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郑天良上班后提着一袋子钱直奔县纪委，纪委周书记看着一大堆钞票就像面对一堆炸药，他不敢接。他问：“郑县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纪委收你的钱一定要搞清楚来龙去脉，而且你最好先向黄书记汇报一下。”郑天良说：“实话告诉你吧，这是万源公司给我的工程回扣款五万元，死活推不掉，我只好交纪委，再由你们转交给县财政，现在我们的资金非常困难，多一分钱也是好的。”郑天良看着不够冷静的周书记就有些不满，他扳着脸提高音量说：“这是按规定上交的，是我们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不需要向黄书记汇报。你给我开一个收据就行了。”
纪委收下了郑天良上交的五万块钱，开具了收据。郑天良又叮嘱纪委周书记说：“此事不要对外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周书记谨慎地点点头，郑天良就有些出言不逊地说：“我担心你这纪委书记究竟是反腐败，还是腐败反你？”
黄以恒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他对郑天良说：“老郑呀，我完全同意你的做法，让你负责五八十工程我就像上了保险一样放心。”
郑天良有些火了：“这个纪委书记老周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呢，这种事说出来有什么意思，难道还要给我表扬授勋吗？”
黄以恒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件事让我知道算不上违反纪律。”
下午，郑天良接到了梁邦定书记从市委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梁书记充分肯定了他拒腐蚀永不沾的清正廉洁的作风，他说我发现和培养的年轻干部不仅能力强而且作风过硬我感到自豪和骄傲。郑天良对着话筒接受着市委书记的表扬，一开始是站着接的电话，腿酸了，他就坐了下来，还顺便从烟盒里拨出一支烟，划着火柴，边抽烟边接受表扬，他总觉得梁书记还应该辩证地说点别的什么，可梁书记说出的真相却超出了他的预料：“万源公司参加五八十工程建设我是知道的，省建行刘行长给我打过招呼，为什么我不给你打招呼，就是怕引起误会，现在经营活动中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我怕给你带来压力，我是向来保护年轻干部的。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一是肯定，二是坚决支持你的工程招标的方案。任何人也不能破例，经济建设不能以牺牲党的形象和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为代价。”
郑天良放下电话，心里一股暖流就涌上了心头，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愧疚的歉意，他以为这件事是梁书记插手的，可梁书记为了保护他，一直不给他打招呼，为了支持他，特地打电话给他信心。他想这可能是万源拉虎皮做大旗坑蒙拐骗的伎俩，他甚至怀疑刘行长也与此事无关，是万源跟宣中阳瞒天过海唱的双簧。但他又无法解释刘行长来的时候跟万源在一起喝酒。
黄以恒书记县长一身兼后，书记县长办公会就经常合在一起开，那些没进常委的副县长们经常在会前开玩笑说，黄书记兼县长我们都享受常委待遇了。黄以恒就说：“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们除了多干活外，还有什么待遇？”开会前的一些谈话总是轻松的，可会议一开始，话题就沉重了起来，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峻。今天的书记县长办公会主要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建设资金如何保证到位，二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评比要合安县推荐一位人选，市委要求这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不在基层推荐，要在县领导中产生，原因就是合安县的发展速度在全省后来居上，县级领导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讨论建设资金保证到位的问题时，黄以恒用中性的叙述语气对大家说：“现在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果工业区的电网建设都竖上电线杆可以省百分之四十的投入，但电路不埋入地下，一是影响工业区的现代化的水准，二是还有安全隐患，将来再改造还得花钱。啤酒厂工地眼看又要停工了，土建的资金必须立即到位，明年春进口设备还得要花五千万。省建行答应的六千万贷款现在又卡住了，一分钱也不贷过来，所以我们大家都想想办法，怎么再去疏通。现在这些掌权掌钱的老爷们，我们真是装够了孙子都不行，爷爷应该是疼孙子的，而他们不仅不疼孙子，还给手无缚鸡之力的孙子们小鞋穿。这是怎么回事呢？”
郑天良听出了黄以恒的话里似乎在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实际上是在说郑天良堵死了万源公司的路，让人家五万块钱打了水漂，结果省建行六千万贷款泡了汤，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黄以恒不知是在谴责省建行背信弃义，还是在说郑天良自作聪明误了县里的大事。总之黄以恒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以尖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官场之大忌。不公开尖锐并不是就丧失了尖锐的品质，绵里藏针，笑里藏刀就是另一种温柔的尖锐。
黄以恒不说，但田来有副县长站出来说话了，郑天良一直搞不明白会下总是笑眯眯的田来有一到会上就总跟他过不去。他收起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笑容，表情严厉地向郑天良挑战：“省建行六千万贷款不到位完全是老郑造成的，我就一直搞不懂，你老郑究竟是以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为重呢，还是以你个人的出风头为重呢？刘行长亲自来到合安考察贷款项目，又把万源请到了场，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你要人家刘行长跪下来求你赐给万源工程吗？而且宣中阳已经将底全都交给了你，你究竟是装糊涂，还是存心希望五八十工程在黄书记手里垮掉？五万块钱上交纪委，为什么不向黄书记汇报，为什么不想办法退给人家，自作主张交了后，为什么又让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好像别人都是贪官污吏，全县就你一个清官。这下好了，你为五八十工程已经挖好了坟墓，如何收场就看你的了。”
郑天良听着屋外的风声，他知道这个冬天在窗外正猛烈扫荡着一切残存的树叶和抵抗的烟囱。他不能容忍田来有的挑衅，于是他拍案而起：“你田来有算什么东西，除了讨好卖乖、出卖原则、无视党纪国法，你还能干什么？我在马坝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不就在县接待处负责倒酒泡茶和安排洗脚水，居然对我的工作都能指手划脚了。”
郑天良这些过激的语言无疑有点卖老资格和居功自傲以势压人的意思，但田来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跳起来说：“难道你还要躺在酱菜厂的酱缸里一辈子不爬起来？合和酱菜厂不也垮掉了吗，你卖什么老资格！你当公社书记，黄书记也是你的部下，所以你没有一天不希望黄书记继续听你的瞎指挥。省建行的钱是你搞黄的，还得要由你追回来。”
黄以恒先是不说话，当他们将话说得越来越过分的时候，黄以恒以一把手的权威制止了这种改变了性质的工作争执，他希望在这个会上能把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但不希望人身攻击的话出现在这个场合，于是，他将手中的红蓝两支铅笔自上而下地顿了两顿，像一个音乐指挥家在处理休止符时的姿势：“少说两句好不好，就事论事，讨论工作，不是讨论谁的功过是非，更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老田，你这个同志就是有些喜欢夸大事实，我不赞成。”
老田这个从接待处主任提上来的副县长，没有什么政治资本，底气不足，但他在捍卫领导尊严与意志上，他是可以杀身成仁的，许多年后，郑天良才知道，一个上级能当众批评你，有时候就是一种关心和爱护，如果要是能骂你的话，那你差不多就可以进入亲信行列了。批评和骂在特定的历史场合就是一种荣誉。
田来有脸色苍白，郑天良直喘粗气，两人都不再争论。问题通过争吵已经非常明确了，黄以恒又说：“我们有了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追究责任。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最大，如果我一开始就过问这件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所以省建行我们还得去，该烧的香还得烧，如果你们其他同志不愿去的话，我就再去省城，求人求多了，就麻木了，我得拉上市委梁书记给我壮胆子，他跟刘行长是当年的老同学。”
所有的人将目光瞄准了郑天良，郑天良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想强词夺理：“如果刘行长因为万源招标的事卡我们脖子，我就到省纪委、中纪委告他去！”
县委副书记乔岸打断了郑天良的话说：“老郑呀，你说刘行长卡我们脖子，证据呢？刘行长从来没有提过万源的事，既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批条子，你怎么告？”郑天良当然还没弄懂，刘行长来考察的时候让万源到场喝酒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人历来讲究含蓄，官场上许多事主要靠暗示，暗示和听懂暗示是官场的基本功。郑天良在这方面简直就连幼儿园还没毕业。
乔岸的话让郑天良非常沮丧，他像一头被制服的牛，心犹不甘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他只好拼命地抽烟，香烟深入肺腑，脑袋里一片浓雾。
谈完了贷款的事，就开始讨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选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郑天良，郑天良在县领导中的基本评价是，这个人算不上什么坏人，但绝对是不能沾的人，年轻时，很有魄力，走在改革前面，人到中年，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他的古怪与反常的言行使他已经逐步成为改革的阻碍和惰性力量。因此，他在县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人，确实在进入县政府大院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
县委副书记乔岸说黄以恒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为了合安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沤心沥血倍尝艰辛，所以大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眼看就要一致通过的时候，黄以恒说话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但我要说的是合安的改革与发展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是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在多次会议上都说过。所以我作为班长，如果把荣誉都留给我自己，这就等于认定了合安县改革发展是我个人的，群众的舆论也不好。”黄以恒喝了一口水，嗓音就清亮了起来：“我的意见是将郑天良同志推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候选人。”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提议感到很惊讶，在这个等于是清算郑天良严重失职的会议上居然又冒出了这么个截然相反的提议，人们都觉得这有点像在枪毙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当枪口已经对准脑袋的时候，突然拿枪的人宣布要给他授勋，刺刀下授勋是改革中出现的最高的仪式。
黄以恒清清嗓子说：“郑天良作为人选是当之无愧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郑天良从我跟他在朝阳公社共事开始就知道了他的为人，从不公款吃喝，吃食堂从不搞特殊化，朝阳公社也就是后来的马坝乡风气一直很正。这与他这个带头人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二是从来不徇私情，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本人，谁的夫人是在家待业的，谁的夫人只拿六十块钱生活费？没有。前不久，我还提到了将郑天良的爱人调到外贸局或商业局，人事局我也打了招呼，接收单位也落实了，可老郑就是不同意，他说回收公司七十多人都没安排，他不能搞特殊化。爱人跟他吵，他就是不答应。三是为官清廉，老郑从来都不用公款招待私人吃喝，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姐姐用了一次公车交了十块钱汽油费，这次万源的五万块钱贿赂款上交县纪委，虽然客观上造成了省建行贷款不到位，但不能说他上交贿赂款就是错误的，难道一个党员干部把五万块钱留下来居为已有就是对的吗？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次贷款事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把社会的不正之风造成了我们工作受阻的责任划到老郑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郑天良听着黄以恒的话，是真的被感动了，他觉得自己受了这么多委屈，只有黄以恒是最了解他的，他内心里产生了对黄以恒的真诚的愧意。进县政府以来，他总是对黄以恒的决策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进行否定，而黄以恒从来没有跟他发生过正面冲突，表现了一把手宽阔的胸怀和气度，虽说都是为了工作，但他内心里实际上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信任和心理的不平衡。然而郑天良很快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借口，他认定自己绝对是从工作的角度跟黄以恒唱反调的，而一旦争执的事情形成决议后，他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就拿合和酱菜厂搬迁和承包来说，虽说跟黄以恒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去厂里做说服动员工作。他觉得他是支持黄以恒工作的，他给“五八十”泼冷水是怕黄以恒在工作中出现更大的漏洞，他这种支持比田来有的肉麻的吹捧和毫无原则的赞扬更真实更诚恳。想到这些，他也就渐渐地内心平静了下来。
黄以恒以一把手强有力的论述证明了郑天良优秀共产党员的必然性，他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是不容更改的意见。一般说来，领导说话的语气和叙述态度就已经告诉你发扬民主的尺度和距离是多远了，有时候，领导的话一出口就知道讨论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做下级就一致说完全赞成或同意的话，不懂这一点，就说明你的修养还不够，功夫还不到家。所以今天黄以恒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很显然不是为了征求意见才这么说的。于是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田来有没说话，但他也没说反对，应该算是弃权，不过这一票弃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郑天良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就成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以恒问郑天良有什么话要说，郑天良被田来有一开会就将了一军，气得情绪有点扭曲了，所以黄以恒让他表态的时候，他仿佛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他第一次说了两句套话：“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也会把这个荣誉坚持和捍卫下去，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改革开放决不能以牺牲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我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我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虽然是候选人，但材料上报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郑天良从县城到省里同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们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央的表彰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前后十多天时间，郑天良好像一直在梦中飞行，那种神圣与庄严的感觉就像一个教徒终于聆听到了神的召唤和上帝的福音。
这一年冬天许多豪华而体面的场景成为郑天良一生最重要的记忆。十一年后，郑天良被枪毙前回忆起这一年冬天北方的天空和阳光，不禁潸然泪下。
吴成业反对同时建五条商贸大道，认为这是穷人摆阔；郑天良反对上啤酒厂，说合安县建五万吨啤酒厂是不切实际的左倾冒进。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即反对“五八十”工程，反对“五八十”工程，等于是反对黄以恒，而他们都是黄以恒在行政干部学院时的同学，小县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风吹草动全城都能感觉到摇晃，所以县城里的政界的人们都说这是“第三梯队”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当中，黄以恒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胸怀，以事业为重，以合安县经济发展的大局为重，忍让妥协，求同存异；也有些人挑拔说黄书记心太软，对两个反对派姑息迁就，这等于是政治上战略退却，等于是放任后院起火。不过，吴成业泥鳅翻不起大浪，他不过是城建局的一个副局长，就像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无关紧要标点符号，完全可以省略或忽略不计，而郑天良就不一样了，他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负责着工业区的建设，他的杀伤力足以毁掉“五八十”工程，而黄以恒不但没有听信别人的谗言，还把“五八十”工程的重中之重交给了郑天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吴成业反对后说不干就不干了，而郑天良却不一样，他虽然在会上反对，但他在会后仍然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形成的各项决议，工作照样地干，这就是说原则性比吴成业强。
吴成业在商贸大道建设中总是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和反对意见，黄以恒并不跟他计较，就让他在一边负责监管进度，决策上的事和投入的事就不让他插手了，拆迁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让他出去冲锋陷阵了，现在县里成立了拆迁办，合和酱菜厂厂长于江海已经被招工进了拆迁办，转了城镇户口，还当上拆迁办第三小组的组长，享受副股级干部待遇，黄以恒就此事征求郑天良意见时还说对于江海这样的顾全大局的同志应该给予重用，并让郑天良负责找于江海谈招工转户口当股级干部的事，这等于黄以恒出礼金让郑天良出面做人情，郑天良找于江海谈话，于江海很平静，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他不想再腌酱菜了。郑天良感到于江海似乎从一开始向他辞职的时候就有些蹊跷，也许他早就跟黄以恒联起手来准备对合和厂下手了，但郑天良不往深处想，他是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吴成业在于江海负责宏光大道沿途农户拆迁后，就轻松了许多，他有时嘴里哼着京剧看于江海跟老百姓打架，实在过分了，他就上前去拉架。于江海干了一个多月，脸上就被划出许多道血痕，凭着血迹斑斑的形象于江海迅速地转干了，成为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国家干部于江海下手更狠了，终于有一天被老百姓砸断了一条胳膊，住进了医院，黄以恒到医院看望了他，称赞他为合安的改革与发展付出了血的代价，黄以恒让宣中阳送去了“蜂王浆”和“中华鳖精”，于江海感动得当场就流下了泪水。郑天良去医院看于江海的时候将他骂了一顿：“我要是再看到你跟老百姓打架，我就叫公安局将你抓起来！”第二天宣中阳告诉于江海，打他的几个老百姓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拘留十五天，外加罚款。
黄以恒将吴成业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开始两人还开了几句玩笑。当领导有时候要学会跟下级开玩笑，开玩笑表示领导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容易造成与民同乐的氛围。黄以恒最近也学会了开玩笑，有下级说黄书记也开玩笑了，黄以恒就说这叫苦中作乐，工作压力这么大，不开开玩笑，让神经松弛一下，那自己的办公室就离马克思的办公室不远了，这话就很有些玩笑的成份了。大家就都笑了起来，那年头有一首歌叫《笑比哭好》，劝人们不管面对如何的挫折都要笑，然而像于江海那样，腿都被打断了你还要他笑，这是不大可能的。
黄以恒将吴成业按到沙发上坐下，就开玩笑说：“你们当过反革命的就是不一样，走路都是横着走，文革中当过反革命的人就跟当过老红军一样，资格太老，谁都不敢得罪你们这些反革命。”
吴成业也被这无拘无束的玩笑弄得情绪很轻松起来，他说：“当过反革命的人就像出家的和尚，牢都坐过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黄以恒说：“是呀，连林彪都敢反，还不敢反县委书记吗？”
吴成业说：“我可没反过你呀，你不能再给我打一次反革命了。”
黄以恒说：“你反‘五八十’工程，算不算反我呢？那我告诉你，‘五八十’垮了承担责任的是我，而不是郑天良和你，我的老同学，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觉得在老同学困难的时候应该帮我一把。”
话题渐渐切入正题。吴成业说：“我能做的事当然会做，我不能做的事想做也做不了。比如说，跟老百姓打架。”
黄以恒说：“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什么打架不打架的，这叫发生纠纷，出现纠纷妥善解决不就行了，怎么能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立起来呢？我今天找你来是让你做能做的事，你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给我设计一些民房总是可以的吧？”
吴成业说：“五条商贸大道你不让我设计，民房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黄以恒说：“商贸大道不是不让你设计，而是你不愿设计，县政府决定设计成统一的五层楼，你非要两层三层四层混着来，最后建出来就像参差不齐的狗牙一样难看，县政府能按照你的思路来吗？”
吴成业说：“不要再纠缠什么历史了，你要把我的历史翻出来，就是反革命。有什么事，你快点下指示吧！”
黄以恒说：“我们县已经被列入了全省改革试点县，所以我们无论经济建设还是城市建设、乡村建设都要走在全省的最前面。明年底工业区一期工程投产后，全省的改革试点现场会就在我县开，所以县政府决定，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示范会，经济腾飞的经验会，城乡一体化的观摩会，到时候五条商贸大道、工业区七大企业全面投产，合安县两年大变样的蓝图基本就实现了。现在我们为了强化试点县的内涵，决定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新建一个经济实验区，建成横跨三省的农产品、小商品批零集散中心，另外就是要在从邻县进入我县境内的十八公里沿线道路两旁建新型的农民新村，十八公里一字排开的两层小楼，要让省市领导们一进入到我县境内就要看到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
吴成业说：“你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农村真的到了那一步了吗？这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假大空那一套，如果每个老百姓都看透了共产党的干部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搞弄虚作假，他们还能相信你真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吗？”
黄以恒很平静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形象工程不等于是花架子，而是对客人的尊重和对自己发展的信心，如果你将合安县搞得又脏又乱苍蝇横飞屎尿遍地，是真实了，是显得很可怜了，是值得人同情了，外商和投资者可能会怜悯你，会给你送一些破棉袄旧鞋子，甚至还会捐一点钱让你买粮吃，但外商绝不会到这个破地方来投资的。你说是不是？你家里来客人总不会连马桶还放在屋里吧，美国政府接待中国首脑的时候，也要在白宫南草坪搞三军仪仗队、奏国歌升国旗吧，你能说这是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
吴成业还真辩不过黄以恒，他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对付他就接着说：“十八公里的两层小楼，钱呢？农民收入只有五六百元一年，一幢小楼少说得一两万，到哪儿去偷钱去？”
黄以恒以他一惯的举重若轻的语气说：“县里补一点，农民拿一点，银行贷一点，用三条腿走路，你看如何。现在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没有钱找我，拿不出图纸来就找你。套型由你定，尤其要强调厕所的位置和设计，厕所干净整洁和保证用上井水是新农村文明的标志。”
吴成业说：“我反对你这种形式主义，但我决定这次执行你的指示。”
黄以恒说：“我们的钱很紧，要体现实用和美观相统一，你可不能按资本家的公寓设计哟！”
吴成业说当然不能再犯县城中心广场上的雕塑错误了。县城中心广场刚刚竖起了一座三十六米高的不锈钢雕塑，花掉了近八十万元钱，还是专门从上海找专家设计的，吴成业认为设计得很好，三个抽象的女性托起一轮太阳，长发在风中飘扬，微仰的头颅眺望远方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可县城的老百姓不买帐，他们在雕塑落成的第二天就编出一句打油诗：
合安领导瞎屌干
造个雕塑八十万
三个女人托个蛋
要多难看多难看
这四句顺口溜传到了黄以恒的耳朵里，他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又去看了看，确实有点难看，太阳白森森的，是像个蛋，三个女性面部生硬而含糊，眼睛鼻子都看不清。也难怪老百姓不满意，这雕塑家搞那么抽象干什么，存心是让人看不懂。所以他内心里也很不安，这次决定请吴成业出马设计新农村别墅，最起码可以省设计费，而且有话还好商量，今天以开玩笑作为他们见面的开场白，效果确实不错。
然而，吴成业拿出来的设计方案让他很不满意。
吴成业设计的农民新村两层小楼总共设计了六种套型，不是供选择的，而是六种套型间隔使用，造成一种参差不齐和错落有致的变化，黄以恒听了介绍后说：“你又给我来狗牙交错了，这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就像一支迎接客人的仪仗队，要整齐统一，这是县长办公会上定下来的，如果这个歪戴帽子那个跷着二郎腿，这还像队伍吗？顶多是一支打了败仗的游兵散勇。”
吴成业说：“十八公里清一色麻将一样，没听说过。而且不符合基本的美学观点，建十八公里的房子，不对称的和谐是最起码的要求。”
黄以恒说：“你给我上美学课了，我听不懂。你不仅没按照县里的要求设计，而最大的问题是你将每户的水井都设计到楼的后面了，这样车辆经过这一路段时，就看到我们还没有吃上井水，而且改建的厕所也设计到了屋后，车辆经过时根本就看不到厕所。”
吴成业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水井和厕所究竟是给老百姓用的，还是让领导们看的？你这不是花架子是什么？”
黄以恒说：“你不要吵好不好？我们的建设方针除了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成就外，还要把农民别墅建成一支展示合安改革开放成就的迎宾仪仗队，建成一个改水改厕走在全省最前面的样板和示范，所以我事前一再跟你讲要从设计中体现出改厕的巨大变化。”
吴成业说：“任何人都不会把厕所和水井作为设计的目的，作为一个设计者所能做的只是如何突出房屋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如何让人们感觉不到厕所和水井的存在。”
黄以恒说：“你是专业权威，我们当然要听你的，但当专业和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说政治服从专业呢，还是专业服从政治呢？”
吴成业说：“按文革的观点来看，一切为政治服务，林彪就曾提出过不能用军事代替政治。那么我倒要请教你，现在是政治挂帅呢，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黄以恒心里暗暗叫苦，这个老反革命确实不是好对付的，于是他就岔开这个无聊的争执，说：“小平同志讲了，办实事，不争论。所以我想请你能不能修改一下设计方案，筛选出一种最好的套型作为统一的建设标准，另外就是要将水井和改进的卫生厕所位置移到楼的前面来，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都能看到。”
吴成业笑了起来：“将厕所放在楼前面？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如此漂亮的楼房设计。”
黄以恒说：“当然不能放在屋里，毕竟没有自来水冲，只能用井水冲，井放在楼前不难看，但厕所放在前面也肯定不雅观，我们之所以请你这个专家，就是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既看到了厕所，又感觉不出是厕所，这关键就是要靠你发挥专长了。”
吴成业说：“那么就请你另请高明吧。我是坚决不会这么做的，厕所放在家门前，夏天东南风一吹，家里全是厕所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县领导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出风头，连厕所也要当演员。我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