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故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女性，当时又都是待字闺中理应谈婚论嫁的年龄，要是缺了男士出场，肯定会很令人遗憾和奇隆的。
其实，我们的男主人公早就闪亮登场了，不仅组织了那场文艺演出，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那场波澜起伏令人惊叹的算盘比赛，那个镇定从容、不失原则又善灵活机变，博得上上下下一致满意的考官就是李寅国。还有一位男士也早已亮相，就是第一个在大礼堂里喊出“春秋平分”的人，叫柴放，时任一车间副主任，主抓生产，机械组装技术的骨干，车钳铆电焊，样样拿得起，工友们喊他柴大拿。还须特别说明一点，当时李寅国和柴放还都放着单飞，不是因为歪瓜裂枣难配相当，而是自恃才高相貌堂堂外加眼眶子太高，都有点挑花了眼。
生活中的故事有点像唱戏，铿铿锵锵，紧锣密鼓，先出场的往往是龙套，不管他们是怎样翻跟斗打把势舞枪弄棒，只要主角亮了相，龙套们便很快退下，自知没戏，别耍了，退后歇着，看人家的热闹吧。红星厂的龙套们就是那些愣头青，百般的殷勤献过了，发现常来库房的还有不动声色的李寅国和柴放，便自告了没趣，纷纷退下。愣头青们退出时还有愤愤的讥嘲与笑骂，说两朵鲜花，两泡牛粪，两只螺栓，两颗螺母，正配套，足够了。至于哪朵鲜花插在哪泡牛粪上，哪颗螺母配了哪只螺栓，那就等着瞧，管不了了。
确实管不了，谁也管不了，世上男女的情事，连老天爷都管不了，况且老天爷在安排天下万物时，还给男人输入了一道有病毒的程序，或日共同的弱点，好听的话叫喜欢漂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好听的话就是好色。比较起来，罗春芬肯定比张秋萍更打男人的眼，加上罗春芬还有让人感到一见如故的爽朗与热情，所以李寅国和柴放就都把主攻目标放在了罗春芬身上。李寅国来送电影票，有时是团市委发下来的，先进青年大联欢，有时又是厂团委组织的，李寅国一送就是两张，说你们两位春秋平分，都得去。罗春芬高兴地抓票在手，张秋萍却只是淡淡一笑，说谢谢了，我家里有事，不去了。柴放组织一车间的职工去郊游，借了两辆大客车，来请二位女士同行，说一车间的全体职工感谢二位对我们生产的全力保障和支持，务请捧场。罗春芬高兴地问，有野餐吗?没安排我可自带了!张秋萍仍是淡淡一笑，说你们好好儿玩吧，我确实离不开，抱歉了。一向温和平静的张秋萍什么看不明白呢，眼神说明一切，人家打主攻的时候不过没忘了佯攻掩护，自己去当那个灯泡又有什么意思。李寅国和柴放果然不再勉强，都是哈哈一笑，说那就下次，下次你再不赏光我们就表示强烈抗议了。
这就让打得一手好算盘的罗春芬心里好是为难了。她早把两个人的底细打听得一清二楚了。李寅国读完初三，在学校里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十八周岁当了兵，在部队里当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一路顺风顺水，两年前的一次训练中，一个新兵甩脱了手榴弹，危急时刻，李寅国扑上去，把新兵压在身下，自己却丢了两个脚指头。红星厂的军代表是李寅国所在团的政委，说缺了脚指头就不好带兵攀山越岭跋涉拉练了，那可是个好小伙儿，能文能武，让他转业，来咱厂当团委书记吧。当时青年团工作刚刚恢复，厂里正缺着这样一个人。柴放则读完了高一，老三届的学生们一股脑都下乡那一年，红星厂有了招工指标，派人去学校沙里淘金优中选精，既要根正苗红，又要精明强干。来厂这几年，柴放年轻轻便冲杀到主力车间副主任的位置上，可见是凤毛麟角，非比寻常。看眼下态势，李已是中层干部正职，据说相当于市里的正科级；柴是准中层，副科级。预料未来的发展，李可能是党委副书记进而书记，柴则可能是车间主任、副厂长再厂长，还需多走一个台阶，而且党是领导一切的，一样的飞上云天，柴却将永远给李当僚机做助手。
这样一比，谁更强势似乎就很明朗了，但李寅国还缺着两个脚指头呢，平时穿袜蹬靴，看不出来，但真要结婚了，不光住在一个屋檐下，还要同睡一张床，想视而不见都不行，那时闹心不闹心呀?这样一想一比较，罗春芬又拿不定主意了，拿不定主意的主意便是拖着，压跷跷板，平均使用力量，静待事态变化，好在理由也现成，年龄还小，国家号召晚婚，急什么呀!
偏偏天下男人又都是贱皮骨，含进嘴里的糖不一定甜，越吃不到嘴的东西才越要争。李寅国和柴放都不肯退却，都势在必得，那就不光是争取一个姑娘的芳心了，还是为脸面而战，为荣誉而战。当然，李柴二位战得都很绅士，不急不躁，四平八稳，即使有时两人同时出现在管库室，也是哈哈一笑，还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这样一来，就把同为才女兼淑女的张秋萍晾在一边了，好在张秋萍对发生在眼下的这一切好似浑然不觉，“来的都是客，铜壶煮三江”，好像台下的观众，不妒不恼地看着那三人之间的表演。
看不过眼去的是科室里的那些大姐们，而且年龄越大，她们越轻相貌而重才德，张秋萍的温良恭俭让她们由衷喜爱，而不断抢了她们势头的罗春芬则日渐被大姐们心里排斥。私下里，大姐们去捅李寅国的夹肢窝，也去跟柴放说悄悄话，说你们两个傻狍子呀，秋萍是多好的女孩子，人家那才叫雾里藏峰的真漂亮真才学呢，你们睁眼瞎，看不见呀?李寅国和柴放说，我们说张秋萍不好了吗?大姐们的嘴巴都很有节制，夸张秋萍好时，却从不说罗春芬不好，两个人追求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果难测，传出去了不得，况且小罗也确没什么可以公开贬损的不好。大姐们私下里再碰头，李寅国和柴放回应的话竟好像一起商量过，如出一个模具，这就除了摇头叹息，汽车上了水泥路，没辙了。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了近一年。市里办了一个青年干部学习班，号称小虎班，是跟省里的那个大虎班上行下效，仿办的，大虎班里的学员毕业后都提拔到了市地级的领导岗位上。平衡一下被打破，跷跷板不再起伏，因为李寅国去参加学习班了。很快有消息传来，说罗春芬和李寅国一起去看电影了，不是集体包场的电影，是个人买的票，只两人。那年月，男女青年去看电影，是一种象征，不亚于时下去宾馆开房。又传，罗春芬去市委党校看李寅国，两人还一起轧了马路。轧马路也是一种象征，而且上了层次，看电影还属隐秘，轧马路则是公开的了，相当于时下的未婚先孕鼓了肚皮。再有消息传来，这回是有证人的，而且信誓凿凿，说罗春芬去李寅国家串门了，带着四彩礼，李家留罗春芬吃了饭，李寅国的妈拿着罗春芬的相片向邻居们炫耀，说谁说我家虎子(李寅国的小名)挑花了眼，看，到底挑来一个可心的。这就是更高一级的象征了，相当于时下某些新娘新郎抱着孩子办婚礼。
红星厂的人几乎都当了评委，而且几乎有了一个共同的评判结果，厂储李寅国不是辩证法，不能一分为二，这回终于不再春秋平分，罗春芬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