“人治”传统的巨大能量。王跃文敏锐地透视出中国官场中现存的这种现象。《图画》中张天奇的巨大税款案，由于处在制度和个人权力的弹性区域而成为可能。因此，权衡众多利益关系，必须“杀向保张”找一个替死鬼了事。向吉富不幸成为了“人治”权力周璇之下的一个牺牲品。而朱怀境又以个人手腕以及税款案的隐患威胁张天奇，体现出“人治”的观念影响。朱怀境的“人治”思想针对下级或一般官员。而他却又是他人“人治”下的一个依附。他在官场中成也皮市长败也皮市长。皮市长就是整个官场中具有“人治”权威的形象。他宠爱女记者陈雁，他人不许有非份之想；他的儿子皮杰的天马娱乐城搞色情服务，迫于群众的举报压力，他表面上轻描淡写地叫朱怀境向梅玉琴和雷拂尘谈谈如何吞并天马娱乐城，实际上是向两位施以隐形压力，传达他的旨意，替他的儿子甩掉一个沉重的包袱。他的“人治”思想通过话语委婉却富有弹性地表达出来。《朝夕之间》中的关隐达是陶凡的女婿，原来官运亨通，可是在老岳父退下来后，他就每况愈下了。可见其兴衰成败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政绩如何，乃是背后陶老书记的进退。陶凡一退，张兆林迅速排除异已，撤换掉陶凡的“势力范围”关隐达是成也陶凡败也陶凡，成为张兆林“人治”下的人物。这是“人治”导致的一种不良结果。
3。对权钱联姻的批判
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正是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思维或是理念都受到巨大的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人生观也从以前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有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有理性的。但假如这些理念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会发生变异。特殊是这种文化理念在官场这个与权力密切相关的领域，则轻易产生权、钱、色三位一体的交易。
中西文化的“珠联璧合”使官本位文化和钱本位文化相结合而演绎出新时期文化的新内容。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过程中把西方崇尚金钱的思想观念学来了。而这种观念影响中国改革发展。中国的文化没有民主法律的制约，而是人情的制约，于是权、钱联合成一种非常可怕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官场。《国画》中，皮市长借打牌和儿子出国之名大收钱财；朱怀境借四毛被打事件，狠敲竹杆，直到下属弄到钱马上挖空心思向公司“进贡”；张天奇明为跑项目，实是挪用公款一百三十五万等等。这一笔笔“灰色收入”显示了权力和金钱的关系。而一旦有了权、钱，随着世风的俗化，道德沦丧，女色自然就有。朱怀境在获得权、钱之后，搞起婚外情，纵情享乐。享乐至上，人欲横流，苟且偷欢成了世纪末人似乎最正常不过一种状态。这种病态特征是从社会精神最核心处体现出来的，与官场畸形实际上构成了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联系。
三、对人性的批判
体制结构的不完善给**的滋长钻了漏洞；文化是体制**的土壤，是整个社会**的根源。而这种文化土壤具有巨大的腐蚀性，其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人的被腐蚀，人的堕落，人性的扭曲。因此，人性成为王跃文笔下最关注的视角。他的官场小说主要着眼于官场的世俗生活及倾心描述人物在官场中的种种表现、表演以及人性和人心的扭曲、变异。他的人性批判视角是多层次的。
1。官场“关系网”透视人性的险恶
官场本身就是一张关系网。在官场中，任何一个级别的官员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他的存在与许多人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他职位上升或保障的一个屏障。所以，正如人们常言：要想当个科长，后面必须有个处长罩着。这就说明在官场中生存，每个人必需构建自己的一张关系网。就像《国画》中写的一样“上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用你；同僚关系没处理好，没人帮你；下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服你”因此，其主人公朱怀境为了自己的官位升迁，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公共关系系统”把官场中与已相关的关系按大小疏密构筑起自己的牢固关系网。但是，这张关系网不是自始至终都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因为在这些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互相联系又相互牵制。它的牢固程度随着个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官场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如张兆林与陶凡原是上下级关系和师徒关系，但陶凡一退，张兆林接班，张兆林迅速地排挤所谓的“陶凡势力”而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结局或开始》中，张兆林、孟维周和万明山本是结盟关系，但万明山出事了。张兆林和孟维周为了摆脱干系保全自己，于是果断地切断与万明山的关系，并违心地支持起一直遭他们打压冷落的关隐达来。《旧约之失》中，舒云飞三位老同学开始因为在生活中不自得而相聚，发发官场不得志的牢骚。三个人是困境中唯一可以互相谈心的好朋友，并且一起规划下海宏图。但一切最后因为两位同学的升迁而流产。三个人也不再是谈心的好友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原来朋友之间的情感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扩而广之，好朋友的情感这么深厚都如此经不起考验，世间还谈何真情？三位老同学聚与散的友情变迁透视出官位的诱惑力及它锈损灵魂的东西。
在官场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猜测，互相揣摸。人与人之间连一个微笑、一个细节动作、一句话都要揣摸一下是否有潜台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几乎等于零。就像陶凡自己悟道的一样“中国官场，人们很习惯琢磨领导人的言行，所以，官场行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员最像官员。官场中的关系互相利用。《今夕何夕》中孟维周为马杰虚办马杰留职一事，不仅表现出他为人办事的精神，实际上也为他与马杰的交往中赢得一个人情，也让马杰对他肃然起敬，赢得尊重，为他的关系网加上一个砝码。官场中的权力和人一起组成了一座有围墙的城堡。城内是最大限度的权和人的大协作，互相结合，互相利用；对城外的世界则采取一种冷漠、一致对抗的态度。结果是，权和人成了一道坚硬的网，网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夺物。官场就是如此。就像关隐达说的“官场上的人们之间只剩下苍白的笑脸和空洞的寒暄了。”王跃文通过关系把人性丑陋的一面**裸地表达了出来。
2。知识分子的人性展示
王跃文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体现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彷徨和游移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冲击，把文化及其载体――人文知识分子冲击得踉踉跄跄，知识分子的信念和地位都经受着新的考验。知识分子在王跃文的笔下成了被揭露、被批判的对象。王跃文把知识分子放置于官场中，通过官场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入朝做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他们的人生最高追求。今天，当官同样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所以，知识分子便在官场中表现出种种姿态。官场中的他们也成为了王跃文笔下的批判对象。《今夕何夕》中的孟维周是一个有文化、有激情、有抱负的青年，他给地委书记当秘书，却不再去提高和充实自己，而是醉心于研究领导心理、“领导艺术”；暗地里对着镜子练习自己的演讲口才；言听计从地去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非凡任务”…他终于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但他却丧失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应有的纯朴、善良和正义感。《国画》中的朱局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水果研究专家，他的文章敢言敢写，实事求是，有说服力且不讳，体现出了坚持真理、直言不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禀性。但多年官场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禀性已逐渐转化为奴性！令人惋惜！
久在官场中的知识分子如此，而初进官场的大学生汪凡也难以抗拒官场的诱惑、违反官场原则。《很想潇洒》中的汪凡是一个初出校门、初进官场的大学生。他年青有为、血气方刚，懂得许多知识，预备把这些所学知识应运社会，好好做一番事业。然而，官场却使他事与愿违。由于他不懂官场原则，不熟悉所谓的“机关文化”所以，他的认真原则处处使马主任不爽，自然给汪凡带来了苦头。但汪凡并不屈服。他曾经反叛过，他恶作剧地在马主任的先进材料中耍小聪明，引起轩然大波，马主任又借校对数字失误惩罚了他。他的反叛败得很惨，只好做一名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御用笔杆”他写的材料也越来越得到了马主任、市长的认可。官场规则终于驯服了他。但他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也终于彻底丧失了。如汪凡想报复马主任，想写匿名信给其相亲对象，最终没有写成，还借弗洛佛德的学说为自己开脱，自认为没有写成匿名信，还是帮了马主任的忙，功劳比马大姐还大。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表现出中国文人的迂腐。汪凡把中国的文化作为理解官场的一把钥匙，作者具有讽刺意味地写出中国文化在官场中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知识分子沦为政治奴隶。
官场对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令人难以想象。官场对人具有巨大的同化力量，对人构成了一种侵略态势。《朝夕之间》中的关隐达无奈之中接受同学之子龙飞为自己的秘书。关隐达心中的想法却是：又一个诗人死了。龙飞是一个有知识有才华的人，却被父亲推向官场，关隐达深谙官场的腐蚀力，所以不禁产生了这番感慨。这暗含了官场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杀伤力。官场高深莫测，行走官场如水上行舟，顺流者即适应官场者则官运亨通，仕途顺利；而逆流者即不适应官场游戏规则者，则在官场的夹逢中艰难生活。因此，总有些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志、不愿屈服于官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而表现不同。如《夜郎西》中的关隐达，《旧约之失》中的舒云飞等。他们正是因为不愿低头于官场与社会的强大势力，因此屡屡被排斥于官场之外。关隐达因岳父陶凡的离退，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八年中调动五次，全地区十一个县市中去过六个，而且是去的地方越来越偏远。处境使他失去了对权力的热情，多了说真话、干实事的勇气。他深入基层乡镇，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他打破关系网，撤掉了蛮横霸道的公安局长…他的魄力使他在民众中树立起了威信，在人大会上被选举为县长。但是，他违反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最终他的宏大理想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而舒云飞是一个在机关工作多年的科级干部，他目睹了官场之中的种种**和不正之风，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固守着一个干部的基本原则和人格尊严。因此，在生活中疏离了多年的好友和工作中得罪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和领导。这使他始终原地踏步。但他仍然说：“我得按我的活法活下去”这句话暗含了几多无奈、几多悲壮！
王跃文之所以写知识分子的官场表现及思考，这与他自身有密切的关系。王跃文曾在官场混迹多年，他总想找机会发泄。于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昼夜赶科场，而王跃文是弃官还文人真实。他曾多次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意义。”2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人物，他们身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地方。比如他们都很年青，具有较高的学历，刚刚或正在进入官场。他们富有良知，在仕途上总是坎坎坷坷。如关隐达、舒云飞等。他们实质上是王跃文的代言人。因此，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关注人的发展变化，就像舒云飞的点子公司考虑成熟之际的兴奋之言：“真的势头好了，到时候就干脆辞职下海了。现在的处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这从侧面写出了作者官场生活一种无奈，可见作者的“弃官从文”是一种解放的选择。
总之，王跃文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既有批判，又有同情。批判他们心理的脆弱，最终被官场所软化；同情的是他们中的部分依然傲然屹立。说明作者对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失望。关隐达身上的聪明、才能和勇气；朱怀境虽然堕落，但对自己在官场中的一言一行，始终心明如镜。他不是一个同流合污的俗人。他的心灵深处孤独但却真实。这些都是作者所肯定的。
从体制**到人性异化，中间贯穿着文化渗透。而整个过程中人起着要害性作用。体制问题的存在除了其本身的漏洞外，人的性格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体制的软肋为自己牟利。由于制约机制的不完善，人在权、誉的诱引下越陷越深，其人性也逐渐扭曲。人是最初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后的受害者。归根结底，无论是对体制的批判还是对文化的批判，最终都是为了揭示人性，批判人在官场中的种种丑陋行为。这些都是贴近生活，切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一个文学需求。王跃文用敏锐的眼睛透视了**的根源和人的要害性因素，折射出作家始终保持着清醒深刻的洞察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说明文学已经具有深层的批判意识，这无疑是当代官场小说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
注释：
1阿尔蒙。鲍威尔：《比较政治学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转引于孟繁华：《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粤海风》2002年第6期）
2王跃文：《官场无故事·自序》，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萍：《王跃文官场小说的艺术美》，《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2。孟繁华：《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粤海风》2002年第6期。
3。刘起林：《官本位生态的市俗化长卷――论《图画》的价值包容度》，《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4。段崇轩：《官场与人性的纠缠――评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01年第2期。
5。张韧：《王跃文小说印象》，《理论与创作》1998年第5期。
6。陈成才：《艰难而生动的诉说》，《学术论坛》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