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汇丽的征地计划已经批了下来，沈一飞也放了出来，他们请郑天良在红磨坊吃饭，酒过三巡，沈汇丽别有用心地对郑天良悄悄地说了一句：“老板，你已经有两个多星期都没答应跟我一起唱歌了。”沈汇丽在“唱歌”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郑天良当然懂得沈汇丽此时说唱歌的真实含义，但他还是将错就错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太忙了，连吃饭都没时间，更顾不上唱歌了。”
正说着，郑天良的电话响了，吴成业在电话里说：“已经快三点了，怎么还没到办公室来。”郑天良发觉这顿饭吃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他就对在座的说：“我要回办公室有事，你们继续聊吧。”说着站起身就走了，他知道吴成业找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但他又不能向酒桌上的人说。
刚刚担任县纪委副书记的吴成业似乎在抓经济案件上比任何人都要积极，在这次清产核资和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都移交给了县纪委，目前已经抓了三个，撤了六个，还有十几个人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
郑天良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吴成业站在郑天良办公室里看墙上的合安县地图。两个人这些年已经很少有来往，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少了许多随意和轻松，吴成业见郑天良满脸通红，就说：“我看你这位县长大人现在越来越如鱼得水了，不要脸喝红了心变黑了，也不要哪天逮到我的手里，让我跟你过不去。”
郑天良听到这话非常刺耳，自己的女儿被他家儿子拐到了南方，吴成业对此从来没有发表过一句家长的意见，郑天良当然不会跟他讨论儿女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女儿跟吴成业儿子的关系定位在同乡同学的关系上。不知怎么，这些年来，他看吴成业越来越不顺眼，这个人一副反革命分子的样子，牢骚多，怪话多，副科级一干就是十几年，眼睛里从来没有上级。郑天良见吴成业出言不逊，就反唇相讥说：“我真要是有什么问题了，好像还轮不到你来查，除非明天早上你就升为市纪委书记。”
吴成业没有跟郑天良纠缠，他开门见山地说：“沈一飞是放出来了，但他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郑天良说：“沈一飞主动将钱捐给了福利院，这种行为正是拒腐蚀永不沾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充分肯定并要对这样的同志进行重用，县委已经研究过了，沈一飞的责任感是非观很强，他马上就要出任啤酒厂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啤酒厂的工作。”
吴成业说：“你不要再给我打什么掩护了，我们已经经过笔迹鉴定了，沈一飞捐出去的真正的日期应该是最近这一个月内，而不是去年九月，这种典型的弄虚作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是迫于审计的压力做出的一种无奈之举。所以我已经向县纪委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对沈一飞实行双规，也许还有更多的问题被掩盖着，他都敢这样弄虚作假来欺骗组织，他还有什么事不敢干。”
郑天良一听这话，心里有些慌了，但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又故作镇静地说：“你是代表县纪委来跟我谈话，还是代表你个人？”
吴成业是一个说话不会拐弯的人，他说：“我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个人，我是向你核实一下沈一飞这个人的一贯表现，也想争取你这个分管县长的支持。”
郑天良说：“沈一飞一贯表现很好，我个人反对对沈一飞采取措施。你那个鉴定不具备权威性，所以你无论代表纪委还是代表个人，我都要申明一点，纪委既是在捍卫党的纪律，更是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不能带着整人的目的去抓党纪，沈一飞的事情县委常委会上我们已经做了结论，而且也向纪委通报过了，沈一飞在这件事中本来就是被动的，而且是田来有强行塞给他的，无论是当时捐的，还是后来捐的，他在主观上都没有对这八千块钱有据为已有的主观故意。看问题要客观，要多角度地看。”
吴成业说：“我不管你怎么解释，反正我的意见是，这个案子要重新审理。笔迹鉴定我可以带到省公安厅去做。”
郑天良说：“你是不是被打成了十几年反革命，对所有自由生活的人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我再问你一句，就八千块钱也值得你揪住死死不放，而且人家提前都捐了出去。你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沈一飞是在我手里提拨起来的，你不把他送进牢里，心里不平衡，是不是？那好吧，只要县委能通得过，你马上就可以把沈一飞带走。我不想对你解释了，我马上还要到工业区去，你看着办吧。”
郑天良拂袖而去，他将吴成业扔在办公室里。吴成业看着屋外稀薄的阳光，两手抄在袖子里，擤了一把鼻涕，走了。
第二天，郑天良建议宣中阳召开常委会，立即任命沈一飞为啤酒厂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啤酒厂全面工作。郑天良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常委副县长，任命一个副科级的临时小组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会上几乎没怎么讨论就通过了。文件下达后，县纪委常委会面对着县委的文件当然不能再采纳吴成业的意见了。因为说到底也就是八千块钱的事，虽说五千块钱就算重大的经济犯罪，但真要是八千块钱都双规逮捕，那监狱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几千块钱，有时也只够吃一顿饭。
县城太小，一有风吹草动，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产核资和审计联合小组进驻工业区后，县里的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在酒桌上茶楼里议论开了。他们希望局面越乱越好，领导们之间斗得越凶越好，田来有“双规”，杨功成被捕，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区的厂长经理们正在接受调查，一时间，县城里风声鹤唳，谣言四起，老百姓当然期待着抓的人越多越好，这会使他们贫穷而又无法享受腐败的平庸生活变得踏实和自信起来。县城政界的主要观点是，对工业区采取的行动是叶正亭对黄以恒地方势力的一次政治清洗，郑天良在这次清洗中冲锋陷阵是对黄以恒这么多年压制他的一种反抗，也是他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人说，宣中阳肯定要调离合安，郑天良接任县长或书记的可能性相当大，这种政治走势在这一年秋天更加明朗。
自叶正亭来合安调研后，黄以恒再也没有来过合安，也没对合安发表过任何一次具体的讲话和指示，宣中阳也没有了以前的气势和劲头，他有一种得过且过穷于应付的架势。郑天良在叶正亭的支持下，已经成了合安说一不二的人，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宣传部孟强部长要求县电视台成立一个专项报道组，及时准确地将郑县长抓经济工作的镜头报道出来，他对电视台台长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合安经济改革力度的关键时期，电视台成立专项报道组是宣传中心工作的需要。孟强向郑天良汇报了这件事，郑天良说：“孟部长，不要多报道我的镜头，县里要突出宣县长的核心地位，请你们把握好分寸。”孟部长说：“我们宣传工作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开展的，所以这不是突出你郑县长，而是突出我们的宣传方针。”郑天良点点头，然后请孟强部长晚上一起共进了晚餐，蓝湖宾馆的总经理安排了最好的一个包厢“天柱厅”，郑天良又邀来了沈一飞、赵全福、沈汇丽等人作陪，酒桌上，郑天良对孟强说：“赵全福已经宣传得很多，他是我们县的明星企业家，名声在外了。小沈这次回家乡来投资，开发我们县最现代化最时尚的住宅小区罗马假日花园，手续已经全部办下来了，一旦开工，你们要多多宣传。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少宣传，要把企业家推到新闻宣传的前台去，我提一点意见，供孟部长参考。”孟部长说宣传企业家是肯定的，小沈回来投资我们会作为重点宣传的。沈汇丽有些情绪激动，就很夸张地跟孟部长喝了个双杯，赵全福说郑县长偏心，沈汇丽就说赵全福为富不仁。喝酒的气氛相当热烈。沈汇丽是歪歪斜斜地离开酒桌的，临走前，她抓住了郑天良的手，手指狠狠地抠着郑天良的手心，郑天良让赵全福的总裁助理于文红扶住沈汇丽，说：“小沈喝多了，你照顾一下。”于文红迅速上前架住了沈汇丽的胳膊。沈汇丽醉眼惺忪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什么时候陪我唱歌呀？都快一个月了。”
郑天良没有理睬沈汇丽，他跟孟强部长说笑着向外走去。郑天良有些后悔让沈汇丽来，本来是想帮她宣传宣传，可她太容易失态。
郑天良回办公室看材料，发现东头宣中阳办公室的灯也亮着，他就走过去，敲门进去了。宣中阳见郑天良进来后就站起来让座，郑天良坐在宣中阳对面，两个人点上烟开始说话。宣中阳说：“晚上没回去休息？”郑天良说：“你和正亭书记将这么重的担子压到我的身上，回家也睡不踏实，所以就利用晚上时间处理一些材料。合和的报告已经送上来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在常委会上议一议，正亭书记要求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要大一点。我看可以让合和厂回迁县城。现在将这么好的一个企业办在乡下是影响我们县改革形象的。”
宣中阳说：“老郑呀，你的意思我懂。但有一点应该要慎重考虑一下，迁厂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又不要县里拿钱，完全是应该支持的，但你想过没有，合和厂当初作为乡镇企业迁回乡下是黄市长的意见，现在已经变成民营个体企业了，让这个厂迁回来是不是要证明黄市长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是不是在客观上用民营企业来压目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而且你还要让合和厂迁到工业区里成为啤酒厂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嘛？”
郑天良笑了笑，没有正面接宣中阳的话，只是笼统地说：“宣县长，你说这话就有些上纲上线了，我看问题没那么严重。”
宣中阳说：“不是我看得严重了，而是你本来就做得很严重。啤酒厂当初是在合和厂的厂址上建起来的，你现在要让合和再迁回来用酱菜厂压啤酒厂，是不是做得太不含蓄了？我不说，别人会说，舆论会说，你是封不住老百姓的嘴的。再说，啤酒厂今年下半年通过我们的努力已经走出了困境，明年实现赢利已成定局。我同意你在叶书记没来之前对工业区的评价，工业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思路也是正确的，目前的困难完全是暂时的，甚至是人为的。我们共产党的县委连这几个企业都管不好，还要我们干什么？”
郑天良看着一贯沉稳的宣中阳有些情绪化了，他反而镇静了起来：“宣县长，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即使正亭书记来调研的时候我在会上都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说半个不字，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立场。现在的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完全是市委的决定，而且是为下一步改革做准备的。只要市委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下达明确的指示，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宣中阳说：“但是你已经让田来有进去了，也让杨功成被捕了，还有十几个厂长经理们惶惶不可终日，这哪里是在清产核资，简直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整人。都抓进去了，谁来干活？”
郑天良看到有一个苍蝇在深秋夜晚的光线中软弱无力地飞行着，他看着苍白灯光下的苍蝇走投无路，他的视线沿着苍蝇飞行的轨迹左右移动着。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清产核资出现的问题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而且老田这么大年纪了，还干出这些事来，为了区区几万块钱，把自己的名誉都毁了，实在不值得，我也很痛心。你要找吴成业谈谈，这个同志就希望我们出事，我前天已经跟他严肃地指出来了，纪委要为经济建设帮忙而不要添乱，你看他一见到谁有问题了马上就兴奋。老田的事审计部门要是事先向我汇报，我肯定要按住不动，这倒不是保护腐败，而是本着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干了一辈子了，不容易，偶尔有个过失，内部消化了不就得了。而纪委和检察院是靠抓人多少来评定工作成绩的，抓的越多成绩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办法，我们到市里去跑一跑，找正亭书记和黄市长说一说，能不能网开一面，不要弄到检察院去，让老田把钱退了，回来后再说。”
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对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因为叶正亭知道田来有是黄以恒重用的人，现在已经被“双规”，下一步是不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叶正亭在黄以恒讲完后，劈头盖脸地将郑天良训了一通：“你今天根本不是来汇报工作的，而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耍什么滑头？有你这么汇报的吗？没有具体数字，没有详细的情况分析，没有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没有对未来的整体思路，我不知道你郑天良这个全省最早的乡镇企业明星书记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水货？如果下一次你还是这样来汇报工作的话，我就请你让贤，你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我和黄市长的时间。”
郑天良抹着鼻尖上的细汗，声音软弱地为自己辩护说：“叶书记黄市长，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我们只是简要地汇报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明天就报来。”
叶正亭严厉地说：“所以你们就打着汇报的幌子来为田来有说情，搞什么名堂！田来有不抓起来，你们合安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田来有前仆后继。搞经济建设，领导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是绝对不能用的。之所以让你协助中阳同志抓经济工作，就是因为许多同志反映你的作风一贯是正派廉洁的，看来对你要重新认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在河远一天，就不会让腐败分子安稳地过日子，谁也不行！”
郑天良和宣中阳等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们非常失败地离开了市委办公大楼。黄以恒让二位中午留下来吃饭，宣中阳和郑天良都说要赶回去有事，就告辞了。走出了飘扬着旗子的大楼后，郑天良对宣中阳说：“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好，虽然碰了个鼻青脸肿，但我们对老田是仁至义尽了。”宣中阳没有搭腔，一脸的无奈。郑天良说他还要到经委去一下，宣中阳就先回去了。
郑天良住进地处偏僻的“鸿运宾馆”后，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从公文包里掏出十万块钱，他感到这包钱放在身边就像怀里揣了一颗劣质手榴弹，随时都要爆炸，他想把这颗手榴弹扔掉，扔到河远的银行里，这样安全一些。中午一个人在餐厅吃了饭后，趁着中午所有的人都下班回家吃饭的空档，郑天良戴上太阳镜悄悄下楼上了出租车，见四周没有一个熟人，他叫出租车开到市郊开发区的一个中行营业部，营业部里没有一个人，他匆忙地推门进去，将太阳镜压低在鼻梁上，憋着声音在柜台上用十万块钱换了一张存单，在填写存款人姓名时，郑天良写上了“周玉英”三个字，柜台里那位嘴上涂满了口红的女员工扬起又细又弯的眉毛问郑天良“你是周玉英？”郑天良心里一惊，然后又反戈一击道，“有什么不妥当吗？”女员工笑了起来，她说“没什么，因为我婆婆也叫周玉英，没想到你跟婆婆是一个名字”。郑天良稳定了一下墨镜，说，“看来我和你婆婆还有些缘分。”说着打了一个响指，做出一付玩世不恭的大款神情。
回到宾馆，他摘下墨镜，然后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一无所有，只有抽水马桶放水的声音异常尖锐地经过他的耳膜，他怀疑是不是刚被人用过或有人来过？于是他很怀疑地盯着马桶，十五分钟过去了，马桶放水的声音一如既往。郑天良谨慎地走过去，掀开抽水马到成功桶盖，他发现原来是水箱漏水。其实他并不想上厕所，这种多此一举的动作从一开始就让他外强中干的表情四分五裂。此刻，他有些报复性地狠狠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然后又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午后灿烂的阳光被关在了屋外。白天的灯光有些别扭，它给人一种做作和故弄玄虚的氛围，这使郑天良对这个空间产生了部分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坐到房间的沙发上点燃了香烟，香烟在他的头顶上腾起柔软而安静的几缕青雾，惶惑的心溪水一样地逐渐平息下来。他从包里摸出了存单，他发现上面全是机械的图案和电脑打印的数字与符号，看不出一点人的痕迹来，存单其实就是一张纸，郑天良感到这张纸对他不构成威胁，心里就越来越踏实。抽完了烟，郑天良站起身倒在床上，他最先听到的是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么年来，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自己的呼吸的声音，这声音粗糙却均匀，缓慢却流畅，如同一架用了许多年的风箱，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风箱里进进出出几十年了。郑天良躺在松软的席梦思上浮想联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务，又像一个演员。特务和演员的主要行为就是表演，人活着也是表演，表演具有创造性，所以让人很振奋，很有成就感。如果说生活是一门艺术的话，生活的基本形式就应该是表演，表演才能产生出艺术。
就在郑天良想入非非的时候，手机响了，郑天良一惊，像听到警笛一样有短暂的紧张，但在确认了是手机铃声后，他镇定地打开电话，是叶正亭打来的。叶正亭问：“你回到合安了吗？”郑天良说是的。
郑天良说：“你赶紧准备好工业区各企业的对外招商引资的具体材料，尤其是对投资环境和投资优惠政策要介绍清楚，要突出工业区的规模效益，用铜板纸彩印工业区宣传画，下个月河远市要在深圳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我们已经在深圳广州和香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媒体上刊登了宣传广告，而且在全球重要的网站都发布了信息。你们工业区是重点，不对外融资，只能是死路一条。”
郑天良听了后非常振奋，他知道啤酒厂是想保也保不住了，工业区和啤酒厂就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1＋1＝2一样，转让股权和拍卖是唯一出路。当然即使再简单，他还是要将公式演绎一遍的，所以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电话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这太好了，我们合安的广大干部群众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但市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措施，再加上我们改革思路长期处于含糊状态，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真是无所适从。还有一点，我向叶书记要汇报一下，今天上午为田来有说情的事，你应该能看出来，我是被宣中阳拉来的。县官不如现管，你又要我平时多尊重宣中阳，所以我不得不来，这是团结的需要，也是无奈的选择，所以请叶书记能够谅解。”
叶正亭说：“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真是你郑天良来说情，我会立即就将你撤了。好在以恒同志与我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捞钱一方。”
郑天良在电话里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就是想干点事，对钱实在没多少兴趣，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放在身上还是个累赘。”
叶正亭说：“你不要再进行廉政表白了，赶紧把招商引资的宣传材料落实好。”
郑天良关上电话往松软的席梦思床上一倒，将十万元存单拿在手里，存单上生硬的数字和规范工整的图案像手铐脚镣一样地呈现在他的瞳孔里，他听到了手铐脚镣丁丁当当的声音，于是他匆忙地拿起电话拨响了赵全福的手机，他要让赵全福将这十万块钱拿回去，赵全福接通电话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发现了存单上是周玉英的名字，于是他对赵全福说的第一句话是：“没什么事，我是想问问合和这些年你总共赚了多少钱？”赵全福说：“我也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不过赚钱也都是少不了朋友们帮忙的，除了你郑老板我没给过你一分钱好处，其他朋友们的茶水费不付一些是说不过去的。你要是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一声就行了。”郑天良说：“没什么，我是随便问问。”郑天良合上电话又躺到了床上，这时，他发现屋顶上有一个暗褐色的斑点，他在猜测这个斑点究竟是蚊子还是苍蝇临死前留下的痕迹，也许是一个误入歧途的蛾子遭遇了最后一击留下的。他爬起来打开窗帘，然后坐在沙发上观察着斑点，屋外的阳光漏进来，斜射到屋顶上，斑点的颜色就渐渐地淡了起来，后来就在郑天良的视线里一片虚无了。
郑天良准备洗个澡后退房，然后立即回合安。
郑天良洗好澡后，他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裸体，这个已经日趋肥胖的裸体已经不属于周玉英一个女人了，它不是周玉英的专利，所以它已经占领过另外两个女人，这种裸体走私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罪恶感，也没有背负多少道德上的压力，他觉得男人的裸体本来就是为女人准备的，女人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从纯粹的性的意义上理解，占领一个女人和占领一万个女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不是道德或纪律或金钱的约束，任何男人都是愿意占领更多女人的，克林顿也不例外。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但大多数人都不这样讲。这也应验了，嘴上讲的行动中不干，行动中干的嘴上不讲，这不是人的虚伪，而是人生存表演的一种基本素质。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戴着面具跳舞的，但所有的人都在文明的面纱下将自己打扮得无比纯洁，克林顿要不是那个莱温斯基的朋友为钱所诱惑而出卖了克林顿，克林顿就是纯洁的，他的西装领带上看不出丝毫淫荡的迹象，还有王宝森、陈希同这些比他官大得多的老党员老首长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郑天良跟这些同志比，简直就是一个害虐疾的小蚂蚁，这样一想，他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裸体一贫如洗，裤裆里的器官无比自卑。
他裸体走出卫生间踩在松软的地毯上，踩地毯的感觉很像接受异性按摩。正准备穿衣服，电话又响了，是沈汇丽打来的，沈汇丽问：“老板，你怎么跑到河远去了，我到合安你就到河远，我回河远，你又到了合安。难道我们真的这么没缘份？”
郑天良一听是沈汇丽的声音，他的身体开始发热，在这个远离家乡远离熟悉目光的宾馆里，他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坚硬起来。他发觉自从调整分工后快一个多月了，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沈汇丽，颇有一种小人得志的自负，然而他并没有得志，更何况政治前途与拥有情人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他杞人忧天的表演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残忍和对沈汇丽的不尊重，于是，他对着电话说：“有没有缘份不在于你我是不是在一起，而是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你死我活。”
这句带有挑逗性的暗示使沈汇丽在电话里很纯洁地生气了：“老板，你说话怎么这样不正经，你在房间等我，我现在就赶回去找你算账。”
郑天良穿好衣服准备等沈汇丽跟他在床上算账，他一遍遍地回忆着红磨坊里的地毯以及地毯上的汗水，那些清晰的细节就像黄色录像一样在这个黄昏的空间里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发觉男人在回忆自己的艳遇的时候记忆力最好。
一个半小时后，宾馆房间的门轻轻地敲响了，郑天良毫无必要地整理了一下自己已经很流畅的头发，他在想是不是一见面就跟沈汇丽紧紧拥抱，省略纷繁复杂的前提直奔主题，还是循序渐进地层层深入。他感到这段日子很累，周玉英松弛的身体让他已经没有了激情，他跟周玉英那种例行公事的夫妻生活，简直就像一个管理很差的单位应付上级检查一样。此刻，他想起沈汇丽风情万种的肉体，决定一进门就单刀直入。
门开了，郑天良正准备张开双臂箍住沈汇丽，但两条胳膊在半空中僵住了。他吃惊地发现沈汇丽身后紧挨着一个身体无比肥胖的男人。男人的脸上堆着笑。
沈汇丽进屋后关上门，向郑天良介绍说：“这位是万源建筑集团的总裁，万源先生，万老板。”
万源伸出柔软多肉的手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你好。多年前我还得到过郑县长的关照，给我发包了合安啤酒厂的工程。”
郑天良握着万源的手想起了十年前他将万源的钱交到县纪委的事，这个被他搞得狼狈不堪的老板最后还是工程中标了，郑天良却政治上落标到实验区当了主任。时过境迁，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也不会过分计较，郑天良握着万源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帮上你什么忙，差点还坏了你的事。”
万源满脸堆笑说：“哪里，哪里，郑县长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我非常钦佩你的原则性，只可惜像你这样的干部太少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你的做法我能理解，我想郑县长现在我求你帮忙，该不会将我轰出门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