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医院后,邵长水马上回到那个小宾馆,匆匆办了退房手续,本想马上离开这个边境小城,当晚就赶回省城去。但是,车出了城,飞一般地跑了十来公里,却怎么也没法再往前走了。他浑身胀热,呼吸短促,手脚酸软,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清路况,也注意不到那些呼啸而过的大货车的状况。在通过一段破碎的路面时,他几乎没加任何处理,整个车被一个大坑颠飞了起来,脑袋猛地撞到车顶上,胸部也被方向盘重重地那么磕挤了一下。眼看失控后的车子斜刺着直向路边的水泥护栏冲去,他这时突然清醒过来,惊慌中,本能地去点了两脚刹车,又往回打了半把方向。车几乎擦着那水泥护栏,又往前滑行了那么几十米,才慢慢停住了。

  脑袋嗡嗡地胀疼,胸口也隐隐闷疼。不知何时,车外淅淅沥沥下开了小雨。听着小雨均匀地打在挡风玻璃和车顶上的窸窣声,过了好大一会儿,浑身一直紧绷着的他,才慢慢有所松弛下来。借着大灯的强光,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前后左右的情况。发现路的左前方不远处有个出口,出口外连着一条并不太宽的砂石路。黑暗中看不清这条砂石路到底通向何处,但砂石路两旁各栽种着一排高大的杨树,在黑夜里,这些拥有粗大树身和巨大树冠的老树,把这条路掩蔽得很严密。他这时正需要一个比较清静而又确保自己不受干扰的地方,停了车,让自己认认真真地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好好评估一下。于是松了手刹,挂上一档,慢慢把车踅进那砂石路口,又往里走了二三十米,这才完全停了车,灭了灯,熄了火,松开安全带扣,长吐出一口气,往座椅上一靠,忍着头部的胀疼,对自己面临的局势,细细检点起来。

  首先他确定,自己在事发后,立即慌急慌忙地离开这小城,是非常不明智的。假如,劳爷确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谋杀”的,那么“凶手”一定早就盯上了劳爷,因此一定也掌握了他邵长水的动态。甚至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凶手”决定今天对劳爷下手,很可能跟他俩今天的这个见面不无关系。(跟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个最新决定也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凶手”,或“凶手”背后的人,不希望劳爷把他近几个月来调查了解所得,交到邵长水手里,所以抢在他俩细谈前,下此“毒手”“灭口”。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事发后不久,他突然“失踪”,离开了这个小城,只能被这帮人认为,他已经从劳爷嘴里得到了什么情况,他们就会或明或暗地追踪过来,要纠缠他,控制他,甚至在必要时,也未尝不会对他下什么“毒手”,以图“灭口”。为此,现在他必须以一个平常人的平常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以便能让他们错以为,他从劳爷那儿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假如不是谋杀呢?那自己更没必要这样“匆匆逃离”此地了。他更有那样的义务,留下来帮着把劳爷的后事料理好。

  总之,不管是谋杀,还是不是谋杀,保持平静,暂时留下,是惟一恰当的做法。留下,看一看,也许还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呢?

  慌个啥嘛!

  想到这里,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稳住自己的情绪,掏出手机,给小宾馆前台打了个电话,说明自己就是刚才退房的客人,并亮明了自己省公安厅刑警的身份,是来此地办案的;并问,在我退房这段时间里,有人来打听过我吗?听到前台服务员回答说没有,他稍稍松了口气,立即又关照道,因为工作需要,他得马上回来,还要住原来的那个房间,并请他们在电脑里删去刚才退房的记录。

  赶回那个小宾馆,他怕已经有人在监视这地方了,便没像先前似的,大大方方地从正前方进入小宾馆大门口的停车位,而是绕到后门,把车停到后院一个背静的角落里。他也没直接到前台去取房门钥匙,也没坐电梯上楼,而是走安全通道,爬楼上了自己住的那一层;到房间门口,才打电话让前台服务员把房门钥匙送到他手上。接过钥匙前,他掏出带有金属警徽牌牌儿的刑警证,让那个前台服务员看过,然后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他,不管有谁来打听,都不能跟他们说,他刚才退过房。“这是破案的需要。千万别跟我二五眼了。啊?”他再次强调了一遍。那服务员忙点点头,问:“假如有人来找你,让见不让见?”他说:“除了别透露我退过房,别的,该干吗还干吗。真有人来找我,你们得问明白来人的姓名和单位,先往我房间里打个电话通报一下。”

  送走服务员,他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关掉大灯,只开一盏台灯,戴上手套,既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从手包里掏出劳爷塞进去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一个袖珍的小记事本儿,另一件是一把形状颇有点怪异的钥匙。这两件东西上,现在都沾着劳爷的血。袖珍的小记事本做得十分精致,仿羊皮的封面上,烙着凹凸不平的几个俄文字母“HEPKA”,页边都镀着金粉。扉页上还印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后来邵长水打听到,这种鱼是出产于俄国中部著名的勒拿河里的红鳟鱼,而“HEPKA”这几个字在俄文里,也就是“红鳟鱼”的意思。)打开记事本,大部分的页面都是空白的。只有一头一尾,各有几页是写了字的。头上的几页,写的全是英文字母。邵长水懂一点英语,根据他掌握的那一点英语单词和英语拼写知识,他断定,这些英文字母完全是无序罗列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是借用英文字母,劳爷自创设计的一种“密码语言”(?)。记事本的最后几页上,倒是让人看得挺明白,那里抄写了一份五笔字型的字根表。看来,下海后,劳爷为了让自己适应新岗位的需要,学习在电脑上使用五笔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五笔输入法,有它的优点,但它的难度恰恰就在初学时,必须熟记大量的字根符号。许多年轻人都怕学这“五笔”。相对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就更不是件简单的事了。看来,他学得也不轻松,把这些字根认真抄在记事本上,随身带着,以备随时查用,方便记忆。“唉,这个赶时髦的老头……”邵长水轻轻地感叹道。而那把钥匙,方头,扁平,窄长,缺口部分全是一些大小不等的正方形。它指定不是常见的老式门上那种撞锁的钥匙,也不会是时兴的防盗门上的那种多棱形的钥匙。它会不会是劳爷自己在这小城里居住的那个单元房的门钥匙呢?他是个敏感多疑,而戒备心又挺重的人,他有可能把自己房门上的锁换成某种新式的锁。但邵长水又想,假如是他房门上的钥匙,那应该是一把经常使用的钥匙,按常规,它应该和别的那些经常使用的钥匙串在一起,应该是一大串。“车祸”是突发的。他不可能事先就想好了要出事,事先就把这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准备着交给邵长水。当时劳爷从手包里取出这把钥匙时,既没有那个可能,也确实不是从钥匙串上取下它的。这一点邵长水记得非常清楚,劳爷是一下就掏出它来的。也就是说,它在劳爷的手包里,一直是单独存放着的。或者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在车祸之前,劳爷就把它单独取下来,放在手包里了。那么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它有可能是一把开启什么锁的钥匙呢?劳爷在预感自己生命之源将不续时,居然把它和那几页“乱七八糟”的英文字母一起,当作“十万火急”、“万分重要”的东西,留给那时那刻他认为惟一值得信赖的邵长水。他想干什么?他想告诉他什么?他想让他去找什么?保存什么?躲开什么?……

  这一连串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死是“谋杀”?

  邵长水仔细端详着那把钥匙。钥匙尾部的方孔上系着一块真皮做的钥匙坠。这是块椭圆形的皮子。皮子的边缘整齐地轧出一圈锯齿形的花纹。整块皮子跟一只压扁了的鸡蛋差不多大小。皮子的糙面上隐约可见用圆珠笔写着几个英文字母:“GWTYOAG”。同样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字母组合。邵长水努力把它们分拆开来解释。假如只是“GW”,那是制导武器“GuidedWeapon”的缩写。后头的“TY”则是英语中“总产量”(TotalYield)的缩写。如果再加上后面的几个字母,又没意义了。难道说,这把钥匙能开启某种制导武器的总产量的秘密?这种解释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有点荒诞不稽。再分拆开来看,前头三个大写字母“G、W、T”再加一个字母“W”,则是那本著名的通俗小说《飘》或《乱世佳人》的原著名《随风飘去》(《GoneWiththeWind》)的英文缩写。但这里在“G、W、T”之后,并没有什么“W”,再加上后头的那五个“T、Y、O、A、G”字母,却同样读不出任何意义来。

  那么这七个字母排列在一起,到底说明什么?

  解释这七个字母都这么费劲,那好几页的无序英文字母组合就更不知怎么去破解了。

  这老小子在跟人玩啥呢?

  正在踌躇为难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边境小城夜雨的寂静中,那老式拨号电话机的铃声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头皮都会为之一乍一麻。邵长水本能地跳起,忙拿手包把桌上那两件东西遮盖起来,这才折身去接电话。电话是前台服务员打来的。他告诉他,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一个叫邵长水的旅客,是否退房走了?

  “你怎么跟他说的?”邵长水忙问。

  “就按您吩咐的说的。我说,我帮你上电脑里查一下。然后,故意耽搁了一小会儿,再回他话,说您没退房。我没说错吧?”

  “你没问打电话的这人,他是谁?”

  “问了……”

  “他怎么回答的?”

  “那家伙贼凶,恶狠狠地拽了我一句说,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啥?说完,啪的一下,就把电话撂了。”

  “哦……谢谢你了……”

  放下电话,邵长水倒有些紧张起来。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不能那么太有把握地肯定,那场导致劳爷死亡的车祸,就是“谋杀”,那么,现在他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定,这是一场谋杀。

  如果不是“谋杀”,不会有人特地打电话来追问他的去向的。无论是在省城,还是在这边境小城,除了李敏分等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没人知道他邵长水来这儿找劳爷说事儿,更不会有人知道他住在这个小宾馆里。甚至连李敏分都还不知道他住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只跟劳爷一个人说过他这住处。他们打电话到这儿来查询他的下落和去向,只说明他们的确在严密监视劳爷一举一动,通过这个监视,同时也掌握了他邵长水的住处。就是这帮一直在严密监视劳爷的家伙,制造了这起“车祸”。劳爷预感到了这一点,也直觉到了这一点。

  这时,邵长水意识到,自己决定返回,的确是个“英明”决策。他马上回到医院,又去劳爷就职的那个盛唐公司,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询问这起“交通事故”的处理情况,询问劳爷遗体处理情况。然后又给李敏分打电话通报了这些情况。他告诉盛唐公司方面的人,省厅刑侦总队近期要举办一个侦查员培训班。他是来约请劳爷去讲课的。可惜啊,居然出了这样的事……

  第二天,劳爷的妻子、女儿赶到这边境小城陶里根。省厅也派人来参与料理劳爷后事。邵长水便在连绵不断的细雨朦胧之中,悄悄地撤离了陶里根……

  回到省城,同样的雨居然还在下着。一场细雨范围下得这么大,时间下得这么长,在这高纬度的北中国,还真不多见。在一般人看来,这应该是一场好雨。高纬度地区城市里的冬天,总是很脏。无数个取暖用的煤炉,伸出无数根锈迹斑斑的铁皮烟囱管,它们产出的粉尘和渣屑,会把雪都染黑。人们总是等待春雨来洗刷大地,还他们一个洁净的世界。但在邵长水看来,眼前这场雨,恰似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样,阴暗和湿冷。“救我……救救我……”他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劳爷这个哀告声在自己耳边反复响起,也无法阻止眼前一再出现劳爷要求转院治疗的情景。一再出现劳爷被推进手术室去的那一刻,脸上出现的那种完全绝望、完全恐惧、完全无奈的神情。他不明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定情景,特定力量,会把一个如此干练老到的人逼成这样?邵长水觉得,一个人只有在被没顶而来的巨大漩涡吞没的那一瞬间,才会出现这种完全绝望、完全恐惧和完全无助无奈的神情。他确信,如果仅仅是肌体上的挫伤,即便是十分严重的挫伤,也不可能让劳爷这样的人产生这样一种“绝望”和“恐惧”。从警这么多年,劳某人肯定不是头一回受伤,更不是头一回遭遇车祸。虽然他妻子说他伤病时特爱哼哼,那也是在家里,在他妻子跟前。即便那样,也肯定不会无聊到“无助”和“恐惧”的地步,更不可能因此而发出“绝望”的哀鸣,说出“救救我”之类哀求的话。劳爷为人历来自信。但这一回却完全丢失了自信。他不愿死去。但这一刻,他却清清楚楚地挣扎在死的不可抗拒之中……为此,他后悔自己所做的那一切了吗?邵长水从他努力想睁开的眼皮上,从他哆嗦的嘴唇上,从他抽动的眉尖上,从他不甘心松开、却又不得不松开的双手上,感觉到,有一种叫“后悔”的阴影已经逐渐地蒙蔽住了他的全身……

  到底是怎样一种力量,居然能使劳爷这样一个人的心态最终发生如此巨大的“畸变”?它深深震撼了邵长水,这是一种平生从未感受过的“震撼”。说起来,都有点像一个孩子突然瞧见自己最崇敬的父亲被人戴上了手铐,押上囚车那一瞬间所受到的震撼一样……

  ……

  回省城的这一路上,邵长水把车开得十分小心。李敏分在电话里再三提醒他:“千万千万要给我注意安全。实在不行,你就把车撂在市局院子里,甭管它了,坐飞机回来。陶里根每天都有一个航班直飞省城,现在不是旅游旺季,机票还是好买的,折扣也打得挺厉害。你千万别给我省这钱!”但,邵长水还是没坐飞机。不是舍不得那点机票钱,是不舍得把那辆七八成新的丰田越野留在市局院子里,请市局的同志暂为保管。他太知道基层县局市局那帮年轻小子的“德性”了。你要把一辆高档进口车交给他们保管,就等于委托一群“饿狼”保管一块“带血的新鲜五花肉”,还能有个好?但“安全”的确是要注意的。来的时候,这一路,邵长水走了约八九小时。这回去,他整整走了十四五个小时。不只是遵照李敏分的“叮嘱”,放慢了行车速度,更重要的是他压根儿就没走原先的国道和高速。尤其是高速,通常情况下,每天几乎都会出几起车祸,撞几辆车,死个把人。如果有人存心要在高速上害你,出了事,还真让人整不明白真相。于是,在某些路段上,邵长水不仅不走高速和国道,甚至都不敢走省道,索性甩开大道,一头攮进广阔的原野之中走乡村小道,让你压根儿就摸不着他的行踪,找不见他的去向。傍黑时,你瞧着他拐进路边“姐妹花”小饭馆,点了大盘的“杀猪菜”、“手撕肉”,要了当地用纯高粱蒸的六十二度白酒,边吃,还边跟那对二十啷当岁的“姐妹花”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似乎当晚铁定是要在小饭馆后院那用水泥预制板搭起来的“住宿部”住下了,或者还有可能跟那对“姐妹花”成就一番“好事”。但到明天早晨你再看,他早走了。肉吃了不少,酒基本没喝。等天黑透,餐厅旁的“卡拉OK厅”亮起红红绿绿的串儿灯,破旧的低音炮里不断传出让人忘乎一切的轰鸣声时,他悄悄上路了。摸黑慢慢开出一两里地,才开亮车灯,加大油门,一直到离省城还有一百来公里时,他才突然拐上高速,以一百四五十码的车速,飞一般直扑省城,直扑李敏分家。敲开李敏分家小院的门,一夜没睡的李敏分,焦急万分地问,怎么走那么长时间?怎么把手机也关了?你要急死人呢?!!邵长水啥也不说,只是揉着酸涩疼痛的腰肢,一屁股坐倒在那只深棕色的磨砂皮小沙发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指着暖瓶和水杯,嘶哑着嗓门,说了一句:“先给我倒杯水,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