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萍和罗春芬是1975年同一天进的红星机械厂。此前，两人都是插队知青，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一人在平原，另一人在山区，就像两条小鱼游荡在浩瀚的湖泊里，如果不是被不同的渔船和大网捕捞上来，又被送到同一个集市放进同一只大水盆里，两条鱼别说碰不到面，甚至难知彼此的存在。
红星厂是个不小的企业，好几千号人，同一批进厂的新职工有两三百，都是知青，都曾揣着大有作为的梦想，但几年过后，也都梦破心灰，巴不得早一分钟回到城市里来。
厂里没有立即将新工人分配到车间班组去，而是由人事部门办了学习班，对大家进行入厂教育，讲规章制度，讲工厂的优良传统，讲时事政治，还组织大家参加深挖洞的战备工程。那个学习班，其实叫培训班更准确，但当时伟大领袖有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所以不管什么班，便都叫成了学习班。大家心里都明白，学习是虚，考核是实。大姑娘小伙子们年龄相仿，学历相仿，经历相仿，装进档案袋里的贫下中农鉴定也都相仿，都是三忠于，四无限，都虚心接受过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不知差异怎么调兵遣将?那年月已讲走后门了，但不甚，还是微风，二三级，顶多三四级，私下里有小动作也遮遮掩掩，不似眼下狂飙猛烈明目张胆。所以年轻人都努力表现着，向着心中的目标，稳扎稳打地前进。车钳铣，没法比；铆电焊，凑合干；最倒霉的是翻砂，就像苦孩没爹妈。
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人事处贴出了告示，拟在新工人中选用两名管库员，只选女性，在学习班民主推荐的基础上公开竞聘，竞聘的内容是比赛拨打算盘的能力。这很公平，管钱管物嘛，当然要理账，相当于旧社会的账房先生，账房先生怎么可以长了带蹼的鸭鹅爪，不会打算盘呢。
女孩子们立刻闹腾了起来，就像半空中突然徐徐落下两枝饱满粗大的谷穗，笼中的鸟儿发现了，扑展开翅膀唧唧喳喳地呜叫，那谷穗偏又落到笼子边上，谁都望得到，却又一时谁也吃不进嘴巴。管库员的差事太让女孩子们眼热了，风吹有限，雨淋有限，工装服上的油污铁锈也有限，手里还多多少少有点权力，不是科室干部却不亚科室干部，就是一直干到退休，也足可让人无怨无悔。只是那拨打算盘的考试太刁钻，读书时虽学过，但也只是课堂上讲一讲雨过地皮湿，不是应考项目，谁也没把它正经当回事，日出了，风吹过，地皮上的那点湿潮劲儿很快雁过无痕。下乡后，给手上磨出老臌的是锄杠和镰刀把，当过生产队会计的有几个，但也多是男的，农民老大爷的重男轻女思想是打了地基，用了钢筋水泥的，比防原子弹的战备洞还埋得深筑得牢。可抱怨归抱怨，那几天，一到下班时间，大家就骑上车子飞快地往家跑，第二天再回厂里时，一个个的眼圈都黑黑的，有人嘴里还叨念着六去四进一，三下五去二。那是珠算口诀，都在临阵磨枪呢。
那几天，谁也没太注意张秋萍和罗春芬，两人似乎对当管库员都没抱多大希望，别人忙着背口诀拨算盘，她们却不闻不问，不急不躁，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